钱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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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镠(liú)(852-932年),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诗人。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钱镠在唐末跟随董昌镇压农民起义军,累迁至镇海节度使,后击败董昌,逐渐占据两浙十三州,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由于吴越国力弱小,又与邻近的吴、闽政权不和,只得依靠中原王朝,不断遣使进贡以求庇护。后唐明宗时,钱镠因惹怒枢密使安重诲,被削去官职。后明宗时,钱镠官职恢复。在位四十一年,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葬钱王陵。

  钱镠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文士荟萃,人才济济,文艺也著称于世。曾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由是田塘众多,土地膏腴,有“近泽知田美”之语。还鼓励扩大垦田,由是“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两浙百姓都称其为海龙王。据《十国春秋》记载,钱镠统一了吴越两浙以后,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修筑海塘,开拓海运,发展贸易,其功绩显著。

生平简介

  唐朝大中六年二月十六日(852年3月10日),钱镠生于临安县石镜乡大官山下的临水里钱坞垅。父亲钱宽,母亲水丘氏。一家以农耕打渔为生。

  传说钱镠出生时,红光满室,伴有兵马之声。父亲钱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欲将他弃于井中,被祖母拦阻。因此,钱镠得小名“婆留”(“阿婆留其命”之义),而这口井后来也被称为“婆留井”。钱镠自幼学武,擅长射箭、舞槊,又稍通图谶、纬书。长大后却不从事正当工作,以贩卖私盐为生。直至875年(乾符二年),浙江临安人钱镠23岁,投军入伍,跟随董昌征讨起义军,写下辉煌战绩,再后来便有了三代百年的吴越王国。

跟随董昌

征讨起义军

  875年(乾符二年),浙西镇遏使王郢拥兵作乱,石鉴镇将董昌招募乡勇平叛。钱镠应募投军,被董昌任命为偏将,随军平定王郢。878年(乾符五年),钱镠平定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人的叛乱,因功被授予石镜镇衙内知兵马使、镇海军右职。879年(乾符六年),黄巢起义军进犯临安。钱镠以少敌多,巧妙运用伏击和虚张声势等战术,阻吓了黄巢军的进攻,得到淮南节度使高骈的称赞。

  880年(广明元年),董昌联合杭州各县,组建八都兵(即临安县石镜都、余杭县清平都、于潜县于潜都、盐官县盐官都、新城县武安都、唐山县唐山都、富阳县富春都、龙泉县龙泉都),钱镠为临安石镜都副将。不久,高骈召董昌、钱镠前往广陵,并对诸将称赞钱镠道:“这个人将来一定能超越我。”后来,董昌见高骈没有平定起义军的想法,便返回杭州。高骈表奏董昌为杭州刺史,钱镠为都知兵马使、太子宾客。

屡战刘汉宏

  882年(中和二年),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矛盾激化,派遣其弟刘汉宥与都虞候辛约,进驻西陵(今萧山西北),欲吞并浙西。钱镠率八都兵渡江,火焚刘汉宥营寨,又攻破诸暨黄圭、萧山何肃的兵马。刘汉宏亲自督战,又被钱镠击溃,何肃、辛约等将战死,刘汉宏扮作屠夫逃走。884年(中和四年),唐僖宗以宦官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命董昌与刘汉宏罢兵和解。二人不肯奉诏,仍继续交战。刘汉宏派朱褒、韩公玫、施坚实等率水军屯驻望海。

  886年(光启二年),钱镠兵出平水,进屯丰山,攻破越州。刘汉宏败走台州(今临海),被台州刺史生擒献于钱镠。钱镠将刘汉宏斩首,并族灭其家。

割据两浙

占据杭州

  887年(光启三年),董昌被任命为越州观察使,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不久,毕师铎囚禁高骈,淮南道大乱。六合镇将徐约攻取苏州,润州(今镇江)守将周宝为其部属薛朗等驱逐。钱镠乘机迎回周宝,派兵攻占润州,俘杀薛朗,又派堂弟钱球击败徐约,被唐昭宗任命为杭州防御使。后来,杨行密占据淮南,夺取润州,钱镠也夺下苏州、常州。

  890年(龙纪二年),朝廷在越州设置威胜军,在杭州设置武胜军,并任命董昌为威胜军节度使、陇西郡王,钱镠为武胜军都团练使。钱镠占据杭州后,任用杜棱、阮结、顾全武、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人,势力逐渐壮大。

  893年(景福二年),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894年(乾宁元年),又加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讨平董昌

  895年(乾宁二年),董昌在越州自立为帝,国号大越罗平,改元顺天,并任命钱镠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镠写信劝董昌道:“与其关起门来当皇帝,不如当一个节度使,能得终身富贵!”董昌不听。钱镠率三千兵马到越州,亲自面见董昌,再次劝说。于是,董昌向朝廷请罪。朝廷念及董昌昔日功劳,欲赦免他的罪责,却被钱镠上表劝阻。同年,唐昭宗削除董昌官爵,并封钱镠为浙江东道招讨使、彭城郡王,令其讨伐董昌。董昌只得向淮南杨行密求救。896年(乾宁三年),杨行密派安仁义救援董昌。钱镠派顾全武进攻越州,斩杀崔温,击败徐珣、汤臼、袁邠等。不久,顾全武攻破越州,生擒董昌。董昌在押赴杭州途中,投江自杀。同年,唐昭宗改威胜军为镇东军,并任命钱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

  900年(光化三年),钱镠将镇海军移镇杭州。不久,唐昭宗加钱镠为检校太师,将他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上,并将他的家乡改为衣锦城。

徐许之乱

  902年(天复二年),钱镠被封为越王。不久,武勇都左右指挥使徐绾、许再思趁钱镠出巡之时,起兵叛乱,攻打杭州内城。钱镠归来后,偷偷潜入城中,派马绰、王荣、杜建徽等人分别防守各城门。顾全武道:“现在我们应该防备淮南,徐绾肯定会向淮南求救。我们若向杨行密求助,他肯定会同意的。”钱镠遂命顾全武前往广陵,又命儿子钱元璙随行。徐绾果然向杨行密部将宣州(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田頵求救。顾全武到广陵后,杨行密将女儿嫁给钱元璙,并命田頵回军。田頵将钱镠的儿子钱元瓘留为质子,而后返回宣州。

建国吴越

  904年(天佑元年),钱镠请求朝廷册封其为吴越王,朝廷没有同意。后来,在朱温的斡旋下,钱镠被改封为吴王。

  907年(开平元年),朱温废唐称帝,建立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吴越官员都劝钱镠不要接受梁朝册封,罗隐更认为应兴兵讨伐朱温。钱镠却认为不应该错过这个做孙权的机会,于是接受梁朝册封。908年(开平二年),朱温又加封钱镠为守中书令。909年(开平三年),钱镠又加守太保。

  911年(乾化元年),钱镠又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912年(乾化二年),郢王朱友圭弑父篡位,尊钱镠为尚父。

  915年(贞明元年),均王朱友贞发动政变,夺取帝位。916年(贞明二年),钱镠派安抚判官皮光业入贡中原,被加封为诸道兵马元帅。917年(贞明三年),朱友贞又加封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并准其设立元帅府。918年(贞明四年),淮南杨隆演夺取虔州,吴越入贡之路断绝,钱镠只得改由海路入贡。 此时,西川(前蜀)、淮南(南吴)、岭南(南汉)、福建(闽)等地统治者先后称帝,都劝钱镠据吴越称帝。钱镠笑道:“这些小子自己坐在炉炭中,还想把我也拉到上面。”钱镠虽然拒绝了他们的劝说,但各国君主仍然都像对父兄一样对待他。

  923年(龙德三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国王,设立百官,一切礼制皆按照皇帝的规格。不久,晋王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改元同光。钱镠又遣使进贡,并求取玉册。郭崇韬等人都极力反对,认为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玉册。最终,李存勖还是赐予钱镠玉册、金印。

晚年

  926年(天成元年),李嗣源即位,中原局势混乱,朝廷诏命难以到达吴越,钱镠改元宝正。929年(天成四年),后唐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韩玫回国后诬称道:“乌昭遇见到钱镠后,称其为殿下,并私下向钱镠透露国事。”枢密使安重诲与钱镠有旧怨,于是上奏朝廷,将乌昭遇斩首,并削除钱镠官爵,命其致仕。钱镠命儿子钱元瓘等人上表诉冤,但朝廷都没有理会。

  931年(长兴二年),李嗣源诛杀安重诲,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932年(长兴三年),钱镠病重,召集臣下托付后事并道:“我的儿子们都很愚蠢懦弱,只怕难以担当大任。我死后,请你们从中择贤而立。”臣下都推举钱元瓘,钱镠于是立钱元瓘为继承人。不久,钱镠去世,终年八十一岁。朝廷得知后,废朝七日,赐谥号武肃,并命工部侍郎杨凝式为其作神道碑文。934年(应顺元年),钱镠被葬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

评价

  《吴越备史》对钱镠评价非常高:

  王少时,侗傥有大度,志气雄杰,机谋沉远,善用长槊大弩,又能书写,甚得体要。有知人之鉴,及通图纬之学,每处众中,而形神有余。纯孝之道禀于天性,每春秋荐享,必呜咽流涕。

  王挺命世之才,属艰难之运,奋臂起义,所向披靡。以寡敌众,黄巢不犯其封;仗顺伐逆,汉宏至于授首。诛逐帅之薛朗,遂申属郡之礼;平作伪之董昌,不违本朝之命。加以御淮戎以耀威,奉梁室而示略,回江山之深险,致都邑之宏丽,七德克备,五福是臻。故八辅地图,三授天册,总四海之戎柄,为一人之父师,威名赫然,霸业隆矣。然后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文台崛起于江东,玄德雄据于巴右,比之全德,固不足同年而语哉!

  《旧五代史》认为钱镠不是节俭之人,但还是承认钱镠的功绩:

  镠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庀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镠学书,好吟咏。……镠虽季年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庄宗中兴已来,每来扬帆越海,贡奉无阙,故中朝亦以此善之。[55] 自唐末乱离,海内分割,荆、湖、江、浙,各据一方,翼子诒孙,多历年所。夫如是者何也?盖值诸夏多艰,王风不竞故也。洎皇宋之抚运也,因朗、陵之肇乱,命王师以遄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瑶琨筱□,咸遵作贡之文;江、汉、雎、章,尽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盖属大统有归,人寰允洽故也。惟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矣。

  《新五代史》认为钱镠严刑酷法,对百姓非常苛刻,对其评价很低:

  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

  盖其兴也,非有功德渐积之勤,而黥髡盗贩,倔起于王侯,而人亦乐为之传欤?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又岂皆然欤?是皆无所得而推欤?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

  后世一般对钱氏评价较高:

  〔宋〕赵抃:时维五纪乱何如?史册闲观亦皱眉。是地却逢钱节度,民间无事看花嬉!

  〔宋〕苏轼:① 晔如神人。② 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孓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百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宋〕米芾:一方慈父。

  〔宋〕岳飞:圣贤豪杰。

  〔宋〕文天祥:武足以安民定乱,文足以佐理经邦,实有大臣贤者之风。阅其谢表、八训、遗嘱及致董昌之札,并覆邗江杨氏之信,义正词严,凛不可犯。一片忠君爱民之诚,流露于翰墨间。奄有十三州、一军,可谓兵强国富矣!而犹贡献相望于道,四十余年如一日,克守臣节…洵堪为百世之模范。钱王之功德可为大矣!

  〔明〕朱国桢:钱立国,置营田数千人于松江,辟土而耕,…民老死无他缠累,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

  〔明〕冯梦龙:用人如韩滉、钱鏐,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清〕乾隆帝:① 三世五王爵,同堂秩有伦,对朝旅故里,白水识其人,子孙仪刑永,春秋俎豆新,苏碑余腕力,亦敌弩千钧。② 钱王有兴王定霸之才,追溯生平,开门节度,独能缮牧圉,修塘场,大利说农桑,综十四州齐萌,至今受赐;抱保境安民之志,流传佳话,衣锦故乡,允宜崇庙堂,明飨祀,威灵弥海宇,诵千余年往史,私淑在兹。

钱镠家规

  钱氏家规由“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三部分组成。“武肃王八训”是武肃王钱镠于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正月亲自订立。家训以晋代以来大族衰亡为鉴,“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体现了“金书铁券”的免死牌下的严格家教。钱镠辞世前又作十条“遗训”晓谕子孙。而《钱氏家训》,传为忠懿王钱弘俶总结“起居录”所作,经后人不断完善,成为一部饱含修身处世智慧的治家宝典。《家训》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篇章,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是钱氏家族的珍贵历史遗产,也是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的传家宝。

王钱镠先世考

  吴越王钱镠的先世,主要记载在这样几种材料里:一是唐杨凝式《大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昊越国王谥武肃神道碑》(《全唐文》卷八百五十八,以下简称“杨《碑》”),二是罗隐《钱氏大宗谱列传》(《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七,以下简称“罗《传》”),三是钱俨(钱镠之孙,吴越文穆王第十四子)所撰《吴越备史》(以下简称“《备史》”)。这几种都是原始的、具有权威性的材料,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杨《碑》与《备史》,都记载钱镠为唐武德中陪葬功臣巢国公钱九陇的八世孙;而在罗《传》所记载的从东汉钱让以来完整的钱氏世系中,并没有透露任何的关于钱九陇为钱镠直系祖先的信息,而在钱镠八代祖的位置另列“钱元修”一人,其事迹也与九陇毫不相干。关于这个问题,2002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二章中《钱镠的先世》一节中,有较为详细的考辨。其基本结论是以罗《传》为信实,认为杨《碑》、《备史》所说的钱九陇为钱镠八世祖的说法不可信。

  吴越钱氏先世统系,不仅在现在是一个需要考证的学术问题,即在当时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准确地说,它是随着钱镠功业日趋盛烈而出现的问题,而又与昊越国和中原各代王朝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联系着。钱镠出身于平民之家,虽然也可能家藏谱碟,但于先世问题,并无特别寻讨、宣示之必要。但随着霸业日成,他的慎终追远、光宗耀祖的宗族意识日趋强烈。而在实际的制度上,在他“封两国之荣”(即封为吴越王)之后,朝廷“准敕书建制私庙,昭三代追祟之盛,耀祖先赠典之荣”。此时,先世统系的论定,就成了吴越国早期的一件重要的工作。但是,最早提出他的家族先世问题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唐王朝派来的一位姓周的监军使者。乾宁二年(895),董昌谋反称帝,唐昭宗封钱镠为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使。钱镠灭董氏后,移镇越州,拜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这时朝廷派来监军使者。钱镠为其建“监军使院”,并命文士吴蜕作《镇东军监军使院记》。记中不仅颂扬钱镠本人的功业,而且记载了监军使者周氏对钱氏家族忠义传统的赞颂之语:

  汝南公尝从容谓左右曰:“当今海内竭忠诚、著实效于国者,其吴越之邦乎?抑有由也。昔武德初巢国公为佐命功臣,逮今二百八十载,其裔孙复为定乱安国功臣,岂偶然哉?”在我朝之创业,有巢国公佐焉;其中兴也,有彭城王辅焉。所谓世济其美,代不乏贤。仲尼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此之谓乎!汝南公深识而远虑,博古而该今,皆此类也。夫如是,岂止护强军、宣帝命而已?是将入辅宸极,致君尧舜,外有彭城王之纠率群后,尊奖王室,海内欲求不治,其可得乎!

  “汝南公”将钱镠说成是巢国公钱九陇的裔孙,完全是他个人的说法,事先并没有从钱镠这里得到印证。吴蜕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引述了他的话后,加上“汝南公深识而远虑,博古而该今,皆此类也”这样一个按语。实在妙得很!所谓“博古”是指他了解钱九陇的事迹及其与钱镠的关系,这样说的意思,差不多是说汝南公在钱镠先世问题上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试想如果钱镠真为九陇之直系,那就是当事人很清楚的一件事,汝南公何“博古”之有?吴蜕并且进一步诠释其意,强调“汝南公”之所以将钱镠派做九陇的裔孙,完全是一种政治的用意,是督励吴越钱氏对于唐帝国的忠义之心。至于钱镠是否真的是九陇的裔孙,这是无关紧要的。并且裔孙并不一定是直接的世系,即使九陇并非吴越钱氏的直系祖先,只要是同宗同族,仍然可以说是裔孙。何况钱氏是一个少数姓族,同姓即可视为同族。所以这简直是很妙的一种说法,使吴越钱氏无置喙之地。无怪乎吴蜕如此赞扬其说。钱镠及其家族,对于这种说法,到底作出什么样的反映,现在难以推知。一种情况是钱镠自己在未做深考时,对此说法也将信将疑。毕竟是二百八十年前的一位祖先,在平常人家,如果不是家谱记载完整,是没有多少印象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知道是牵强附会,但因为政治的目的,也很难反驳,甚至在霸业初起之时,本来出身“田渔之家”的吴越钱氏,得到了这样一位唐帝国的开国功臣做祖先,其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实在不会少。有多少平民出身的勋贵千方百计为自己攀一位显赫的远祖。现在来自一位权威的“博古”的天子近臣的派定,何乐而不为?钱镠在此后不久所作的《钱氏九州庙碑记》中自述家族传统,也说“三季之前,两汉之际,轩冕勋业,翚映士林,祖德家声,迄于唐史。”(《全唐文》卷一百三十)钱氏在唐史中有显赫的表现的,也只一个钱九陇。可以说钱镠在述家史的时候,含含混混地将九陇带上一笔,至少承认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但这位“汝南公”的心血来潮之词,大大地增加后来吴越钱氏确定先世统系的复杂性。

  当然,上面这些推论,都是以钱九陇确非钱镠先世为前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确定地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呢?最重要的理由是,在此后吴越宾僚著名诗人罗隐所做的《钱氏大宗谱列传》(《全唐文》卷八百九十七)中,无论是钱镠的直系祖先还是旁系祖先中,根本找不到九陇的影子。而这部列传,正是钱镠作的序,当然完全是经过他本人的审定的。其原始材料,当然也是由钱氏家族提供的谱碟,罗隐只是把笔撰述而已;当然也会在钱镠的授意下进行虚构、附会。按照《钱氏大宗谱列传》,钱镠的先世是这样的:

  钱林(下郑乌程长)——?——?——?——?——钱冲——钱让(富春侯,四子承、京、晟、耽)——钱京(高密侯,生子徊、宝、毓、化、觉)——钱宝(司马,生二子示典、睦)——钱睦(侍郎,生二子秀、裔)——钱秀(太常,生二子广、恩) ——钱(永安侯,生四子维、弥、智绍、继)——钱弥(预宁侯,生四子玮、基、纂、道济) ——钱玮(安远将军,生五子元孙、谘询、修道、兴德、兴道)——钱兴德(关内侯,生三子安仁、伯仁、法全)——钱伯仁(临川王,生五子肃之、乐之、邕之、敬之、和之,一女适同郡陈文赞,为陈霸先母)——钱肃之(全威将军,生二子道始、道震)——钱道始(开国伯,生六子纂、善明、望达、吉儿、智远、智昌)——钱智昌(绥安侯,生二子瓛、琎)——钱瓛(开国子,生三子元修、元裕、元师)——钱元修(高平太守、扬威将军,生二子孝憬、孝本)——钱孝憬(富春会,生七子师宝、立义、立璀、立碗、师庆、师整、师道)——钱师宝(生二子仁哲、仁昉)——钱仁昉(生三子硕崇、崇琛、硕亶)——钱硕亶(生三子湛、滉、沛)——钱沛——钱宙——钱宽——钱镠

  这部《钱氏大宗谱列传》的世系排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为信史,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钱镠自称“总戎之暇,考阅谱牒之详,乃命区分,别为卷轴”(《大宗谱序》),可见是在公私所藏旧谱基础上编定的。钱氏实为江南望族,当然会有较完整的谱碟保存,《钱氏大宗谱列传·钱元修》记载:“(贞观)七年,诏天下贡民氏族源流,公录家谱诣郡,与沈怀远等数家连保。”可证其家原藏旧谱。所以,上述世系排定,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距离钱镠最近的几代,应该是可信的。如果钱九陇为钱镠八世祖,他就应该出现在钱元修的位置,亦即九陇即元修。但这是不可能的。《旧唐书》卷五十七“钱九陇传”:

  钱九陇,本晋陵人也。父在陈为境上所获,没为皇家隶人。九陇善骑射,高祖信爱之,常置左右。义兵起,以军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及克京城,拜左监门郎将。从平薛仁杲、刘武周,以前后战功累授右武卫将军。其后从太宗擒窦建德,平王世充;从隐太子讨刘黑闼于魏州,力战破贼,策勋为最。累封郇国公,仍以本官为苑游将军。贞观初,出为眉州刺史,再迁右监门大将军。十二年,改封巢国公,加食庐州实封六百户。寻卒,赠左武卫大将军、潭州都替,谥曰勇,陪葬献陵。

  《新唐书·钱九陇传》还有这样的记载:

  钱九陇,字永业,湖州长城人。父文疆,为吴明彻裨将,与明彻俱致彭城,入隋,以罪没为奴,故九陇事唐公。

  《钱氏大宗谱列传·扬威将军钱公列传》记载钱元修于“唐贞观五年,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唐永徽二年,陈硕真谋逆,朝廷诏邻道讨之。吴兴郡守李杭辟公议事,公遂请兵击寇,剿其余党。郡守奏其功,拜高平太守,扬威将军”。其事迹与钱九陇毫无相似之处。

  钱镠虽然没有明言钱九陇非其先祖,但在正式编定先世统系时,并没有曲就时论,冒承九陇一系。在霸业初定后,钱镠对自己的家世作了一番研究,并且有所考订,命罗隐作《钱氏大宗谱列传》。此时正值梁唐之际,而罗隐《钱氏大宗谱列传》的最后编定,则已是在朱梁时代。此时钱镠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因政治的原因而考虑是否曲就汝南公等人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李淇代表朱梁朝廷作的《吴越王钱公生祠堂碑》(《全唐文》卷八百四十七),在叙述武肃王先世时,也没有提到九陇。其文云:

  公名镠,字具美,其先本彭城人也,缅维英绪,实肇遐源,或标举精神,擅表仪于晋魏,或元通梦想,冠雄勇于齐梁,遗烈俱存,宏源遂广,大王父讳沛……。

  朱梁王朝篡唐而立,当然没有必要承袭本来就是反映唐王朝立场的九陇为吴越王祖先之说。与之相对,此后的后唐杨凝式《大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谥武肃神道碑》(《全唐文》卷八百五十八)中却仍承九陇为武肃王的祖先之说,并且明确说是他的八世孙:

  王姓钱氏,讳镠,字具美,杭州安国人。其先出自黄帝,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九陇之八代孙。

  这是因为后唐自认为是唐之后续王朝,所以杨凝式《神道碑》这样说,与汝南公的说法,是出于同样的政治意图。但从最早“汝南公”笼统地说钱镠为九陇裔孙,到此时杨《碑》明确地说是巢国公八代孙。这又是依据什么呢?这里很可能是钱镠或其子孙,也曾经接受过这一说法,并且按照历史的时间的距离,将九陇排在八世祖的地位。还有另一份类似的材料,即后晋时和凝所作《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碑铭》(《全唐文》卷八百五十九),则又是另一种叙述方式:

  钱氏之系,按《氏族广类》、《风俗通》曰:周礼有钱府上士之官,其后氏焉。《晋史》有钱凤,《宋史》有钱乐之,《陈史》有钱道戢,前朝有配飨功巨巢公钱九陇,近则有翰林学士右丞钱起,光前映后,皆见信史;列派分枝,焉为著姓。曾祖宙……

  虽提到钱凤、钱乐之、前朝配享功臣巢公钱九陇、翰林学士右垂钱起,但并不派作直系,只是泛论历代钱氏人物,赞其为显姓望族,这无疑是对上述两者的一个折衷。从这条材料也可证,钱九陇并非钱镠的八世祖。

  小结:钱九陇并非钱镠先祖,由于一种政治的意图,他们被拉到一起,却想不到从此给吴越钱氏确定先世统系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们从来没有公开否认过。但又通过考订宗谱世系这样一种方法来含蓄地否定。但有时他们似乎也利用过这一原本是别人送过来的冒牌的祖先。至于钱俨的《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姓钱氏,讳镠,字具美,杭州安国县人。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九陇之八代孙。”与杨凝式《碑》文一致,正是他在修史时参考了杨《碑》。但为何没有参考《钱氏大宗谱列传》呢?还是虽然知道而不愿意承认?看来钱镠订正先世以示否定九陇为其先祖的意图,其后世的子孙并没有领会。

  《吴越备史》、杨《碑》关于钱氏先世的说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后来的钱氏宗谱,这个问题尚待全面调查。宋初钱惟演向朝廷进呈的《钱氏庆系谱》,据有关资料记载,完全是按照钱镠主持修订的《大宗谱》而编的。后来钱氏宗谱的主流,大抵还是以《大宗谱》为依据的。但据何勇强先生《钱氏吴越国史论稿》一书征引的《上虞通明钱氏宗谱》,也注意到八代祖钱元修与钱九陇难以统一的矛盾。而《临水钱氏宗谱·世系图》则将巢国公钱九龙(陇)列为八世祖之兄,以调和这一矛盾[5]。可见《备史》、杨《碑》的说法,对后世的一些钱氏宗谱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两说之分歧,可以说是历来钱氏宗谱修撰中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宋代的钱镠后裔中,可能也有不少支系将九陇派做直系祖先。如南宋学者、《二十五史补编》中《补汉兵志》的作者钱文子本为浙江乐清人,可是他在为史容的《山谷外集注》所作的序文,却署“晋陵钱文子序”。晋陵即今江苏常州,唐为郡。文子的祖先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从钱塘迁人浙江乐清,为吴越钱氏后裔。钱姓郡望向署彭城,与晋陵并无关系。又清施元孚《白石山志》所载卢祖皋(钱文子婿)所写的《钱文子圹志》云:“钱氏其先居晋陵,后徙钱塘。五世祖尚端州司理参军自钱塘行徙温之乐清。”又钱文子的族子钱木之,为朱熹门人,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二十八“沧州诸儒学案补遗”:“钱先生木之”条据朱彝尊《经义考》:“钱木之,字子升,晋陵人,朱子授《诗》、《易》、《礼》弟子。梓材谨案:温州旧志于永嘉林景文传称先生为同郡,则本邑人。”钱木之为温州人,是无疑的,而朱彝尊《经义考》称其为晋陵人,实际上为郡望。卢祖皋说“钱氏其先居晋陵”,当然是指吴越钱氏的先世是居住在晋陵的。但事实上,钱镠的祖先,世居长兴(唐时称长城),至其七世祖钱孝憬移居临安石镜里的。所以虽然晋陵亦为钱氏聚居地,但与吴越钱氏一支并无关涉。但钱文子、钱木之竟然以晋陵为郡望,甚至认为吴越先世是从晋陵移居钱塘。对此笔者曾经久思不解。现在看来,关键还是在于钱九陇,《旧唐书·钱九陇》说“钱九陇,本晋陵人”。所谓“钱氏其先居晋陵”的说法,即来自此。如果我的这一结论成立,则钱文子、木之等吴越钱氏后裔,都接受《备史》、杨《碑》关于九陇为武肃八世祖的说法。

  吴蜕《镇东军监军使院记》、杨凝式《大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谥武肃神道碑》、李淇《吴越王钱公生祠堂碑》等文章,都将钱镠的霸业功勋与钱氏家族的功业传统联系起来,这当然是向来歌功颂德文章的套式。钱镠本人在霸业初成时,其家族意识也日趋强烈:

  念予远承祖派,绍袭宗风,爰自幼年,志攻学术,属世道之屯否,愤豪猾之僭昏。掷笔砚于天目之山,练干戈于钱塘之城。推赤民而效顺,仗一剑以除奸。(《大宗谱序》) 我钱氏实黄帝之苗,彭祖之裔。三季之前,两汉之际,轩冕勋业,翚映士林。祖德家声,迄于唐史。(《全唐文》卷一百三十《钱氏九州庙碑记》)

  历来认为钱镠为乘时而起的草莽英雄,他的父亲在钱镠衣锦还乡时,也说“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贵达如此”(《旧五代史·世袭列传第二》)。《新唐书·吴越世家》也说钱镠“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产,以贩盐为盗”。但据他自己的自述,并非完全赤贫无根,早年还曾从事“学术”。另外,《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等史籍,都记载钱镠早年与临安县录事钟起诸子游,豫章人善相术者因见斗牛间的王气而来到临安,结果发现钱镠就是他预言的贵相之人:

  术者过起家,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乃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

  这件事,自然不能全认作是史实。但钱镠既是有作为的英雄,其早年仪表、气度、行事,自有迥异常人之处,故而被某些术者所预言。这样的事,并非完全虚构。从钟起呼其为“钱生”可知,他的基本身份,应该还是一个读书人。这点从钱镠后来能够创作比较文雅的诗歌也能证明。其早年纵有“贩盐为盗”之行径,也是乱世落拓士子之不羁、铤而走险之行。所以,钱镠的家世,应该是一个衰落了、至其父祖之辈沦为平人的破落户。钱宽说“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贵达如此”,也只是指其家近世各代的情况,并且所为“田渔为事”也只是说非仕宦之家,并非真的是下地种田的农夫、下河打鱼的渔夫。罗隐《钱氏大宗谱列传》记载,钱镠直系祖先,从钱让到钱元修,都是有功名官位的。从移居临安的钱孝憬至钱宽六辈人,则俱为平人。钱宙指的恐怕就是这种情况。又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碑》说他起兵时,“大散家财,广招勇士”(《全唐文》卷八九七),李淇《吴越王钱公生祠堂碑》,也说他“散家财以养士,训父子以为军”。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准确地判定钱镠的家庭背景。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移居临安至第七世的钱镠,其家族虽已破落、沦为平人,但在地方上,仍然是一个有一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的家族。于此,我们要研究吴越之前钱氏家族作为江南望族强宗的历史背景。

  根据罗隐《钱氏大宗谱列传》,寻找钱氏先世居住地,是这样的情况:钱氏原本居住北方,至钱让为富春侯,迁移到南方,所以武肃王《大宗谱序》说“让公为过江之祖”。又有说是钱林字元茂,西汉平帝时官乌程长,王莽篡汉,弃官不仕,于公元5年由下邳渡江至长兴平望乡隐居,是为钱氏渡江之祖。如此说可靠,则武肃“让公为过江之祖”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按钱林为钱让八世祖[8],钱让被封富春侯,可能是就其祖居之地而封的。我们知道,我国北方姓族的大量迁移南方的第一个移民高峰在晋末,钱氏的过江之祖不管是西汉平帝时的钱林,还是东汉桓帝时的钱让,都算是很早迁移人南方的一支。在东晋南朝时期,相对于此期南迁的北方门阀姓族来说,可以说是土著望族。在南朝的政治舞台上,钱氏作为土著望族,其势力范围,主要在浙江的吴兴、嘉兴、杭越这一线上。武肃《钱氏九州庙记》中所说九座梁陈时期钱氏古庙,正说明钱氏在南北朝后期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杨凝式《神道碑》说钱氏“乃江南之大姓,固海内之强族”,正是恰当的评价。而《钱氏大宗谱传·钱伯仁传》中说到郡守柳浑推举钱伯仁的事:“(梁)天监三年,诏举世家勋德之士,郡守柳浑表称钱氏为望族,自汉以来,公侯令使之贵,名联勋策,文献足征。矧其先世富春侯让图像郡祠,民今犹怀之。”可见以长兴为核心的钱氏家族,因为其移居南方较早而成为“海内强族”。虽然他们不可能一直进入政治中心在朝中占据高位,但在地方的政治舞台上,却一直是扮演着“强族”、“望族”的角色。一直到了唐代,钱氏在当地都还是一个重要的氏族,《钱氏大宗谱列传·钱元修》记载:“(贞观)七年,诏天下贡民氏族源流,公录家谱诣郡,与沈怀远等数家连保。”吴兴沈氏是江南望族,南朝时为“武力强宗”。钱氏在吴兴一带的地位,实与沈氏相近,为对地方的治保起着举足轻重之作用的几个大族之一。根据中古时代的政治情况,这种地方的“强族”,是朝廷与地方官府都要给予足够重视的。尤其当地方发生政治、军事危机,他们就能利用望族资源,乘时而起。最突出的就是陈代,以钱道戢为代表一批钱氏家族人员,由于与陈朝皇室三度联姻并积极参予政治、军事的活动,而成为显赫的家族。又如《钱元修传》记载,元修本为博士员,当陈硕真之乱时,郡守李杭辟其为“议事”,参与平定叛乱,而被封太守。钱氏家族中钱孝憬一支,得以移居临安,也说明其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样说来,《钱氏大宗谱传》所记载的从钱让到钱元修各代勋名仕历,虽然不无增饰润色之嫌疑,不得视为信史,但也不可能全出编造。钱氏家族在临安,当然不像在长兴那样显赫。但是临安县为钱氏遗庙九所,当地称为“钱氏九州庙”,虽然连钱镠也感叹“年代寖远,铭记不存”(《钱氏九州庙碑记》),但钱氏在临安地方的原有影响,显然可知。《钱氏大宗谱列传》中说钱孝憬相地安家之原因,也说到“九州之庙貌俨然”,似乎也考虑钱氏家族在临安一带的旧有影响。《新五代史》记载钱镠少时之事说:“临安里中有大木,镠幼时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指魔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惮之。”(《新五代史·吴越世家》)《旧五代史》也说他“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旧五代史·世袭列传第二》)。如此,则家族作为地方强宗的传统及九州遗庙的影响,不能不视为促使英雄武侠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某种意义上讲,钱镠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应时而起,与董昌等人建八都,保境安民,与上述钱氏家族的历史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在吴越国兴起之前,钱氏最辉煌的时期,实在不是九陇封为巢国公的唐初,而是梁代之际。在先祖中,钱镠对东汉时封为富春侯的钱让尤其崇仰。钱镠在《大宗谱序》及《钱氏九州庙记》(《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中追溯先世,所提到的显赫的祖先,除黄帝、彭祖、钱府上士彭孚之外,就是东汉钱让,及钱让的第十四代孙钱逵及其九子(临安钱氏九州庙的九位庙主),其中对钱让最为崇仰,“常阅家谍,至让公未尝不执卷移时,恍若神会”,显然将他作为祖先中一个英雄偶像来景仰的。这实在是钱氏发展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武肃对于这些家族历史,作了一番研究后,有极光荣的感觉,这对激发他的事业心是起了作用的。相比之下,钱九陇的这番功勋,实在不算什么,而且九陇父亲在陈为境上所获,没为皇家隶人,虽然后来九陇功名显赫,但也不能消除这种出身之卑下。所以钱镠实不愿意被人强派作九陇嫡系,而一再宣扬远祖钱让及齐梁之际钱逵等人的功勋,亦深知此为钱氏最为发迹的时期。

诗三首(《全唐诗》录)

全唐诗》收录其诗作3首(含句一)。

巡衣锦军制还乡歌
全唐诗第008卷第030首

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
功成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
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
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没了期歌
全唐诗第008卷第031首

没了期,没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
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


全唐诗第008卷第032首

须将一片地,付与有心人。
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
传语龙王并水府,钱塘借与筑钱城。


参考文献

  • 《吴越备史》,旧作范坰、林禹著,实为钱俨著,而托名范、林。详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记类”《吴越备史》一条。
  • 钱镠《大宗谱序》,载《全唐文》卷一百三十。
  • 临安钱镠研究会编《钱镠研究》第十二辑载钱伟疆《武肃王<钱氏大宗谱>源流考》。
  • 《钱氏吴越国史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