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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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学拼音jīng xué英语: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中国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以六艺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汉代人视六艺为永恒和普遍的真理,故称为经。对六经的研究、传授和学习,称为经学,又称为“经艺”或“经术”。《乐》有声无书,早已失传。汉代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这些经典,是“先王之陈迹”,相传春秋末年经过孔子删订。经学作为儒家学者倡导和钻研的学科,开始于汉代,其后,历代儒家学者都以解释经书为己任,经学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据《史记》载,《易》的《易传》,即《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是孔子所作;《诗》3000篇,孔子删定为305篇,并皆弦歌之;《尚书》3000篇,孔子删为100篇;《士礼》17篇,孔子所定;《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些传说是否可靠,后代学者尚有争议。儒家经典由孔子的弟子传授。《诗》、《书》、《礼》、《春秋》,由卜商(子夏)传授;《易》由商瞿(子木)传授。战国时期传授不绝;《乐》早亡,失传。秦始皇焚书,惟《易》为卜筮之书不焚。《诗》形于歌咏,虽焚而不绝。焚书令下,有的儒者把经书埋藏山崖屋壁之中。汉朝初年,陆续有所发现,但大都为断简残编,散乱缺佚。

  经学历史的发展过程,经历了2000多年。从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始,经学就具有树立起维护统治思想的作用,董仲舒公羊学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五经博士重视师法、家法,也正是维护统治思想的表现。以至唐朝的《五经正义》,明朝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清朝的御纂经义,目的都是一样。在经学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有变化,有曲折,有斗争。这主要表现在经学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如今古文学之争、汉学宋学之争等等。这种斗争往往与政治斗争、学派分歧相联系,其目的在争夺统治思想的正宗地位。

形成和内容

  两汉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定型的时期。秦统一中国后,由于采纳法家学说,“焚《诗》、《书》,坑术士”,儒家尊奉的典籍即六艺受到沉重打击。汉初的统治者,鉴于秦帝国灭亡的教训,开始表彰儒学。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推尊孔氏,罢黜百家,定儒学为一尊。汉立五经博士,博士下置弟子,传授和讲习经书,于是形成了经学,并出现了一批传经的大师,成为经学的骨干。西汉初期的经师,《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书》有曾为秦博士的济南伏生;《礼》有鲁人高堂生;《易》有田何杨何丁宽;《春秋》有齐人胡毋生公孙弘、董仲舒。东汉初期立十四博士:《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生、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戴德戴圣);《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这是传授今文经学并且列为学官的经师及其派系。此外还有传授古文经学以及未列为学官的民间经学系统,其代表人物西汉毛公孔安国费直东汉郑兴陈元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述,《易》有13家,《书》有9家,《诗》有6家,《礼》有13家,《乐》有6家,《春秋》有23家,而《易》居群经之首,被称为五经之源。

两汉经学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的地位抬高了,尊称为“经”。汉朝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博士,博士下置弟子。博士与弟子讲习经书,从而形成了经学。

  东汉初期,以今文经的内容为官学,讲习经学的风气兴盛,并且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夏侯、小夏侯;《礼》,戴德、戴圣;《公羊春秋》,严、颜。古文经学两汉初期就已经在民间传授。东汉时期,贾逵马融服虔传授古文经,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虽未能立为官学,势力却胜过今文经学。东汉末年,马融的弟子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会通今古文经,为汉朝经学最后一位大师。以后郑学行而今文经的官学废,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保存了完整的今文公羊春秋的经说,是一部唯一的流传至现在的今文经。

  两汉是经学的全盛时期。传经的大师,人才辈出。大师门下的弟子有千百人,最多时达万人。郑玄在马融门下受业,三年不得见马融面。马融只令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经师传授,有所谓“师法”。师法指一个学派的传统和规范,弟子不得违背。经生后学既恪守师法,又自然形成自己学派的特点,这就有所谓“家法”。例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这是师法。施雠的弟子有张禹,禹又授彭宣,于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孟喜的弟子有翟牧、白光,于是孟家有翟、白之学;梁丘贺传子临,临授王骏、五鹿和充宗,充宗授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于是梁丘家有士孙、邓、衡之学。所以说,“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从师法分出家法,然后又逐渐从家法各分专门,如干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茂,然而却渐失其本。因此出现“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的背离原先经说的状况。

  今文经师为经书作章句,传述大义。古文经师则为经书作训诂,解释文字、名物、制度。章句、训诂的学风,影响着整个经学苑囿,在师法、家法源流相承的情况下,章句愈趋愈繁,一经说竟有百余万言。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的涵义达十余万言,说“粤若稽古”四字就有四万言。王莽时曾下令减省章句,规定每经不得超过二十万言。光武帝也有减省五经章句之议。即使这样,要想通经也还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两汉经学逐渐走向衰落。

魏晋经学

  魏晋时期出现了郑学的反对派王肃(195~256)。王肃是司马昭(211~265)的外祖父,所著《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解,魏时皆列于官学。王肃造《圣证论》,攻击郑玄。王学几乎夺郑学之席。

  魏晋经学的特点是以老庄解释儒经。王弼的《易》学著作,摒弃汉时传统的象数,而用古文费直《易》,专说义理,开《易》学义理派的先河。何晏的《论语集解》,杂采众说,并下己意,盛行于世。郑玄的《易》注、《论语》注,均为王、何著作所掩。王、何鼓吹玄风,所谓“正始之音”,实为清淡渊薮,经学著作遂逐步玄学化。此外,杜预(222~284)作《春秋左氏传解》,后人疑是杜撰。范宁(339~401)作《春秋穀梁传集解》,多存旧说,不主一家。这些,对打破汉代儒学之风起了作用。

南北朝经学

  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经学也有南学、北学的殊异。

  南朝干戈扰攘,学术荒落。唯梁武帝在位40多年(502~549),环境比较稳定,能够建立国学,设置五经博士,以五经教授。又在州郡立学。一时学风称盛。梁武帝晚年好佛,儒风逐渐被代替。南朝学者,多好《三礼》。《易》学则黜郑置王,《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

  北朝经学大体继承两汉学风。最著名的经师为徐遵明(475~529),弟子众多,传授《易》、《尚书》、《三礼》、《春秋》诸经,影响较大。北朝经学,以北魏及北周为最盛。

  《北史·儒林传》总论南北朝经学,指出“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基本上概括了南北学风各自的特点。

隋唐经学

  隋唐时期,南北分立的经学走向统一。孔颖达奉敕编纂的《五经正义》是官书,几乎在整个唐朝都统治经学苑囿,至北宋初年还很有影响。这部书代表儒家经典的义疏之学。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对经文多所正定。贞观七年,颁布其书,称为《新定五经》,命天下士子普遍修习。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无所统一,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贞观十六年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博士马嘉运驳正书中的失误。诏命再加裁定,未能成功。

  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重加考正,永徽四年,公布其书于天下。颜师古的《新定五经》,根据南朝的本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也多从南学。《易》用王弼注为本。《诗》用刘焯(544~610)、刘炫义疏。《尚书》用孔安国传,刘焯、刘炫义疏为本。《春秋左传》主杜预解,用刘炫义疏。《礼记》用郑玄注、皇侃义疏。经学的统一实际是统一于南学。《五经正义》成于众手。孔颖达年辈较长,名位独重,被命撰集。

  隋唐时,比较重要经学著作有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以郑玄注为依据;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张璠蜀才伏曼谷等三十余家之说,隋唐以上易家的著作多已失佚不传,但从此书可见一二。

  唐代经学虽然得到统一,有利于研究诵习,但是没有什么创新。明经考试,惟试帖经。考试时,掩经上下文,中开一行,帖去三字,令应试者填写帖去的地方。于是经学逐渐变为专考背诵,不求经义,故明经不为世人所重视。唐时称《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公羊》、《穀梁》、《左传》为“九经”。

宋明经学

  宋初经学沿用孔颖达五经正义》。庆历(1041~1048)以后,风气始变。刘敞(约1008~1069)《七经小传》,对经义表示怀疑,认为经文谬误。“七经”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王安石《三经义》不囿于先儒传注,独标新说。宋人学风,于是别开生面。疑《易传》、疑《诗序》、疑《孔传》,不一而足。正如陆游(1125~1210)所说:庆历后,诸儒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风气与汉、唐不同。南宋末,王柏(1197~1274) 作《书疑》,对《尚书》全经移易补缀,使之面目全非。王柏又作《诗疑》,删去《诗经》中所谓“淫诗”32篇。

  宋代称《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为“十三经”。

  宋代理学著作,往往以经注或经说形式出现。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以易理论述理学思想。张载著《易说》,又以易理贯串于其《正蒙》之中。程颐著《伊川易传》阐述其理学思想。程颢亦有经说。胡安国作《春秋传》。朱熹作《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又命门人蔡沈作《书集传》。朱熹作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最重要的理学著作。杨简的《易传》、《诗传》鼓吹陆九渊学派的心学。凡此都以经注或经说的形式阐述理学。

  元代理学家也以经注或经说阐述其理学思想。如许衡著《读易私言》,吴澄著《五经纂言》等。

  明代,经学衰微,成就甚少,惟官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并行。顾炎武斥其“取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私家著述,亦少可观。

清代经学

  明清之际,经学兴盛。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是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王夫之的经学著作,闳富深刻,得未曾有。顾炎武的经学著作,开一代考据学的先路。黄宗羲的两部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总结了宋明时期700年的理学,又为浙东史学奠定了基础。

  康熙朝官修诸经,以朱学为主。乾隆朝刊十三经注疏,汉学始著。而所谓乾嘉汉学,则多系私家著述。此时,汉学分东吴、皖南两派。东吴惠栋(1697~1758)、皖南戴震,有较大影响。惠氏三世传经,撰《易汉学》、《九经古义》,钱大昕(1728~1804)拟诸汉儒何休服虔。栋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沈》,网罗放失。戴震之学出于江永。永长于声律音韵历数之学。震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参稽考证,辨正名物,汪中谓其集古学之大成。震弟子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精文字训诂。焦循、阮元均传戴氏之学。阮元刻《清经解》1400余卷,清末王先谦刻《读经解》1400余卷,二书集结清儒经著,蔚为大观。

  乾嘉汉学,精考证,通小学,辑佚书。学风笃实,有足多者。乾嘉时,庄存与、刘逢禄精《公羊春秋》,开常州今文学派。宋翔凤亦治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龚自珍,亦治今文。

  道光以后,外患日亟。康有为梁启超倡言变法维新。康有为治今文,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礼运注》诸书,以公羊三世之说,为其变法论证;梁启超也唱公羊三世六别之说,鼓吹变法。章太炎治古文,邃深经术,以民主革命派立场与维新派辩论,指斥维新派的谬妄,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他所著的经学、小学,俱臻上乘,为中国经学史上最后的大师。

派别和论争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本是由当时的经师口授并用汉代隶书写成的,对经书的解释,注重章句,阐发其微言大义。西汉初期经师所传授的经学大都为今文经学,并被朝廷列为学官,成为官方的经学。汉景帝时,鲁恭王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故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由先秦时期的古文字篆书写成,后来孔子后代孔安国得到这些书,献给了朝廷。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从民间得到不少先秦古籍,皆为古文,其中有《周官》、《礼》、《礼记》、《孟子》,并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西汉时期发现的古文经,皆藏于秘府。研究和传授这些古文经,就形成了古文经学,成为当时的一大学术流派。古文经学解经的特点是,注重文字训诂以及历史事迹和文物典章的考证,很少谈阴阳灾异和“非常可怪之论”。《左传》和《周礼》是古文经学派所独有的典籍。古文经学家多次争取立为博士官,由于今文经学派的激烈反对,除汉平帝和王莽执政时外,均未能成功。古文经学流行于民间。

  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关于《春秋》的解释。今文经学派推崇《公羊春秋》,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公羊春秋》的大师有公孙弘董仲舒。董氏的《公羊春秋》学,探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不重视其中的历史事迹和典章制度,提出许多怪异之论,将《春秋》中有关灾异的记载,引向“阴阳灾异”说和天人感应论,神化孔子,宣扬“大一统”,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代表。此派经学后来发展为纬书,又进一步将经学神学化了。东汉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将公羊学派解经的条例规范化,对今文经学派的《公羊春秋》作了一次总结,是唯一的一部流传到现在的今文经。古文经学则推崇《左氏春秋》,其代表人物有刘歆贾逵等,同今文经学派多次展开争论。汉代经学还有齐学鲁学之别,齐学推崇《公羊》,鲁学则推崇《穀梁》,也相互论争。汉宣帝时,召开了一次经学会议,即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由宣帝裁决,增立《穀梁春秋》、大小夏侯《尚书》与梁丘贺《易》为博士。东汉章帝时,又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讨论今古文经学和纬书的争议问题,其会议纪要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又对纬书作了一次总结,成为今文经学的百科全书。

  今文经学曾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官学。但由于其学风与谶纬结合在一起,受到学术界的责难,日趋衰落。古文经学虽然仅短暂列为学官,但其影响日益扩大,东汉中期以后,成为经学的主要势力。郑玄作为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精通今文经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郑学终于压倒并代替了今文经学。

传授和影响

  两汉经师招收弟子讲学授业,最多时可达万人。他们对经书的解释,有一定的传统和规则,为弟子们所继承。每一学派宗师解经的规则,称为“师法”,经生后学必须遵守。每一学派传授经书又有自己的派系,世代相传,各自名家,称为“家法”。两汉经学企图通过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保持其学术传统不变,以维护其社会地位,具有鲜明的宗派性。

  在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之下,两汉经师倡导的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对经书的诠释,越来越繁杂,说一经竟达百万余言。如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解说《尚书·尧典》篇目两字的含义,就有十万余言,说“粤若稽古”四字达四万言。以至于造成了如班固所说的“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尴尬局面。此种烦琐的经学学风,终于将汉代经学由兴盛引向了衰亡。

  汉代的经学,为儒学开创了依靠对经书的注释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学风,将儒学推向经学时代,其影响极为深远。由于对经文本义停留在阐述上,而不敢有所异议,在知识界养成了尊孔读经的学风,对人们的思想又起了禁锢的作用。

  经学自身有其发展的历史,从汉代到近代,一直延续下来,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汉代的五经逐渐演变为宋代的十三经。各个时代对经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和近代经学。每个时期的经学又各有其特色。秦汉以后的儒学史,也可以说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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