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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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埠,中国对一个国家和外国通商地点的称谓。又称通商口岸。政府在商埠设置税务机关,对合法贸易征收关税。中国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曾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税关,进行对外贸易。实行闭关政策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限定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依据《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先后开放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通称五口通商。从此商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廉价商品的倾销市场,以及中国丝茶农副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贩运出国的征集地点。然而外商的活动,也扩展到当时尚未开放的温州、舟山、定海、镇海、汕头、淡水等地。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外商乘机夺取了上海海关行政管理权,声称“代管”。清政府依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规定,先后开放了潮州(汕头)、天津、牛庄(营口)、芝罘(登州)、淡水、台湾(台南)、琼州(海口)7个沿海口岸和镇江、汉口、九江、南京(江宁)四个长江口岸。外国商船不仅扩大了从南到北的中国沿海航行范围,还能驶入长江,取得了内河航行权而且享受子口半税,不再缴纳内地厘金、常税。同时,上海实行的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把持海关的制度,普遍推行到中国通商各口,使得中国商人得不到海关的保护。

  1875年的《烟台条约》规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4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6处为停泊码头(即准许轮船停泊,上下客商货物)。清代和陆地毗邻国家的通商贸易,本是承袭以往朝贡制度在京买卖,并在边界上择地互市。雍正二年(1725)《恰克图条约》订立后,就在恰克图建立买卖城进行互市,归理藩院辖理。19世纪中叶,中国开放伊犁和塔城,允许俄商贸易免税,而不准参加海路通商。《中俄北京续增条约》(1860年11月14日)允许俄商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通商,零星货物亦准在库伦、张家口行销。按1862年订立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规定,俄商在中国边界百里之内贸易,概不纳税,经陆路运抵天津的俄国货物纳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之一”。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中规定,俄商可到天山南北各城贸易并“暂不纳税”;俄货由陆路运至嘉峪关者按惯例减税1/3。继沙俄之后,英法两国也竭尽全力来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以图分享陆路通商减税的特权。中法战争后,中法续议商约规定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和蛮耗后改为河口)为中越边境上的商埠。1893年,英国领事进驻蛮允(后改腾越),开始和法国分享在云南倾销商品的市场。同时《中英藏印续约》(1893年12月5日)规定亚东为中印边境商埠,于五年内暂不纳税。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又规定增开苏州、杭州、沙市和重庆四处商埠,以后添设了长沙。外国在华的内河航行权竟扩展到从长江溯入湘江,从吴淞江开进江浙运河。英国依据《中缅条约》设置了梧州、三水和江门三埠。这时出现所谓的中国“自开商埠”,形成了由清政府自动开放,但并没有条约的正式规定。1898年3、4月间添设通商口岸4处,即吴淞、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北戴河至海滨秦皇岛,目的是增加关税收入,“筹还洋款”。于是各省就在外国公使或领事的要求下,先后开放了厦门鼓浪屿、广西南宁、云南昆明等埠。这一时期,在列强修筑的铁路沿线开放商埠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如山东省内德国修筑胶济铁路线上的济南、周村、潍县;黑龙江省沙俄建筑的中东铁路线上的满洲里和绥芬河。辽宁省的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市)和大东沟在1907~1908年间先后开放。1905年日俄战后,又开放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凤凰城、辽阳、长春、吉林、珲春、三姓、宁古塔、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等为商埠。1909年,中国政府正式开放龙井村(今延吉)、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埠,并“准各国人居住贸易”。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所开放的商埠,计达82处,除河南、陕西、山西、贵州外,遍布全国各省。其中约开口岸69处,自开13处。全国各地城乡市场上充满了外国倾销的廉价商品,中国土货不断降价,输出受到排斥。为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中国大量的黄金白银不断流向外国,以致国内物价腾贵,销路停滞,各埠普遍发生商业危机和货币信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