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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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

  汉王朝开国伊始,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不仅奠定了汉一代的礼制基础,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齐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齐鲁大地,人杰地灵,群星璀璨,数千年来,涌现出孔子孟子墨子孙武孙膑诸葛亮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等一大批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杰出人物。还有众多文化名人客居山东,流下不少传世佳作。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历史起源

一、齐鲁先民及其文化

  在齐鲁大地上,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沂源猿人”,他们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泰沂山区,因发现于沂源县土门乡鲁山之阳故名。这说明,齐鲁文化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

(一)东夷人与考古发现的有关文化

  到了新石器时代,那时的齐鲁先民因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东面而被称为“东夷”人。其中,所谓“夷”,也称“四夷”,是当时用以区别于中原华夏民族而对四周民族的泛指。如《春秋谷梁传》:“四夷交侵”。疏云:“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这里用“东”、“西”、“南”、“北”分别标明了“夷”、“戎”、“蛮”、“狄”的方位;可能是由于“东夷”所处的地位比较特殊,也就同时用以指代“四夷”了。

  据《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九种之外,常见于古书记载的还有岛夷、淮夷、徐夷、莱夷、牟夷、嵎夷等等。这些“夷”人之间究竟存在着什幺样的关系,如今已经很难全部考察清楚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据此知道,“东夷”是繁衍生息在祖国东方的一个很大的族团,其分布范围也应是相当广大的。

  考古发现,居于齐鲁大地上的东夷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而且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序列和特征鲜明的体系。这就是,从上起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中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下至夏及商代早期的岳石文化,前后跨越4000余年而延绵不断。

  后李文化以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村西北的遗址为代表,它地处泰沂山系北侧,鲁西北平原东端,淄河中游的东岸。其余还有如长清张官庄、章丘城子崖龙山三村西窑厂、邹平苑城西南庄等遗址,也属于后李文化。后李文化出土的器物以陶器为主,陶器又以陶釜为多,还有盆、罐、碗、盂等,均为夹砂陶,陶系单一,而且多为分段手制然后贴塑而成,制作工艺较为原始,火候较低;石器有锤、斧、铲等,皆以黄褐色细砂岩打制并琢磨而成,风格古朴;还有少量的骨、角、蚌器。出土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方形,中心有条石支撑的灶坑;墓葬多为单人小墓,不见葬具,随葬品贫乏。

  这些都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特点,大致可以说明当时的东夷社会已处于母系氏族较为繁盛的时期;石器、骨器等中多为农具,陶器多与粮食加工有关,这也说明农耕生活已占主导地位。

  北辛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晚期,在距今约7300至6100年之间,因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遗址具有代表性而得名。此外,山东的曲阜、兖州、泰安、济南,江苏的淮安、邳县、连云港等地也有遗址或遗存。

  北辛文化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也有不少骨器、角器、牙器,包括镢、斧、铲、刀、磨盘等,石器均经打制和磨制而成,有的已经磨制得相当精致;出土的生活用具仍然主要是陶器,以鼎为多,还有釜、罐、盆、壶等,纹饰有堆纹、篦纹、席纹、锥刺纹等,陶色以黄褐为主,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并出现了少量的彩陶,制作工艺仍然较为原始。

  北辛文化出土的建筑遗址和墓葬较少,除单身葬外,也有母子合葬,有的婴儿葬已采用了“瓮棺”。由上述可见,北辛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那时的东夷人还过着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的公有制生活,这已经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了。

  大汶口文化是东夷史前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阶段,因大汶口文化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今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西南,地处大汶河南北两岸。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极广,仅中心地带就涉及泰安、兖州、滕州、曲阜、莒县、临沂、安丘等地,向外辐射则北到黄河北岸、南达徐淮平原、东及胶东辽东半岛、西至河南东北部皆有发现。考古所见大汶口文化层堆积深厚,在时间上跨越1600余年,故考古学界又将其分析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4100年至公元前3500年,这时的生产工具和陶器制造还比较粗糙简陋,陶器制造已经开始使用慢轮,房屋建筑仍为半地窖式,墓葬多为单人浅穴土坑、随葬品极少。这些可以说明,当时生产力水平依然非常有限,母系氏族社会尚未完全解体,成员之间的母系血缘关系仍然牢固。

  中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800年,这是大汶口文化发展变化较快较大的一个时期:石器已经有了通体磨制精光的石斧、石铲、石凿、石钵等;陶器在红陶之外则灰陶、黑陶和彩陶已大量增加,且纹饰图案变得丰富多彩;墓葬规模有的已有所扩大,随葬品也有所增多,而且出现了少数男女合葬墓。这说明,生产力水平已经有所提高,随着产品出现剩余,贫富分化已经出现,男女分工以及社会地位已经发生变化,由对偶婚向夫妻婚制过渡,母系氏族社会瓦解并为父系氏族制取代。

  晚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在这一阶段,工具、用具制造如石刀、石斧等已相当精致,刃部平直而锋利,骨镰、鹿角鹤嘴锄等农具的使用也表明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陶器的种类花色繁多、造型丰富多变,实用性和审美性都大为增强,轮制方法已被较多采用,工艺水平极高;另外,在一座男女合葬墓中还发掘出了一件带有孔雀绿色的骨凿,经鉴定为铜质污染,可以说明当时已有了冶铜技术。

  晚期遗址上的房屋建筑已经由半地穴式改为地上,面积大为增加,并已采用了木骨架结构;墓葬虽然大多数仍为小墓,但墓室大、随葬品多的大墓已经出现。最值得提到是,这时已经出现了陶器文字和牙雕文字符号,尤其是其中的“上”、“下”两个字符的写法已经与后来的文字基本一致。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东夷人创造的大汶口文化是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文化;而到了这一文化的晚期,可以说东夷人已经走出了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曙光。

  龙山文化以今山东省济南市的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命名。这种文化分布范围比大汶口文化更广,河南、陕西等地均有发现,但与山东不属一个文化渊源,故考古学界常以“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称之,以示区别。相对而言,山东的龙山文化更具典型性,更能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故又被称为“典型龙山文化”。

  典型龙山文化的分布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著名遗址涉及济南、日照、潍坊、诸城、蓬莱、茌平、泗水、临沂等地。考古发现典型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农具制造包括石器、骨器、玉器、角器、铜器等等,石器除过去已有的一般农具外,新发现的石镰刀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农具。

  第二,“六畜”中除鸡骨外其它畜骨均有发现,尤其是马骨特具时代特征,因为考古界已经定论马的驯养出现在铜器时代。

  第三,龙山文化又以黑陶为代表,被称为“黑陶文化”,其黑陶制作薄如蛋壳、色如黑漆、造型精美、样式繁多、装饰质朴、工艺高超;与此相应,其它手工业如纺织、酿造、冶铜以及骨器、玉器、牙器、角器的镂刻镶嵌技术也很发达。

  第四,龙山文化已发现城址多处,主要有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岗、五莲丹土、茌平教场铺等。在这些遗址中,有的发现了城墙,而城墙的出现当是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恰恰符合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

  总之,龙山文化可以看作是东夷社会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由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过渡,或者奴隶制国家已经初步形成时期的文化。

  岳石文化是以今山东省平度市东岳石村遗址命名的一种文化,时代相当于已经有文字记载的夏代及早商时期。其分布范围与大汶口-龙山文化大致相当,但是它的中心地带已不在泰沂山区而在胶东半岛,可能是受到夏商统治势力逼迫而东移所致。

  岳石文化主要以自己独有的一个陶系为标志,就是以夹砂陶为主要陶色的不纯红陶(也称褐陶),器物造型袋足肥大,器表往往有陶衣,上面留有细密的刻划痕迹,泥质陶上往往施加彩绘。岳石文化的许多半月形爪镰,背面稍凸、正面稍凹、单面刃、有孔,亦富特色。

  考古学界认为,岳石文化已经处于青铜文化时代,它虽仍以陶器为代表,而陶器之所以反而不如龙山文化,这正说明了铜器的发明与使用相对削弱了陶器的作用与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言:岳石文化是东夷人在受到夏商文化挤压的情况下对龙山文化无奈地直接继承,是东夷史前文化的余绪。

(二)东夷传说

  正如世界上的其它古老民族一样,古老的东夷族团也经历了自己的传说时代。在文字产生之前,尤其是在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人们的认识能力极其有限,这些古老的民族往往要依靠想象并借助想象力征服自然。于是,古老的神话传说产生了。换言之,这样的时代是依靠神话传说“记录”历史的时代,是把人的生活加以“神化”的时代,也是用神话创造自己的英雄的时代,所以“传说时代”也称“神话时代”或“英雄时代”。

  过去,学界多认为中国神话传说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昆仑神话传说系统,在西部;一是蓬莱神话传说系统,在东部。而且多认为东部神话传说来自西部。后来的深入研究才使人们意识到,上述说法实为本末倒置。原来,中国最为古老的神话传说起源于东部,正是东夷人的创造。神话传说绝非凭空臆造的虚妄,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东夷人就“记录”了自己的历史,也塑造了本民族的许多英雄人物形象。我国自古以来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其中涉及到的许多人物就来自东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历来的典籍中对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并不相同。

  比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安国《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礼记•月令》以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楚辞•远游》以轩辕(黄帝)、太昊、炎帝、祝融、颛顼为五帝;《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风俗通义》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通鉴外纪》以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等等,可谓种种不一。

  在这些传说人物中,目前学界公认伏羲、女娲、少昊、颛顼、虞舜属于东夷族系。

  伏羲,也称伏戏、伏牺、庖羲、庖牺、宓牺等等,还称“太昊伏羲氏”。太昊是东夷人的始祖,这个称谓确切认定了伏羲是东夷人。

  女娲,在东夷传说中也是作为创世英雄出现的。

  少昊,也是东夷人的先祖之一,但是关于他的历史记载甚少,倒是神话中多所传闻,故少昊在人们的心目之中更像神仙。《尸子》中说:“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穷桑”,一说即为后来的鲁国都城曲阜,今曲阜市仍存少昊陵可能与此有关。

  颛顼,《吕氏春秋》中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若水”,一说即为泗水,也即俗称之泗河;“空桑”即上文所说之穷桑,也即曲阜。这些都可以说明颛顼是东夷土著。颛顼被司马迁记为五帝之一,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他这样写道:“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契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颛顼也作为神话人物出现在许多传说中。

  虞舜,即帝舜,有虞氏。《孟子•离娄下》简单记载了他的生平:“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即今山东省诸城市;“负夏”在今山东省邹城市。说明虞舜也是东夷土著。关于虞舜的史迹,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较为详备的记载。此外,司马迁在这里还提到许多历史人物,其中的皋陶伯夷(非商末周初之伯夷)、益等,也都是东夷的土著。

  除了上述这些人物外,东夷传说中还有几位神话色彩更浓的东夷人,主要是盘古氏、有巢氏、蚩尤、仓颉、后羿。

  盘古氏,即俗谓开天辟地的盘古。

  有巢氏,也称大巢氏,传说为东夷人的先祖之一,是远古时代巢居的发明者。

  蚩尤,是传说中东夷人的首领之一,武器发明家,故有“蚩尤作五兵”之说。对蚩尤的评价历来不一。

  仓颉,亦作苍颉,传说是汉文字的发明者。

  后羿,也称羿、夷羿,以善射闻名天下。

  上述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除盘古氏开天辟地、后羿勇力过人之外,其余皆为影响人类的大发明家。如果去掉他们身上的神话色彩,那末,无论是巢居,还是兵器、文字,当然都可以说明东夷文明的逐步发展和进步。

  此外,在关于蚩尤的传说之中已经强烈地透露出了传说时代早期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信息。在这里,不管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还是(而且尤其是)黄帝“使”蚩尤“主兵”,都无疑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就文化学而言,民族之间的所有往来(包括战争在内)都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来居于西部的轩辕氏族团先是战胜了炎帝,然后又来到了东夷人所在的东部;在征服了蚩尤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此时的黄帝,已经可以“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了。

二、夏商周三代与齐鲁文化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是齐鲁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为齐鲁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必需的文化背景,更提供了必需的文化动因。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如此。如果与过去的民族族团之间的文化冲突、文化融合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文化指向性更加集中、更加鲜明,也许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特点。

  夏朝的统治中心虽然在西部,但就有关历史记载看,其活动却多在东夷族团所在的地域之内,也即多为夷夏之间的争斗。如《左传•襄公四年》就记下了夏初第二代君主太康即位不久,东夷人后羿(非尧时之后羿)就聚众反抗,“因夏民而代夏政”,夺取了夏后氏的政权。这就迫使夏王朝不得不把政治斗争的重心移到泰山一带,建立了许多的夏后氏姒姓国,辅以许多已加入夏后集团的异姓国,区域几乎遍布今山东各地以及今河南的部分地区。这场争斗一直延续了数十年,到少康中兴之后,才一方面对东夷人大动干戈,另一方面为避开东夷之锋锐而将政治中心移到了中原地区。这说明夏代的夷夏矛盾还是相当突出、关系还是相当紧张,民族之间较深的文化融合尚须时日。

  到了商代依然是这样。商朝的当政集团是商族。尽管有人认为商族以鸟为图腾(据《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本来就属于东夷,而且也曾经迁都于奄(今属山东省曲阜市),但是就商代的历史看,商夷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始终非常厉害,未见有多少融合的迹象。商代初期势力强盛,社会还比较稳定;而到了仲丁之后,则王室腐败、内讧不断,东夷人于是乘机而起,迫使仲丁从亳(今山东曹县附近)迁都于嚣(今属河南内黄)。此后,商夷之间的战事从未间断,直至殷商被周人灭亡。

  从夏商两代与东夷的关系看,显然已经极大地不同于尧舜禅让制下的情况了。在禅让制时代,族团之间的军事冲突还往往是局部的,就像黄帝和蚩尤的冲突那样;而到了夏商这样的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时代,族团之间的矛盾则不能不与国家政权息息相关,因而军事冲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规模也极大地扩大、延续时间也极大地增加了。这当然也就增加了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难度。解决这种难度,当然不能指望历史倒退到禅让制,从根本上说只能指望国家政权的足够强大和相关国策的适宜对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夏商两代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就留给了周代;周代如果也解决不好则另当别论,解决好了,那么齐鲁文化形成于周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事实上,周朝的统治者的确是比较到位地总结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利用国势强大的有利时机,采取了相宜的国策,这就是周初的“封土建侯”,也即封建制。当然,封建制并不是周人的创造,早在夏商两代就已实行,只不过周人对它进行了改造而已。原来,夏商两代是由诸侯自下而上地承认国君的共主地位从而形成“封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央对诸侯的控制就十分薄弱。周初封建改变了这种做法,不再自下而上,而是由周王室自上而下地分封诸侯,并强调对诸侯有统一的政令和控制之权,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意味着国家的统一,王权的加强,社会的进步。值得关注的是,有鉴于夏商两代的教训,周朝的封建制还是相当开明的;第一,在分封姬姓宗族亲戚、功臣的同时,也对夏商后裔以及著名部族首领的后代进行加封,所采取的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策;第二,中央除了掌握“礼乐征伐”这样的大权之外,允许各诸侯国在治国、行政、风俗习惯等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包括夏商各部族的后代可以保持原来的信仰、礼俗,乃至政治习惯。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宽松的基本国策,这就为西周初期长期的社会稳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和空间,也为各个地域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齐鲁地区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三、齐鲁初封时期各自的主流文化意识

  《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这就是所谓的“封土建侯”的周初封建。当时,被封于齐的是太公望姜尚,被封于鲁的是周公旦。乍看起来,两者的地位相当、作用相同,封地也相近,似乎区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主流文化意识肯定会有所不同。正如《吕氏春秋?长见》所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 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鲁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是“亲亲上恩”,这与其始封国君周公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史记?鲁周公世家》关于周公旦的记载: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 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 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骄国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以上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他和周王室是同一个血统的至亲骨肉;第二,周公旦被封于鲁之后,“不就封,留佐武王”,也说明他一直掌握着周王室的大权,以维护周王室为己任。可以认为,这些正是他形成并确立“亲亲上恩”的鲁国主流文化意识的社会和思想基础。而所谓“亲亲上恩”,无非就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治理国家的的总纲。 与鲁国的“亲亲上恩”不同,齐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是“尊贤上功”。这也可以从其始封国君太公望那里得到最好的解释。 太公望虽然同样是周王室重臣,却不同于周公旦。首先,关于太公望的出身,《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载了三种说法。 其一,“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贫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其二,“太公望博,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 其三,“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 在这三种说法之中,第一种民间传说的意味最浓,其余两种则迹近于纪实,但差异又颇大,究竟以哪一种为准已难以考证了。关于太公望身世的这种其说不一,本身也许正说明了他的血统不像周公旦那样足以成为最可珍贵的资本。 不过,太公望在辅助周人灭商的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史籍记载却是确切的。太公望辅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被尊为“文武师”,武王还尊之为“师尚父”,最高统治者对他的这些称谓足以说明他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文王时,“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为多。” 而到了武王时,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骤至。群公尽惧,惟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 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分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正是因为如此,“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可见太公望的被封,主要原因在于“谋计为多”、“谋居多”,也即主要在于功劳与贡献。那么,他在受封于齐之后,在齐国推行“尊贤上功”的基本国策,也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姜姓的太公望是以外戚姻亲兼功臣的身份而受封的,这也会使他对封国的感觉与周公旦不同。这是因为,周天子分封、管辖的诸侯方国,属于周王朝统一的政权机构和系统,自身不具备完整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样,他们还必须以臣僚的身份为周王室服务。上文已经提到,太公望姜尚辅佐文王、武王,就是这样。 《史记?楚世家》载“楚子熊绎与鲁国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也都是这样。在《尚书?顾命》中,还记载了周成王死后齐侯吕伋奉命带领二千戈、虎贲百人迎太子钊即位(是为周康王)的事,更说明了这种臣僚地位。虽然同属臣僚,同姓与异性毕竟又有亲疏之别,太公望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 另外,齐国的国君虽然被称作“公”,如太公望、丁公吕伋,但这只是一种尊称而不是爵位,正如“伯”指同辈兄长、“子”指晚辈、“男”指相对于女、“侯”指斥侯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所以“丁公吕伋”有时也被称作“齐侯吕伋”。再者,周王朝还实行“诸监”制,即由中央派出诸监,监视各诸侯方国,齐国当然也要被置于诸监的监视之下。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这里的纪侯可能就是负责监视齐国的诸监,他对周夷王讲了不利于齐哀公的话,齐哀公就被烹杀了。对于齐国所处的这样的社会地位,太公望不会是不清楚的,所以他要站稳脚跟,就不能依赖像鲁国那样的“亲亲上恩”,而必须依靠“尊贤尚功”。 与“尊贤上功”相联系,太公望还实行了“因俗简礼”的方针。《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看来这是从当地“商工”“渔盐”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齐地原属东夷,当地人很多以商工渔盐为业,与西部以农为主业有所不同,随之,在礼俗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不如西部人那样看重礼数,这样,“因其俗,简其礼”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果然,由于这项政策对路,齐国便很快发展起来。 《齐太公世家》接着这样写道:“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这说明“尊贤上功”、“因俗简礼”的治国之策是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效的。 《汉书?地理志》亦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从后来在齐国这种文化的陶冶之下出现的许多人物,如管仲、晏婴、孙武、孙膑等人看,他们的确称得上“足智”,但是由于这种文化也以“矜功名”为特征,所以要做到真正的“舒缓阔达”却并不容易。 齐人“尊贤上功”,鲁人“亲亲上恩”,两种不同的主流文化意识,事实上很大程度地决定了两国不同的道路和命运。正如《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言:“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吕氏春秋?长见》亦言:“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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