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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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追尊为太祖武皇帝,改谥太祖高皇帝。
清太宗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6)即皇帝位;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建立者和开国皇帝。
  清朝(1644-1911年),中国历史上继明朝之后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对外称大清帝国大清国中华大清国等,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清朝的前身是1616年由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将国号改为大清。1644年,清军由明朝将领吴三桂引领入关,打败李自成的顺军,随后多尔衮顺治帝入关,并迁都北京,清朝从此取代明朝成为实质统治者。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为中国历史上一盛世(有争议)。清朝后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与之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维护其统治,晚清政府开展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1898年,光绪帝开始了“戊戌变法”,但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扰,变法失败。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结束。清朝共十一帝(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并未称帝,被追封为清太祖),统治关内269年。

  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清朝国门,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黄龙旗”)为大清国旗。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其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将《巩金瓯》定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在它统治期间,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入关后,清政府致力于恢复生产,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康雍乾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在政治上制定了各项典章制度,矛盾相对缓和,秩序比较稳定,国力臻于鼎盛。清朝前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统治的经验教训,决策施政,经过深思熟虑而审慎从事,威权专一,令出法随,取得了重大的治绩。

  清朝最突出的贡献是统一全国,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清朝政权是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专政,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极为严重。在高度集权的统治下,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滥施专制淫威。在对外政策方面,又自我孤立,虚骄自大,执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人和外国接触交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清朝前期的治绩,十分突出,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但如果同当时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比较,则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可谓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但中国却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酣睡,不了解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朝政府曾企图振作自强,但它只能勉强地做些枝节的改变,而顽固地拒绝根本性的变革。在列强进一步侵略面前,使国家和民族处在帝国主义瓜分宰割的危机之中。20世纪初,全国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清朝的覆灭虽然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矛盾,但在中国大地上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

  >>> 中国历史纪年表

疆域、行政区划、人口[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疆域[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发源与扩张 清朝发源于东北地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领有今东北地区、外东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1644年多尔衮偕同顺治帝率军入关,随后指挥清军占领全明朝领地,统一中原,领有内地十八省。1661年南明亡。然而当时尚有以吴三桂为首,镇守华南的三藩;以及奉明朝为正朔,领有台湾澎湖明郑三藩之乱施琅攻台后,康熙帝完全掌控华南地区与台澎地区。

  此时准噶尔汗国的可汗噶尔丹俄罗斯帝国(沙俄)友好,噶尔丹南征青海和硕特,东征喀尔喀蒙古。而沙俄为了在远东寻找出海口,向东移民侵略黑龙江上游。康熙帝先是于雅克萨战役击败俄军,与其划定边疆;之后率军三征噶尔丹,协助喀尔喀蒙古收复其领土。喀尔喀蒙古其后并入清朝,外蒙古地区正式归清朝所有。1727年雍正帝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

  1717年准噶尔汗国新可汗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藏地区,灭和硕特汗国,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这是清朝经营青海西藏地区之始。雍正时期,平定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雍正帝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控管青藏地区。

  新疆地区方面,1755年乾隆帝乘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策零去世的机会,派将领率军西征,军势直达准国首都伊犁。在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与大小和卓之乱后彻底掌控准噶尔地区与回疆,并且获得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国的朝贡。

清时期全图(一)
清时期全图(二)
  最大疆域 1759年乾隆时期的清朝疆域达到最大范围,东北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库页岛。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的蒙兀儿帝国喜马拉雅山诸国家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获得缅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极盛时期总面积可达1300万平方公里。

  藩属国 清朝的藩属国方面,早在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柬埔寨被安南与暹罗瓜分,吕宋与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乾竺特与拉达克等国。

  衰退与被瓜分 进入19世纪,由于清朝的衰落,列强于鸦片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掠夺许多领土与藩属国。俄罗斯帝国借由1858年瑷珲条约与1860年北京条约获得外东北,包括库页岛等地。1900年趁八国联军的机会又强占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1864年借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1881年的伊犁条约获得外西北,并且陆续占领中亚诸藩属国。19世纪末大博弈时期英俄两国签订英俄协定,私自划分帕米尔地区。大英帝国借由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与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获得现今香港地区,并且侵占藩属国缅甸与喜马拉雅山诸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中法战争占领藩属国安南、南掌。葡萄牙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永居管理澳门。大日本帝国先于1872年占领藩属国琉球,并于1895年的马关条约获得台湾与澎湖列岛,并让清朝放弃藩属国朝鲜。甲午战争后,列强认为清朝无自卫能力,为自身利益联合瓜分中国,使得重要港口如旅顺、大连被沙俄与后来的日本领有、威海卫被英国领有、胶州湾被德国领有、广州湾被法国领有等。到清朝末期,领土面积萎缩至约1140万平方公里左右。

行政区划[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明制,但根据自身实际做了很多改革,如东北三省、西藏、新疆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和内地不同。

  内地行政区划 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

  乾隆八年(1743年)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天聪八年(1634年)设盛京,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总督为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制或以旧制为基础,其余在边境并为清末所置。这些省是: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其中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台湾为后设。理论上总督管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地方军政事务,尤其侧重军事。雍正元年定总督加衔制,加尚书衔的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余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正二品。有清一代,全国共设总督九人,即东三省、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此外还在省级地方设有专门管理漕运的漕运总督和治河的河道总督。

  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制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制兵马衔。

  各省设提督学政一人,由侍郎或科道进士出身的官员中委任,带原品级,掌学校和科学考试之政令。

  各省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或藩司。布政使为从二品,每省一人,但江苏设二人。布政使实际是一省长官,上承朝廷旨令,下帅府、州、县官,但因有督抚之设,渐居次要。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照磨所照磨,理问所理问,库大使、仓大使等,分掌出纳文书、照刷案卷、审核刑名以及保存档案、财政收支等。

  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使司或臬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比布政使地位略低,掌司法监察,“澄清吏治”,常与布政使并称为“布按”。其下设知事掌勘察刑名,司狱检察囚犯,经历、照磨所掌同藩司。

  各省设道员,正四品,或有专责,或作为布、按副使。专责者有督粮道或粮储道,简称粮道;又有管河道或河工道,简称河道。官则有的单设,多数为兼任。其他如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等,一般由当地同品级官兼道员。作为布、按副使者,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守道由布政使下的参政、参议发展而来,巡道是按察使下副使、金事演变的结果。初设只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后来有的统辖全省,有的分辖三四府之地。为此,守、巡二道由原来临时性差使变为固定的地方长官。而且前此守道主管钱谷,巡道侧重刑名,久之两者各加兵备衔,所掌渐趋一致。乾隆、嘉庆时又准其密折封奏,权势日益加重,以致有人视道为省下、府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道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

  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好。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准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在府之外,同时还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

  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蒙古行政区划 努尔哈赤起兵时得到蒙古协助,又清朝后宫有大量蒙古嫔妃,八旗中特设蒙古八旗,而外蒙古地区又是清朝前期战争频发地带,故蒙古区划与内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均不同。

  清朝以大漠为界,将蒙古分为漠南内蒙古和漠北外蒙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盟旗制。盟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旗隶于盟。内外蒙古的盟旗设官基本相同。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又名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又设协理副之。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札萨克等官员多数都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并经清朝封有爵位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

  内蒙古的盟旗是把原来的二十四部,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具体组合是,东四盟:哲里木盟统十旗,卓索图盟统五旗,昭乌达盟统十一旗,锡林郭勒盟统十旗;西二盟:乌兰察布盟统六旗,伊克昭盟统七旗。清朝在这些盟旗之上由理藩院及派驻地方的将军、都统进行管辖。他们是,盛京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六旗;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和杜尔伯特旗等;热河都统监督卓索图盟五旗及昭乌达盟十一旗;察哈尔都统主要掌管察哈尔八旗及四牧群,其外监督锡林郭勒盟十旗;绥远城将军管辖土默特二旗并监督乌兰察布盟六旗及伊克昭盟的鄂尔多斯七旗。一些由将军统治(察哈尔,土默特)。

  外蒙古虽在清入关前已建立了“九白”的常贡关系,但入关后一度受噶尔丹的骚扰,直到康熙平定噶尔丹之后才恢复并确定外蒙各部的牧地。清封各部首领为汗和王、贝勒、台吉等,如内蒙一样建立盟旗制度。其各部所组合的盟旗是:喀尔喀四部及附额鲁特、辉特部四盟、八十六旗;杜尔伯特部及附辉特部二盟、十六旗;新土尔扈特一盟、三旗。此外札哈沁、明阿特、乌梁海部等,虽也有旗之设,却不属于外蒙古各盟。清朝对外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防将军或大臣等。其中定边左副将军(或称乌里雅苏台将军)为当地最高统治者,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一人由蒙古王公担任,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一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青海主要为蒙古额鲁特部居牧之地,共分五部、二十九旗。即: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喀尔喀部一旗。还有察罕诺门汗部自编一旗。每旗各设旗长,掌治一旗,属官之设如内蒙古。旗之上,青海各部与察罕诺门汗部一旗共会一盟,但是不设盟长,而以清朝驻西宁办事大臣莅盟统辖之。道光三年(1823年)又分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人。也有设喇嘛旗管理沙毕纳尔(徒众)。

  西藏行政区划 清代称藏族为图伯特或唐古特,所居地区分为卫(前藏)、唐(又称喀木)、藏(后藏)、阿里四部。崇德年间达赖及班禅已派人贡于清朝,经康熙至乾隆,先后平定噶尔丹叛乱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清朝在西藏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为?达?赖喇嘛?,驻前藏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后藏扎什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班禅方面:一世班禅为一世达赖之师;四世班禅为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班禅为六世、七世达赖之师;六世班禅为八世达赖之师;七世班禅为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为十三世达赖之师。达赖方面:五世达赖为五世班禅之师;七世达赖为六世班禅之师;八世达赖为七世班禅之师;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之师。

  前藏行政机构主要有噶厦和商上。噶厦为总管藏务会议厅,设三品官噶布伦四人。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布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掌道路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清朝在西藏设官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派驻藏大臣二人,驻前藏,统管前后藏地方及喇嘛事务。后改为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分驻前后藏。按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实际驻藏大臣职权更大,是清政府的代表。达赖、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回部(新疆)行政区划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盟旗制和伯克制。清末建省之前,曾就额鲁特旧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实况,如内蒙设盟旗制。即:旧土尔扈特部为盟四,和硕特部为盟一。盟下为旗。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旗设旗长(札萨克)一人,掌盟、旗政令。但是盟长由清朝政府任命,旗长则基本是世袭。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清代称为“回部”。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曾设旗,部长被授札萨克。自康熙至乾隆平定回部诸乱之后,在这些地区不设札萨克,而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以及乌鲁木齐都统、副都统,分管所在回城事务。

  其他民族地区 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历来居住蒙、藏、瑶、壮、彝、黎等少数民族。清朝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以当地的土著人作各级行政机构的长官,清朝政府予以承认,但是当官的人可以世袭,这就是土官制。有文武两类,文官如知府、知州、知县等,皆加“土”字。武官有指挥使司指挥使、长官司长官。从正三品至正七品。此外还有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等。清朝定制,文职土官共七阶,武职土官共五阶。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文隶吏部,武隶兵部。在地方上各归所在总督、巡抚或驻扎大臣、办事大臣等统辖。

人口[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明末清初,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除了国家安定之外,中国人口有赖占城稻与玉米、花生、马铃薯等新兴粮食作物的推广以支撑庞大的粮食需求。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十九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

  移民潮与华侨 由于中国长年的战乱与屠杀,产生许多真空地区,而后又因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份省份人口过剩,这些都带动了移民潮。明末流寇张献忠领有四川。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后来清廷推动以湖广、陕西等各省人口填补四川地区,史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趋势历经一个世纪,四川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吸收过剩人口的地区。清廷为了保护其发祥地东北地区,于奉天(今辽宁省)设立柳条边以禁止汉人向北移民。然而华北地区的贫民仍然因为生计偷偷移民。咸丰光绪年间,清廷考量俄国与日本有意指染东北,逐渐开放移民东北,并且在日俄战争后完全开放移民。福建与广东各省因为山多人狭,又靠海,许多人口移民海外。台湾早在荷西统治时期、明郑时期就获得闽南、粤东的移民,约有十余万人。清初因为防止如朱一贵事件等动乱发生,曾严格限制移民台湾。同治末年发生牡丹社事件,日军一度侵台,这使得清廷积极开放移民台湾。到台湾割日前夕,已经有三百数十万的移民人口。早在十五、六世纪,闽粤人民就时常移民泰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这些海外华人还建立兰芳共和国。鸦片战争之后更多华人移民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地区、美国西部、加勒比海群岛为主。清朝灭亡时,海外已有七百万的华侨。

  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一方面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参 106。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人口普查 1741年乾隆帝时期,户部有感于人口的增长,有必要对人口登记制度加以检讨,并彻底改变户口统计与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实情形。然而却遭到廷臣苏霖渤等人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没有实质意义,各省户口殷繁,“若每岁清查,诚多纷扰”。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东部发生灾害,由于赈济的人数超过地方登载的户口总数,经过清查发现,有些县份在每年上报人口数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抚全面展开人口清查。隔年,保甲严格执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后全国各省人口数较以往更接近实际人口数。人口查报也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后,人口统计都限于各省。而且京师顺天府、八旗、黑龙江、新疆、蒙古、西藏、台湾、云贵川广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等并未列入户口统计中,不管何时见于官方记载的人口均低于实际人口数。葛剑雄以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户口统计数基本上是较可靠的。

历史[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王朝,也是最后一个征服王朝。统治者为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

  1616年,努尔哈赤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国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即兴京,今辽宁新宾)。

  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称帝。1644年李自成建国顺,灭明朝。同年,清军借由吴三桂引领入关以打败李自成,随后多尔衮迎顺治帝迁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清朝的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庞大的领土与藩属国,史称康雍乾盛世,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然而清廷推行文字狱与尊崇满族与旗人的政策让部分学者不认同此为盛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同年宣统帝于2月12日退位,清朝正式灭亡。

后金立国[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5世纪初期,位于中国东北的女真族分成三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明朝收建州女真为藩属,册封阿哈出为建州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儿在被野人女真所杀后,其弟凡察与子董山被迫南移,最后定居赫图阿拉(今安东新宾),并入建州卫内。1442年明朝自建州左卫分立出右卫,以凡察领导右卫、董山领导左卫,形成了建州三卫。

  由于建州三卫不服明朝统治,1467年明朝联合朝鲜削弱建州三卫,并且于辽东边界兴建长城。明朝万历初年,董山的后代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偕同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以建州右卫王杲叛乱为由攻灭王杲与其子阿台,然而觉昌安父子也在混战中死亡。1586年明廷袭封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作为补偿。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的十三副遗甲崛起,统一建州女真后陆续并吞女真各部,并与漠南蒙古友好。

  建州女真国力日盛,1616年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后于赫图阿拉(后称兴京)称汗立国,国号金,史称后金。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努尔哈赤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杨镐指挥的明军、朝鲜与叶赫联军;接连占领沈阳、辽阳、抚顺等辽东城市,随后战事集中于辽西地区。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最后于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败,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极历经权力斗争后继位。

  皇太极时期,将都城沈阳易名“盛京”,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并称帝。当时明朝在关外的势力尚有袁崇焕守备的锦州、宁远与松山等三城。皇太极为了绕道避开此防线,首先稳定根据地。他先胁迫明朝求和未果,随后成功降伏西边蒙古察哈尔部和东边朝鲜。接着,皇太极经察哈尔绕道入侵明朝首都北京。最后崇祯帝中了反间计,杀害援救北京的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这种借由绕道入侵的作法后来又执行五次,与明朝内部的流寇一同消耗明朝的经济力。清军于松锦之战击溃明军并收降洪承畴等人,夺取明朝在关外的所有堡垒,防线移至山海关。1643年皇太极病死,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由其叔多尔衮摄政。

清对全国统治的建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又发展经济,订立行政和法制规条,设立了议政王大臣。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称汗,建国号大金。后迁都于盛京(今沈阳)。

皇太极改制称帝[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被拥立为汗,改元天聪。皇太极和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共同主持军政大事。皇太极改易族名为满洲,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①每旗设旗务大臣,与诸贝勒共议国政。②设内三院,又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取代八旗贝勒。③任用汉族官员、将领和知识分子。④设立汉军八旗、蒙古八旗,扩大兵源。⑤发展农业生产,将农庄重新编组。又使大量土地和壮丁掌握在国家的控制下。⑥加强法制。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明清战争与清军入关[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帝),皇太极第九子。崇德八年(1643)八月嗣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次年改元顺治。九月入关进京。十月即皇帝位。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服朝鲜。此后,他又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亦臣属于清朝。皇太极还统一了东北全境。清入关以前,统治所及“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此后,皇太极亲率大军攻明(见明清战争)。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声威日盛。皇太极乘机大举用兵,夺取了明朝锦州、宁远地区,扫除了进入山海关的障碍。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病逝。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见顺治帝)即位,改元顺治,而以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后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祯帝自缢。驻军山海关的吴三桂背叛,引清兵入关。清军长驱直入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

南明及各地的抗清斗争[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但是这些地区性政权均很快为清所灭亡。

  清军入关后,实行圈地,严定逃人法,强迫汉人薙发易服(见剃发令),激化了民族矛盾,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郑成功、张煌言等出没于海上;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13家结寨于夔东。许多降将降官也倒戈反清。南明永历政权先和大顺军合作,又与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合作,出动水师,深入长江,围攻南京,苏皖震动。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攻打为荷兰占据的中国领土台湾,康熙元年荷兰军力竭投降。

清初的统治[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入关时,采取了一些野蛮的掠夺政策。如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土地,分配给满族的王公、官僚和将士。严厉处罚逃人及隐匿的窝主,使各阶层惴惴不安。在政治上,清朝“首崇满洲”,强迫汉族按照满俗薙发易服,违者处死。不许满汉通婚。刑法方面,满汉之间、各个等级之间量刑标准亦不同。许多汉人虽在政府中任官,但实权掌握在满族官员手中。清廷特别对汉族乡绅和知识分子严加控制防范。江浙发生的通海案(与郑成功相通)、科场案(科举考试中舞弊)、奏销案(欠交钱粮)、文字狱,诛杀流放许多乡绅士子。又颁布迁海令,沿海25千米内居民,均迫令迁移,不准商船渔船出海,使许多人破家失业。清初为适应新占领区的形势,政策也有其开明和进步的一面。入关伊始,即取消明末苛重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奖励垦荒,招集流亡,减轻赋役,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在政治上,礼葬崇祯帝,收罗人心。招降明朝的文官武将,委以职任。为了笼络知识界,又开科取士,为他们开辟入仕做官的途径;尊重汉族大部分原有的制度和习俗,崇尚孔子和儒家文化。清朝政权,虽属满族当权,却逐渐形成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逝世,其子玄烨(见康熙帝)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八年,玄烨夺回权力。十二年,康熙帝玄烨下撤藩之令。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悍然发动叛乱。康熙二十年,平定了三藩叛乱。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之下。

政治制度[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政权实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蒙、汉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形态。

政权机构[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最初,军政大权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日常庶政归内阁。康熙时,皇权加强,南书房协助皇帝,参与机务。雍正时,创设军机处,为清代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中央机关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察院为监察机关。新增的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和某些对外事务。另有内务府,照料皇室的生活和财产,管理宫廷太监、匠役。地方行政机构,大体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为省级最高长官。

军队[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军队,以八旗兵为主体。清初,八旗兵战斗力很强,待遇亦较优厚,但后来渐染城市习气,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清朝入关,招降了大批明朝军队,建立绿营。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

法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代法律,结合满族在关外时期的习俗,制度也沿用明律。顺治初已制定了大清律。乾隆初公布《大清律例》。

科举制[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继续以科举制作为培养、选拔官吏的“正途”。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写八股文章,思想内容和文章形式均有严格的程式,应试者受很大束缚,不能反映其真才实学。

康雍乾时期的统治[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世祖顺治帝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嗣位,次年改元康熙。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封雍亲王,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嗣位,次年改元雍正。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世宗雍正帝第四子。雍正十一年(1733)封和硕宝亲王。十三年八月嗣位,次年改元乾隆。
  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发展生产,到康雍乾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达到鼎盛。

经济[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农业和水利 清廷奖励垦荒,招集流民授予土地。康熙八年,实行更名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减轻赋税。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努力减轻水灾,提高农业产量,保持运输畅通。

  手工业和抑商政策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较为集中。矿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采炼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以景德镇瓷业最发达。清代手工业很繁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清政府执行“抑商”政策。对于那些有大利可图及有关国计军需的手工行业,实行垄断。对于其他手工行业,允许商民经营,但控制亦严,妨碍手工业的自由发展。

  大城市的出现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扬州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汉口为米谷、木材、食盐、药材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

  赋役制度的改革 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雍正元年(1723)制定摊丁入地政策,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贫苦北农民。

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康熙帝去除鳌拜集团以后,重用索额图、明珠。这两人各树党羽,争权倾轧。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等被革职。康熙中期,索额图被囚处死。六十一年,康熙死,据称遗诏指定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雍正实行秘密立储,密写继承人的名字,藏于乾清宫的匾额之后,以避免公开立储引起的争夺。雍正时,朝臣中仍多结党。雍正亲自写《朋党论》以告诫廷臣。他最亲信的大臣年羹尧、隆科多亦得罪。乾隆初,鄂尔泰与张廷玉广植党羽,乾隆帝加以裁抑,两派均不得专权。乾隆年老,和珅得宠。乾隆死后,和珅立即被嘉庆诛死。

边疆地区的治理[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西北地区 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噶尔丹和俄国相配合,东侵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击败准部,噶尔丹遁逃(见平定准喀尔)。次年,康熙与内外蒙古的首领参加多伦会盟,实行盟旗制度,稳定了喀尔喀蒙古长期动荡的局势。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康熙率师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此后策妄阿拉布坦重振准部,占领拉萨。清廷于康熙五十九年派兵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军。雍正二年(1724),清军又平定了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北路,随即进入南疆。二十四年夏,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南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在其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到伊犁,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欢迎。

  西藏 康熙五十九年,清军逐准部出西藏,清廷设驻藏大臣监督。后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并实行金瓶掣签制,以防止班禅、达赖的转世为贵族农奴主操纵、利用。

  西南其他地区 雍正年间,清廷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分别设置府、厅、州、县。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土司的抵制。清朝镇压土司势力用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是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

  民族政策和边防设施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是保持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采取措施,加强统治和管理。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采取各种措施,团结笼络。清朝统一全国,边疆地区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内地急剧增加的汉族人口大批迁往边疆,使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活跃起来。清政府又大力开辟驿路,广设台站,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通向边疆各地的交通网。

与俄国的关系[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6 世纪末和17世纪初,俄国开始侵犯中国的蒙古和东北。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全歼入侵的哥萨克(见雅克萨之战)。但俄军仍盘踞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以后又侵占雅克萨(今漠河东,黑龙江北岸)。清廷通过各种渠道,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但一切交涉均无效果。康熙二十四、二十五年,清军两次进攻雅克萨,直到俄皇接受中国的谈判建议以后,清军才停止攻打雅克萨。康熙二十八年,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东段边界相对平静,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北段边界由于俄国不断入侵蒙古 ,矛盾逐渐加剧。雍正五年(1727)清廷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完全满足了俄方对两国北段边界的要求。

清朝的衰落[编辑 | 编辑源代码]

  乾隆后期,清朝走过了全盛阶段而逐渐衰微。嘉道时期,土地兼并严重,人民谋生困难,再加上历年发生水旱虫灾,粮价腾贵,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统治阶级骄奢淫逸,供应浩繁。军政废弛,纪律败坏,士无斗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为契机,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四十六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五十一年,台湾爆发了天地会的林爽文起义。六十年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69),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

闭关政策与鸦片贸易[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外贸易和交往方面设置了障碍。清政府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另一方面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闭关政策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不甘心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派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未获结果而回国。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未能进行对话。英国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变对华贸易不利局面的途径,即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鸦片贸易为英国商人和英国印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影响了生产、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清朝也因货币流通混乱、税源枯竭而减少了财政收入。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并无效果。有一些和鸦片利益有联系的官吏,阻挠和反对禁烟。而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吏主张禁烟。道光帝也主张禁烟,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查办鸦片。

两次鸦片战争[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广州禁烟。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因不肯放弃这项具有大利可图的贸易,悍然发动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于道光二十年爆发。清廷惊慌失措,接受了英国的全部侵略要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以后又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孤立于世界历史潮流之外的格局,古老的封建中国遭遇到强大的西方殖民主义。

  咸丰六年(1856),英国以广州官兵搜查曾在香港登记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法国以在广西传教的法国教士被杀为借口,共同出兵,再一次发起侵略战争。清王朝正在长江中下游和太平军殊死战斗,只得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咸丰十年再起战端,八月,英法联军至北京,焚毁了圆明园。恭亲王奕訢与英法联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

  俄国在英法联军进攻时趁火打劫,迫使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俄国又自称“调停”有功,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为俄国侵占中国西部领土作了准备。

太平天国起义[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创拜上帝教,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起义于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咸丰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使清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但太平天国政治日益腐败,纪律废弛。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外国侵略者就插手中国的国内战争,帮助清廷围剿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破天京,太平军余部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被清军击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遂告失败。

  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全国掀起规模浩大的反清大起义。如上海小刀会刘丽川起义。咸丰五年,各支捻军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声势大盛。以后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天京失陷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等和捻军合作,分兵作战,直至同治七年失败。

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组合[编辑 | 编辑源代码]

  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企图揽权,与留守北京偷霓叁合谋,发动政变。从此,慈禧太后把持晚清朝政将近半个世纪。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淮军的许多将领立下汗马功劳,晋升高官,其中不少人位列封疆。汉人在中枢和地方的实力增强,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支持,故政治离心力显著增强。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虽然解散,但各省大约仍有50万由湘淮军演变来的勇营,编组和指挥的权力在总督、巡抚手中。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节饷。但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兵权不可能再收归清朝中央。兵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在逐步下移。财务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支配,户部连各省收支的项目和总数也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

爱新觉罗•奕䜣坐姿照 奕䜣,清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静妃博尔济吉特氏。咸丰九年授内大臣,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清朝政府被迫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洋务派官僚集团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见洋务运动)。他们认为外国入侵中国不过是要求通商,所以和外国作战并无必要,也不可能战胜。他们主张学习外国的某些长处,以辅助封建主义之不足。他们的主张和措施遭到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但洋务派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创建海军以及工商活动中积聚起了实力。

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9世纪70年代起,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主义者对衰弱的中国鹰瞵虎视,寻机择肥而噬。

  侵略边疆 同治三年(1864)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约44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同治四年,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 ,侵占南疆,建国称汗。十年,俄国出兵侵入伊犁。光绪初,左宗棠率兵进入新疆,阿古柏战败自杀(见阿古柏事件)。中俄《伊犁条约》虽索回了伊犁,但丧失的领土仍达7万平方千米。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兵在台湾登陆。清廷赔款乞求日本撤兵。但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又被日本所攫夺。英国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二年签订《烟台条约》。光绪十四年,英军进入西藏边境,西藏军民奋力抗击侵略军,但清政府极力妥协,与英国签约议和,为英国势力的入藏提供了便利。

  侵犯主权 根据条约中外国使馆长期驻京的条款,许多国家的公使聚居在紫禁城边,对清政府颐指气使,施加压力。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处先后开辟租界,使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独立于清政府管辖之外的殖民主义小王国。外国传教士纷纷活动,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侵略势力希望利用清政府帮助自己掠夺更多的权利,镇压人民的反抗,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转而对清政府采取庇护、“合作”的政策。咸丰十一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又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从此,列强可以直接和清朝的最高层打交道。同治十三年,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开始向外国派遣使节。光绪二年,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以后陆续在欧美各国设立使馆,派遣公使。清政府在倍感屈辱、很不情愿的情况下 ,勉强参加国际社会交往,进行外交活动。外国侵略者攫取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长期控制中国的海关,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和人员的出入打开了方便之门。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一直由英国人R.赫德担任,各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全部任用外国人。

清统治危机的加深[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国社会也生长起新经济、新阶级,西方科学文化得到传播。

近代工业与新阶级的产生[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农产品输出,使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同时,传统手工业的崩解使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给资本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的条件,近代机器工业应运而生。

  中国近代机器制造工业实开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稍后,近代工业逐渐在运输、采矿、纺织等行业中萌生,这些企业或为官商合办,或为官督商办。纯粹商办企业最早在缫丝业、制茶业、碾米业、纺织业等加工企业中发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绝大部分是轻工业,尤以纺织业所占比重最大。中国工业发展的困难主要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机器、技术甚至某些原料都要依赖外国,但又和外国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倾销大量商品,夺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它们又在中国设厂制造,弱小的中国工业面临其强有力的竞争,难以立足。清朝封建政权奉行压抑工商的传统政策,亦成为工商业的重大负担。中国又缺乏正常的金融市场,还有封建官府的勒索,地方士绅的刁难。这些都使近代民族工业遇到极大的阻力,其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封建社会里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还有通商口岸的买办。他们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向资产阶级转化。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成为无产阶级。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这些外资企业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此后清政府和私人陆续投资设厂,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又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

  中法战争 当法国侵占越南时,越南向清政府求援。清政府一方面做出援越姿态,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致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福建海军全军覆没。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清军在广西边境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前和法军展开激战,法军全线崩溃。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侵略战争失败而倒台。但在前线大捷的时候,清政府竟宣布停战缔约,授权李鸿章签订《中法新约》,为法国侵略中国的西南地区打开了门户。

  中日甲午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日本乘此机会,不宣而战。清政府被迫下诏宣战。清将左宝贵率部力战,但其他将领却不战而逃。日军乘胜侵入中国的东北。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大东沟外的黄海海面袭击中国舰队。此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躲藏在威海卫军港内不许出战,造成束手待毙的局面。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威海卫陷入包围之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马关条约》签订后,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马关条约》中的条款之一是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纠集了法国、德国,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见三国干涉还辽)。清政府因此对俄国感恩戴德。光绪二十二年(1896),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马关条约》的另一条款是赔偿银2亿两,并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清政府无力偿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借债赔款。此后,清政府经常借贷度日,以各种主权作抵押。《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于是,纺织、面粉、造船等行业中出现很多 外国工厂,使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正常发展。外国还在中国各地设立许多银行,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信贷。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并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到清朝灭亡时,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投资经营的达8000余千米,占90%以上,中国自办铁路只有850千米。帝国主义又对中国的矿藏资源垂涎欲滴。至清朝灭亡时,帝国主义在华开采的矿场,大大超过中国自办的矿业。在掠夺路权、矿权的同时,帝国主义又争先恐后,占据中国港湾,要求租借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在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美国因忙于争夺菲律宾而姗姗来迟。它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列强共享利益而不被排挤。

百日维新[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极大地震动了各个阶级、阶层,促进了中国人民爱国意识的觉醒。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此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多次上书,建议变法。同时,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设立强学会。变法维新的思潮汹涌激荡,一发而不可阻遏。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是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冲突愈演愈烈。帝党官僚和维新派并无实力,一筹莫展,寄希望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 世凯。但袁世凯向旧党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自己出面训政,废止新政。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义和团运动[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外国传教士在各地胡作非为,引起了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因百日维新后在废立光绪问题上与列强存在矛盾,所以承认义和团合法,并采取控制、利用的策略,企图以义和团的刀矛发泄自己的怨忿。当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时,帝国主义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干涉,正式挑起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战争。慈禧太后等出于对洋人不满,遂决定宣战。南方各省督抚抵制宣战,提出东南互保。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义和团和清朝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走。北京城遭到外国侵略军的又一次蹂躏和践踏。沙俄除了参加八国联军外,还入侵中国东北,企图并吞东北全境,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慈禧太后对义和团始终心存戒惧,命令清军掉转枪口,对准义和团。又催促李鸿章北上,与帝国主义议和乞降。李鸿章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使中国下降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权益[编辑 | 编辑源代码]

  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英、美、日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为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大战,而清政府无力干预,竟宣布“局外中立”。战争结果,日本扩大从沙俄手中夺来的权益,独占南满铁路,扩充旅大租借地;俄国则紧紧抓住北满,以中东铁路为主干,渗透势力于各地(见日俄战争)。美国提出诺克斯东北铁路,企图插足于日俄的势力范围内。英国和俄国为觊觎西藏进行长期争夺。英国侵略军,于光绪三十年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拉萨条约》,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清政府不敢在条约上签字,但以后重订新约,英国仍取得了许多特权。

清朝的覆亡[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帝国主义横行,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府腐败。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危亡,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清政府的“新政”[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帝国主义列强允许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在北京重建统治,慈禧因而对帝国主义感激不尽。为酬答列强的要求,消弭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清廷筹划和推行“新政”。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纷纷上书,献计献策。新政涉及各个方面,但多属表面文章。尽管这样,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毕竟为长期停滞的社会机制带来了一些活力。在办理“新政”中,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乘机崛起,形成了近代军阀势力。袁在小站练兵,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端。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权倾朝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都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还多方拉拢官僚、文士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等,向内政、外交、财政、实业、路矿等领域渗透,形成庞大的势力集团。在帝国主义心目中,袁世凯是能够维持统治秩序的最有实力的人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宣统帝(即溥仪)即位 ,袁世凯被罢黜家居。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不得不请袁出山,付以全权,袁再次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

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二十九年,因俄国不肯从东北撤兵,东京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请愿(即拒俄事件)。邹容的《革命军》,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为大,驳斥康对革命的诬蔑。还有陈天华写《警世钟》、《猛回头》,指出清政府卖国的本质 ,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在革命思想传播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革命组织。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康有为的保皇党进行论战。 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次年,江浙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还有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在当地新军中宣传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创立中国同盟会。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熟的标志。同盟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和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驳斥了种种保皇的谬论,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

收回利权运动[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于美国国内歧视和虐待华侨、华工,广州、上海工商界号召抵制美货。继而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使美对华贸易额明显下降。

立宪运动[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希望通过立宪挤进政府,分享权力。立宪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以及国内的张謇、杨度、熊希龄、汤化龙、汤寿潜等人。由于革命风潮的兴起,清廷也企图以立宪为诱饵,拉拢立宪派,瓦解革命派。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谕旨,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但清王朝拖宕延缓、独揽权力引起立宪派的不满。清政府不得已同意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组织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为满族亲贵,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企图和清政府分享权力的愿望化为泡影。

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而达到总爆发的一年。八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 在条件尚不具备而事机又有泄漏的情况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心迅速发动起义,革命党人以寡敌众,许多人战死或被捕牺牲(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刚刚被镇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为反对清政府擅自把粤汉、川汉路权拍卖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尤其迅速。

  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夜间,驻在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发动起义。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革命风潮大盛。武昌起义后,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翌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不久又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清末代皇帝溥仪朝服坐姿照。爱新觉罗•溥仪(宣统帝),光绪三十四年(1908)登基,次年改元宣统,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退位;1934年任伪满洲国皇帝,为日本傀儡。1945年日军投降后签署退位诏书,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中国,被禁于抚顺。1959年大赦时获释。
  清帝退位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清政府只好解散皇族内阁,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以帝国主义为后盾,挟北洋军队的实力,一面逼迫满族亲贵交出权力;一面又向革命派威胁利诱。袁世凯在得到革命派出让政权的确切保证后,便催迫清帝退位。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带着宣统举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 ,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发布退位诏。清王朝宣告灭亡。

政治[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努尔哈赤起兵时实行的是军民合一的八旗(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清朝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但实权依然掌握在满尚书之手。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设军需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清朝并未发生宰相专权、军阀割据、外戚夺权、宦官横行等现象,但各级政府长官离不开胥吏、幕宾。清代一切行政措施都要按律例办理,所以律例即“祖宗成法”。清代律文汗牛充栋,如果引用失误,就是“违例”。清代制度规定,读书人不准过问政治,否则“黜革治罪”,乾隆年间《大清律例》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新科进士即使有心“治国平天下”,但对于《大清律例》却是无缘一睹的。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仅最基础的部分,就有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一般的胥吏、幕宾却可以在卷宗档案中迅速查找出“有关的律条”,又称“找签”。《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僚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叹:“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

军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前期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朴诩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在各省者,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所统辖。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由于八旗和绿营渐染城市习气,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在镇压太平军时屡败,于是南北各地地主团练武装迅速发展,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还有象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左宗棠组织的楚军等,这些地主团练武装后改编为练军与防军。光绪中叶后,因甲午战争惨败,防﹑练军均又改为次要的巡防队,由袁世凯编练新军,作为主要国防力量。

八旗制度[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军队主要有八旗军、绿营、地方义勇与团练、湘军、淮军与清末新军。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是清朝军队之核心。原先采取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式。入关后专门以兵为业,世代为兵。包括旗下士兵和户籍被编制在八旗军队中的家庭成员,由各地八旗驻防将军或都统管辖。1601年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分为四旗。1615年时扩建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成形。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以及收降明朝降将后,又建立起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尽管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但他们都是基于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异不大。旗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终身不变,所属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旗人因战功而获得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例如,每旗下属的众佐领通常都是世袭职位。旗人居住地大多是固定的。在汉地的驻防军(分布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更设立“满城”供旗人居住,与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离。旗人不得务农或经营工商业,每月钱粮由朝廷供给,号称“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旗人不受当地总督、巡抚管辖,犯罪时由特定机关审理。

绿营[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绿营是顺治帝入关后招降明军、招募汉人组织的军队,以协助少量的八旗兵镇守广大的疆土。当时由八旗军守备京师、华北地区与各地要冲,绿营守备华中与华南地区。华南更交由三藩镇守,以压制当地反清势力。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兵制继承明朝,编有标、协、营及汛。绿营由汉人统帅,最上位的提督统领一省绿营,受文官总督、巡抚所节制,各省兵力大小不一,由万余到六七万不等;提督之下为总兵,管辖一标兵力,从千人至两三千人不等。再下面的为副将,管理一协兵力,约数千人左右。副将以下就是参将、游击、都司与守备,统辖一营兵力,兵员数量各有不同。最下面的为千总与把总,负责统领一汛,也就是一个驻地。士兵为世兵制,父死则子继。将兵由兵部直接统辖,将领无法直接统兵,有效地防止军人拥兵自重。随着八旗军的腐化,绿营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强,例如三藩之乱时即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军事主力。然而由于太平已久,绿营本身随着种种弊端而逐渐腐化。乾隆帝阅兵时,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1796年川楚教乱时,绿营已无力对付擅长游击战的白莲教徒,部分将领甚至屠杀平民以换战功。到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时,绿营上阵一触即溃,作战主力也改交由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负责。同治年间多次裁减绿营,绿营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清末新军成立后绿营同名存实亡。至民国初年,绿营被改编为警察性质的地方治安卫戍部队,成为民国时期警察的滥觞。

义勇与团练[编辑 | 编辑源代码]

  义勇与团练于川楚教乱后逐渐成为清朝军事武力之一,由于清军不善游击战,所以鼓励地方建立义勇与团练协助清军镇压,1799年正式同意组建团练。太平天国之乱与捻乱时,由于清廷的正规军腐败无能,且不善游击战,地方官员曾国藩整合江忠源、胡林翼与罗泽南义勇,成立了湘军。湘军作战能力强,屡次击败太平军。监视太平天国首都的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湘军成为清廷唯一抵御太平军的力量。1860年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于安徽一带建立淮军。平定捻乱时,僧格林沁率领的八旗军中捻军埋伏全灭,后来有赖淮军才平定之。当时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等义勇也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地方军成为清朝晚期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的主要力量。然而不管是湘军或淮军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与后来的北洋军形成听命于个人的军阀势力,这个作风深刻影响着民国军事。

  当时湘军与淮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火力强大。而由外国人协助建立的常胜军、常捷军更是让曾李等将领印象深刻,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例如李鸿章目睹常胜军用4个小时即攻破太仓城,事后写信给曾国藩,宣称“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这成为自强运动的起因之一。为了建立现代化清军,洋务派聘请外国教官来训练八旗军、绿营和守卫首都的神机营,一些兵工厂也建立起来。然而淮军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例如发生天津教案时,尽管守卫首都的神机营已有三万之众,清廷仍然调集淮军来加强京师的防务。

清末新军[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自强运动随者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而失败,而清廷守旧派利用义和团抵御西方列强的策略也随八国联军而落幕。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即“清末新政”。为了建立现代化清军,早在维新运动时即建议成立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组织团练并建立保甲制度。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了新建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1904年清廷正式建立由36个镇组成的常备军的计划,而绿营在1901年即开始裁减。同时取消武举,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军官。负责军事改革的中央机构是1903年成立的练兵处,它在1906年被并入新立的陆军部,其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是满人。清廷试图削弱地方军阀力量,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就在明升暗调中被剥夺军权。1908年宣统帝的摄政王载沣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谕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任命为海军处和军咨府的管理大臣。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军的。参谋机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制成立了参谋部门军咨处,隶属陆军部之下。为了把军事管理和军事指挥分开,1911年年决定把它升格为独立于陆军部外的军咨府。

海军[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朝视水师为陆军之辅。加之满洲以骑射为本,故不善水战。入关初期,在对抗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时,往往力不从心。1636年皇太极征满洲瓦尔喀部,即开始造战船。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海防上,清朝为了封锁明郑的经济力量,实施海禁。即使在平定明郑后,仍受海禁影响,水师多以防御为主,缺乏攻击性战舰。嘉庆时由于东南沿海海盗泛滥,就有学者开始注意海防,如湖南的严如煜写有《海防辑要》。鸦片战争后在面对西方炮舰时,清朝水师一战即溃的事实让魏源、郑复光等人意识到东西方的差距,纷纷提倡建立现代化海军。太平天国兴起时,英国协助清朝建立中英联合指挥的阿思本舰队,然而指挥权的问题使得舰队解散。

  直到自强运动时,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为了建立船舰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然而自制船舰与外国舰队相比较差也较贵,李鸿章等官员仍然从国外购舰为主。其中最有名的即是由德国建造定远与镇远,这两艘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海军军官,1872年和1876年分别派使团前往海外学习。沈葆桢和丁日昌离开后,福州船政局开始衰落。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张之洞在广州成立了水陆师学堂(1887年),曾国荃在南京开办了南洋水师学堂(1890年)。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

  清朝最后建立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舰队,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然而四只舰队资源独立,互不统属,也不互相合作。而财政上,1891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预算于兴建颐和园。到1890年后,守卫黄海、东海的北洋舰队即已“停购船械”了。李鸿章也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随后的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分别摧毁南洋舰队与北洋舰队,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随后瓜分中国使旅顺、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与广州湾等海军基地相继丧失,八国联军后大沽等地沿海炮台又被列强下令摧毁地,清朝已无海防可言。1909年,清廷决定成立海军处,并将残余的战舰重编成巡洋和长江两舰队。1910年改海军处为海军部,力图重振海军。

文化[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代的文化,丰富绚丽,流派众多,人才辈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清初,一度产生幼弱的民主启蒙思想,但思想文化界仍不能冲出儒家的樊笼。

清初的学术思想[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 、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他们开创了与宋明理学相对立的新思潮、新学风。清初思想家在历史学地理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开地理研究之先河。清初思想家对现实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提出新颖的见解,使当时的思想界十分活跃。

清前期的文化政策[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在清朝的高压政策下,思想家们埋头古籍,变得谨小慎微。清朝为了巩固思想统治,笼络知识界,大力尊孔崇儒,程朱理学被视为孔子的真传、儒学的正统,四书五经中的一部分均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清朝的统治安定以后,大规模编纂书籍,最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但在编纂过程中,清政府对全国图书作了一次大检查,大批书籍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遭到销毁或篡改。除了传统的儒学以外,很多外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但清廷未用力提倡,知识界沉溺在儒家经典中,不了解西方科学的内容和价值。清朝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十分严厉,发生了许多次文字狱,惩治极重,株连极广。文人士子,惴惴自危,只得埋首故纸堆中,使知识界思想麻木。

汉学的兴起[编辑 | 编辑源代码]

  乾隆时,汉学兴起。这一学派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乾嘉之际,汉学大盛,治经、考史、文字、声韵、天文、历算、地理、金石以及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版本等学蔚起,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鸦片战争前夕,一个新的学派开始兴起,这就是清今文经学。

清前期的文化成就[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清代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并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技术,但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文学艺术 清初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如诗人屈大均陈恭尹顾炎武归庄钱澄之杜硙。另外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赵执信。词人有陈其年纳兰性德朱彝尊。散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清初的戏曲界,有洪踦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称双璧。清代中期,著名诗人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文章则有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对后世影响甚大。清代文学成就最大的是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妖狐鬼魅,写世态人情,寓意深远。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笔锋犀利,讽刺深刻。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清代的绘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清初四僧,即渐江石鳛石涛朱耷,笔意高远 ,画风苍劲。画坛正宗,推“四王恽吴”,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清中叶,有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师法自然,极富情趣。还有西方来中国的画家郎世宁,供奉内廷,创作了许多描写战功、朝会和人物的画幅。

  科学技术 清代,官方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故这方面的成就不大,但在某些传统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所进展。在历法方面,清初改用利玛窦汤若望等编著的《时宪历》,吸取了西方的天文理论和计算方法。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等颇能中西兼采、潜心天算,做出一定的成绩。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熙、乾隆时,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在器械方面,也引进了西方的制造技术。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只强调刀矛骑射,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种精巧的器具、机械,但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广。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了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医药学方面,名医徐大椿喻昌柯琴等,对古代医学典籍的注释作出了贡献。叶天士吴瑭等开创了温病学派。王清任王维德在外科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建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了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随着新经济、新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外科学、文化的传入,中国的知识界也发生急剧的变化。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知识分子中要求学习外国、进行改革的思潮日益高涨。戊戌变法以前,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有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容闳郑观应何启等人。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使改良主义的思潮进一步高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其主要代表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述、译作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一个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

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新学的传播[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近代知识分子是在国家危亡的形势下产生的,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接受外国科学、文化的影响,活跃、开放、勤奋。但他们又和封建的传统儒学有血缘关系,头脑中的新思想和旧思想并存。他们和劳动群众缺乏联系,实践能力差,政治上不够成熟。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增长,西方的思想迅速传播,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西学和中学、新学和旧学的尖锐对立。一批既有旧学根基又受西方影响的学者脱颖而出。黄遵宪等倡诗界革命,反对陈腐的同光体。以后又出现了宣传反清的爱国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清末的谴责小说风行一时,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作家。还有林纾、曾朴等致力于翻译外国小说,许多世界名作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