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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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苏洵子、苏辙兄。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累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颖州等。元丰三年(1080年)以谤新法贬谪黄州。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宋徽宗立,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博学多才,善文,工诗词,书画俱佳。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中华经典诵读·学生必背与诵读古诗词》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苏洵子、苏辙兄。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嘉祐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历州郡多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

生平简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苏轼 画像

  苏轼出生在一个三世皆不显赫的家庭。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六年,应制科试,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1065)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二月召试秘阁,直史馆。三年四月,苏洵卒,返蜀居丧。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四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通判杭州,继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七月以其诗文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数月后获释,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七年,诏移汝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后,起知登州。到官五日,被召还朝。元祐中,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因遭新旧两党夹击,其间曾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1094),坐讥刺神宗责贬惠州、儋州。徽宗即位,遇赦北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事迹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宋史》卷三三八本传等。宋王宗稷、施宿分别编有《东坡先生年谱》,清查慎行编有《东坡先生年表》,王文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今人孔凡礼有《苏轼年谱》。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号“文忠”。

思想[编辑 | 编辑源代码]

  他深受佛老思想影响,但其思想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毕生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他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苏氏易传》一书中,其书“多切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既反对守旧派的因循守旧,又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提出他自认为符合中庸之道的革新主张。他既具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又用老庄“万物齐一”和佛教“万物皆幻”的思想安慰麻醉自己,以忘记和解脱现实的痛苦。在文学上,他好以禅说诗,认为诗法与佛法相通;其作品笔力纵横,富有庄子的浪漫主义精神,有些作品也含有虚无消极的色彩。

文学艺术成就[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诗、词、散文等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文艺理论[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苏轼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许多诗文、笔记、书信、序跋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文艺思想,构成了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他主张文章应“有意而言”(《策论·总叙》),诗文当“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治病(《凫绎先生文集叙》引苏洵语)。他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主张“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其二》),提倡“不能自已而作”(《南行前集叙》)。他不满足于形似,推崇在形似基础上的神似。他十分重视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创作过程有完整的论述,提出了“胸有成竹”、“得心应手”、“营度经岁”、“须臾而成”等理论(《书蒲永昇画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他反对艰涩雕琢的文风,提倡平易自然,辞理精确,“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苏轼的自成体系、充满生气的文艺思想,为北宋乃至整个宋代的文艺理论增添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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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诗存2,700余首。苏辙曾对苏诗作过最简略精当的概括:“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诗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写有不少“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的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其诗境界开阔,或写景记游,或谈玄说理,或应酬游戏,或论诗题画,或品评书法,或记梦赋物,或忆人咏史,或拟古追和,几乎无所不包,应有尽有。苏诗以明快直露为特征,接近于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想象丰富,奇趣横生,在他的笔下,海棠知睡,牡丹害羞,龟鱼识声,风解人意。今人钱钟书把苏轼看作唯一能与李白相提并论的浪漫主义诗人。苏诗受韩愈影响,喜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笔力雄健,纵横驰骋,议论英发,见解独到,耐人寻味。苏轼博学,长于用典使事,博观约取,信手拈来,自然贴切,不露痕迹。苏诗尤长于比喻,新颖诙谐,出奇制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石鼓歌》、《百步洪》、《读孟郊诗二首》,都以博喻见长。苏诗各体兼备,尤长于古体和七言歌行。苏轼主张“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书》)。苏诗的创作道路,恰好经历了一个由“峥嵘”到“平淡”的发展过程。他晚年的和陶诗,具有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意度高远、气韵清新、语言净洁的特点,表面散缓不收,反复咀嚼,则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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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词今存约360首,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黄州所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怀古伤今,苍凉悲壮,慷慨激昂,是豪放词的千古名篇。他还发展了婉约词,扩大了婉约词的题材,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以清旷明净、造意深远为特色,与传统婉约派词的浓艳细腻异趣。他成功地创作了一些咏物词,如咏孤鸿的〔卜算子〕、咏杨花的〔水龙吟〕、咏石榴的〔贺新郎〕,语意高妙,含蓄蕴藉,情致缠绵,意味深长。他的多数言情词往往用淳朴无华的语言,抒写真挚热烈的爱情,如《江城子·记梦》、〔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洞仙歌〕“冰肌玉骨”等。他的〔浣溪沙〕五首,描写农村生产和生活,刻画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农村人物形象,是词史上最早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正如刘熙载所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曲概》)苏词冲破了所谓“诗庄词媚”、“诗述志、词言情”的藩篱,使词摆脱了附属于音乐的地位,把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他精通词律,但又敢于不受词律约束,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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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品:《赤壁赋》,绢本,24.57cm×251cm

  苏文今存4,000余篇,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标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他的文章往往信笔书意,自然圆畅,挥洒自如,有意而言,意尽言止,毫无斧凿之痕;思路开阔,文如泉涌,千变万化,姿态横生;气势磅礴,雄健奔放,纵横恣肆,一泻千里;状景摹物,无不毕肖,观察缜密,文笔细腻。他兼擅众体,现存赋20余篇,其《赤壁赋》、《后赤壁赋》以散代骈,句式参差,用典较少,与欧阳修《秋声赋》同为文赋的代表作。他的议论文富有文采,说理透辟,气势雄浑,洋洋洒洒,翻新出奇,雄辩无碍,“有孟轲之风”和纵横家之气。他“身行万里半天下”,写有大量游记,在苏文中最有文学价值,每寓旷观达识、至理深情,描写、记叙、议论、抒情错综并用,尤以好发议论为特色,如《超然台记》、《凌虚台记》、《思堂记》、《石钟山记》等。他所作碑传文甚少,但《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却是碑传文的杰作。小品文是苏文中最具情韵的部分,包括书简、序跋、随笔、杂记等,或抒人生感慨,或叙身边琐事,或谈艺术见解,或记遗闻轶事,或述风土人情,不矜持,不造作,幽默风趣,看似毫不经意,而艺术造诣极高,最能体现苏轼狂放不羁的性格。

书画及学术著作[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苏轼作品:《墨竹图》团扇图页,42cm×46cm
苏轼书题王诜诗跋页

  苏轼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在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名列第一。他大力提倡文人写意画,善画古木丛竹,与文同齐名,同为湖州画派代表。他的学术著作,以《苏氏易传》、《书传》为代表。《易传》乃续苏洵未成之作,推阐理势,言简意赅。主旨近于王弼,而弼唯畅玄风,轼则多切人事。他以自己的义利观、人情说与当时正在形成的兴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相对立,在北宋理学之外另树一帜。

作品版本及注本[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苏轼的文学成就在宋代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很多人为他编辑、刊刻过各式各样的集子,既有分类合编本《东坡大全集》,又有分集合刻本《东坡七集》(明成化本),包括《东坡集》、《后集》、《续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东坡七集》十分流行,翻刻甚多。

  从南宋起,为苏诗作注的人很多,分类注如旧题王十朋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有黄善夫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编年注如施元之、顾禧、施宿注的《施顾注苏诗》,有宋嘉泰刊本、景定补刊本(均已残)。清代注苏诗成风,如查慎行的《补注东坡编年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等。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以王文诰本为底本,这是目前收集苏诗最全最易得的本子。

  现存最早的苏词注本为南宋傅幹的《注坡词》。20世纪相继出现了朱祖谋的《东坡乐府编年》、龙榆生的《东坡词编年笺注》。70年代以后笺注苏词成风,曹树铭、郑向恒、唐玲玲、薛瑞生等多家皆有苏词全集注,傅幹《注坡词》也有刘尚荣的整理本。

  南宋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苏文的选注本,有《四部丛刊》影宋刊本。明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则第一次把苏文汇编在一起。1986年中华局出版的《苏轼文集》即以茅本为底本,另辑得佚文400余篇,是目前收集苏文最全也最易得的版本。 


参考条目[编辑 | 编辑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