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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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汉语拼音:Qingshi Gao;英语:Draft of Qing Dynasty),记载清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赵尔巽主编。共529卷(原本为536卷)。计本纪25卷,共12帝;志135卷,共16类,其中《交通志》、《邦交志》为前史所无;表53卷,共10类;传316卷,《畴人》、《藩部》、《属国》三传为新创。

  《清史稿》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设馆,以赵尔巽为主约100余位学者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未定稿,比照正史体例分纪、志、表、传四部分。但因匆忙付梓,致使体例不一,繁简失当。“然此书成稿于遗老之手,刊行于匆促之中,谬误屡见,用时不免戒慎,唯恐误入歧途。”

概述

  1914年,民国特设清史馆编修该书,至1927年基本完成。先后参与其事的有柯绍忞王树枏吴廷燮缪荃孙夏孙桐金梁等百余人。以当时可见的史料为基础,按传统史书体裁,详细叙述了清代的人物、史事及典章制度,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大型清史著作。但同时又是一部存在众多谬误和缺陷的史书。

  编纂者多系清朝遗老,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其统治大加褒扬,而对反清人物、史事如辛亥革命,则一概加以贬斥;编纂者来不及直接利用清宫中的大量档案,致使此书价值有所降低;此书未经复审核定便仓促成书,史实、人物、时间、地点多有错漏,列传疏漏尤多。由于付印时只为初稿,又称未定稿,加之差谬时见,因此未能作为正史得到当时官方的承认。中华民国时曾列为禁书。

  《清史稿》在版本上有“关内本”及“关外本”之分。1928年刊印时,共印1,100部,其中700部存留北京,称为“关内本”。另400部由金梁携往东北发行,内容中增加了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并附有金梁的《校勘记》。此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经再版,撤销了张彪附传,新增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其他门类也略有抽改,此本称为“关外二次本”。197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对3个版本互异之处均有附注,并录出异文。

编撰过程

  1914年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总领《清史稿》的修撰工作,参与者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当时《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桐城派,如秦树声朱师辙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

  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后赵尔巽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由柯劭忞完成刊行。全书于1928年刊印完成。

清史馆职名

卷次说明

  全书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1911年)共296年的历史。

版本来历

  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擅改原稿,加入《张勋传》和《康有为传》,并将印成的1100部书中的400部运往东北发行。

  关内本:原编纂人员发现后,便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发行。

  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后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点校本:20世纪50年代[来源请求],中华书局根据毛泽东指示,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展开全面系统的整理。中华书局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组织了启功、王钟翰、孙毓棠、罗尔纲、刘大年、吴树平、何英芳等近百余位文史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制定了关于新式标点、分段、校勘的方法和体例,参与整理的人员均统一依照执行。在此基础上进行点校,改正错字、填补遗字、修改注释、加注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整理工作暂停,1971年重新开始,1978年全部完成。出版后,香港学者汪宗衍先生曾对标点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后中华书局对其进行了修订、再版,对发现的点校中出现的失误进行更正。

  清史稿校注:由台湾国史馆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合作,不更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方式,就其取材、撰写、印校等方面的谬误,利用存盘的清史馆原稿、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清宫档案及各类官私史料等,进行全面的检校、查考、补注与订正。共十五册,另附索引一册。199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

版本对比

  关内本较之于关外本:

  • 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
  • 改订了“清史馆职名”;
  • 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
  • 抽换了《艺文志·序》;
  • 修改了《劳乃宣传》、《沈曾植传》等个别传记。

  重印本较之于关外本:

  • 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
  • 增加了《陈黉举传》、《朱筠传》、《翁方纲传》,压缩了《赵尔丰传》等个别传记。

  重印本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7卷,仅有529卷。

  点校本较之于前三个版本

  • 凡前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异文;
  • 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
  • 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加以改正;
  • 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
  • 删去了八线对数表;
  • 合并了总目(原分5卷),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础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评论

  赵尔巽: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当别撰校勘记,为将来修正之资,幸甚幸甚。

  中华书局: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

  戴逸: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