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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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

  张季鸾汉语拼音:Zhɑnɡ Jiluɑn;1888-03-20~1941-09-06),中国新闻记者、政论家。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榆民、老兵。陕西榆林人。卒于重庆

  1903年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校,1905年赴日留学。课余任《夏声》杂志主编。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秘书。1913年与曹成甫北京合办《民立报》,同年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转至上海办报,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年任北京《中华新报》总编辑。1919年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发表过一些支持抗日的爱国言论。后期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两次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写评论文章辑入《季鸾文存》。

生平

  三十一年(1905)秋,张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堂补习日语,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次年经井勿幕、赵世钰介绍,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创办《夏声》杂志,张被推荐为编辑,积极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侄张崇基创办《陕北》杂志,从此开始了他新闻报刊事业的生涯。清宣统三年(1911)初,张自日本返沪,任上海《民立报》记者。次年,经于右任推荐,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外交文牍事宜。他从南京拍发给上海《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4月1日,孙中山解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张即离开南京,与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张和曹成甫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极力反袁,并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北京《民立报》因此被查封,张也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囚禁三个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著《铁窗百日记》,如实反映了狱中生活。嗣后,张返回上海,应胡政之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经常译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他还兼任中国公学教授,讲授日语和外交史。1915年,张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撰文抨击袁世凯,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 916年袁世凯死去,张再度前往北京,主办《中华新报》。1918年9月,张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为满蒙六路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中华新报》被京师警察厅封闭,张再陷囚狱。半月后经营救出狱,1919年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1924年1月曾发表《列宁逝世》一文,赞扬列宁是无与伦比的“千古一人”。之后,他由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出任陇海铁路会办。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9月1日,《大公报》正式续刊。他在续刊号上发表社评,郑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此后,他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在实践这一方针。

  自新记《大公报》续刊至“九一八”事变前,张的政治倾向是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和人物仍时时有所批评,反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对国民政府的某些弊政及贪污腐败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也有所抨击和揭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军侵占。“抵御日本武装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张对内联共,对外联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他对国民政府压制禁锢新闻言论自由进行过多次抵制和斗争,直言不讳地提出过严厉批评,主张实行“能够发表的言论必须允许发表”的政策,不得任意扣留。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曾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曾引起极大轰动。《大公报》还连续发表范长江所撰报道红军长征行迹的通讯,使全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后,《大公报》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使广大人民看到国家前途的曙光,激励了民族斗志。《大公报》的真实报道,与蒋介石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大相径庭,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大骂张季鸾,而《大公报》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与日俱增。

  张自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后,除续办《大公报》天津版外,还主持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的创办,从最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发展到9700余份,使《大公报》成为自成体系的有全国影响的大报。

  张从未把办报视为向上攀援的政治阶梯和营利机关,经常以“不求财,不求名”勉励报社同人,并身体力行。他言论终身,撰写了大约3000余篇文章,所用的笔名有一苇、榆民、一记者、一老兵等。续办《大公报》后,文章概不署名。他对自己的文字从不自珍,既不留底稿,也无意搜集,许多读者投书请求他结集印行,都被婉言谢绝。张深感办报使命重大,后继乏人,因此尤以奖掖后学为乐。他甘当人梯,对后学多所提携,为他们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张办报强调政论,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均有独特见解。他的《大公报》社评,文笔犀利、朴实,从不板起面孔训人,注意以理服人。因此,他的文章影响大,感人深。周恩来曾指出:“作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抗战时期,《大公报》因舆论公正、服务优异,在亚洲新闻界独树一帜。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1941年度荣誉奖章。同一天,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隆重庆祝会,《新华日报》赠送《大公报》贺联一副,文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张一贯轻财好施,乐于助人,而自己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后,尽管他经济尚不富裕,仍对邵夫人祝文秀特别照顾,每月馈赠100元。这笔钱数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可观的。

  张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涌现的最有影响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代大师。他将自己宝贵的一生奉献给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41年9月6日他在重庆逝世后,国共两党政要蒋介石、毛泽东等和文化名人胡适、郭沫若等纷致唁电唁函,称颂他是“功在国家”的“一代论宗”;国民政府还颁布了褒扬令。公葬大典于张逝世周年忌日在西安南郊举行。1942年4月21日灵榇离渝移陕,重庆各界夹道祭奠。监察院审计部的同人,在灵前宣读于右任撰写的祭文曰:“先生之名,中外宣扬。先生之行,国府表彰。先生之嗣,蔚然光昌。先生之柩,安返故乡。先生有灵,来格来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