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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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989~1052年),北宋名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祖籍邠州(今陕西彬县)。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有敢言之名,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庆历三年(1043)召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上疏条陈十事,建议改革吏治,裁汰冗滥,选贤任能,并论减徭役、厚农桑、修武备等事。这些建议大都被宋仁宗采纳,陆续施行。史称庆历新政。但因新政损害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被诬为“朋党”。庆历五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邓州(今河南邓县)、杭州、青州等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史称“范文正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华经典诵读·学生必背与诵读古诗词》作者简介

  范仲淹(989—1052年),北宋名臣,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宝元三年(1040年)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推行新政,兴修水利,为夏竦等中伤,罢政,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后在赴颍州途中病死。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史称“范文正公”。工诗文,晚年所作《岳阳楼记》最为传诵。有《范文正公集》。

生平简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北宋名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祖籍邠州(今陕西彬县)。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监泰州西溪镇盐仓,请筑捍海堤,长数百里,后人称为范公堤。景祐二年(1035),权知开封府,有敢言之名。在朝极言人主当注意用贤才,不可委臣下以用人的权力,为百官所图,以为用人应各当其才;又以为洛阳险固,应逐渐充实储备。因反对宰相吕夷简擅权,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宋西夏开战后,任陕西帅臣,曾分延州兵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训练,量敌众寡出战。西夏人说他“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在陕西数年,筑青涧、大顺城,修复胡卢、细腰等砦;开营田,羌族归业者数万户,边防赖以巩固。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召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上疏条陈10事,建议改革吏治,裁汰冗滥,选贤任能,并论减徭役、厚农桑、修武备等事。这些建议大都被宋仁宗采纳,陆续施行。史称庆历新政。但因新政损害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被诬为“朋党”。庆历五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邓州(今河南邓县)、杭州、青州等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史称“范文正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丁丑日(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4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

  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南京应天府。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境开支。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固守郦延,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归附(时羌族为元昊向导,为其所用),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二月,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 范仲淹为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调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仁宗亲书“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据《宋史》载,范仲淹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 [175] 北宋有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南宋时有乾道刻递修本、范氏家塾岁寒堂刻本,皆二十卷。

主要成就[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政治[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地方治绩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军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文学[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散文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圆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教育[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书法[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后世纪念[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墓葬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条目[编辑 | 编辑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