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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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惺(1574—1624),明代文学家。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曾任工部主事,后官至福建提学佥事。又辞官归家,晚年入寺院。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他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和《古诗归》(见《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

钟惺诗文主张有三。

其一:反对拟古文风。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指出“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钟惺《诗归序》)。他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

其二: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或“灵心”)。这种“性灵”或“灵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即要在古人诗词的精神中去寻求性灵。但是,他认为这种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

其三: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明史·文苑传》载:“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钟惺认为公安派末端文风“里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但他却走入了另一形式主义极端,往往只顾及字句,忘却篇章,追求奇字险韵,造成一种艰涩隐晦的风格,以致有些诗句语意不畅,令人费解,如“树无黄一叶,云有白孤村”(《昼泊》)等。钟、谭以这种主张为标准评选《诗归》。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恮》,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况。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总之,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禁书,诋毁排击甚烈。

钟惺著作有《隐秀轩集》,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35卷。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诗经图史合考》20卷,《毛诗解》(无卷数),《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钟惺与谭元春合编《诗归》51卷,其中古诗15卷,唐诗36卷。又有《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等。又与谭元春合编《明诗归》10卷,补遗1卷;合评《诗删》10卷。此外尚有署名钟惺评点、批注演义小说,一般认为多系别人伪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