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来自中文百科专业版
跳转至: 导航搜索
陈独秀 像

  陈独秀汉语拼音:Chen Duxiu,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县(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生平简介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对“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的贡献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

年谱

  1879年10月9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城北门后营(今属安庆市)。

  1881年,3岁。

  10月7日,父陈衍中得传染病,死于苏州怀宁会馆。

  1884年,6岁。

  开始随祖父陈章旭读书。

  1896年,18岁。

  参加县、府、院试,中秀才。

  1897年,19岁。

  与哥哥陈庆元一起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榜。同年,与安徽副将高登科之女高大众结婚。

  1898年,20岁。

  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英文、法文和造船学。长子陈延年出生。

  1901年,23岁。

  第一次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励志会”,半年后即回国。

  1902年,24岁。

  返回安庆,与柏文蔚等人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创办藏书楼,进行反清活动,遭清政府追捕,被迫再度逃亡日本留学。次子陈乔年出生。

  1903年,25岁。

  因与邹容、张继等人一起剪掉清政府学监姚煜辫子,被遣返回国。参加拒俄义勇队,5月,在安庆藏书楼召开爱国演说会。8月,于上海参与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编辑部工作。

  1904年,26岁。

  在芜湖长街汪孟邹开办的科学图书社楼上,创办《安徽俗话报》,任主编。秋,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天天实验炸药,与蔡元培相识。

  1905年,27岁。

  在芜湖与柏文蔚等建立秘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6年,28岁。

  夏,第三次去日本,与章士钊、苏曼殊三人东游日本。回国后担任芜湖皖江中学教员。

  1907年,29岁。

  春,因参与革命活动遭追捕,再次赴日,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参与筹备“亚洲和亲会”。      1908年,30岁。

  秋,从日本回国赴沈阳奔丧,护送大哥的棺木回乡。后赴杭州陆军小学任教。

  1910年,32岁。

  与妻妹高君曼隐居杭州。同年,三子陈松年出生。

  1911年,33岁。

  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活动,安徽独立后,应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1912年,34岁。

  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大力推行行政改革,重办安徽高等学校。次女子美(高君曼生)出生。

  1913年,35岁。

  二次革命后,再次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革命失败后,8月在芜湖被捕,遇救后偕高君曼潜往上海,四子陈鹤年(高君曼生)出生。

  1914年,36岁。

  第四次去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1月10日,第一次用“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

  1915年,37岁。

  6月,从日本回国。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

  1916年,38岁。

  9月1日,《青年》杂志从第二卷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该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提出20世纪之新青年,在生理上要有健全之体魄;在心理上要有新鲜之信仰。10月,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提出“文学改革”的口号。11月底,到达北京,与沈尹默相遇,沈邀其来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39岁。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从上海迁居北京,住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同时迁到北京。2月,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在蔡元培支持下,对北大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聘请胡适、刘半农等人来校任教。

  1918年,40岁。

  1月,《新青年》杂志改为同人刊物,由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七人组成编委会,轮流编辑,每人一期,陈负责第一期。12月,与李大钊等人联合创办《每周评论》,使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更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重要期刊之一。

  1919年,41岁。

  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游行请愿,遭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五四运动爆发。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11日和高一涵、邓初等人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9月,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释放出狱,北大同学召开欢迎会,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欢迎独秀出狱》。出狱后,担任国史馆编撰。

  1920年,42岁。

  1月,在李大钊护送下,由北京南下上海。4月,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达上海,会见陈独秀,探讨创建中国共产党。8月,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一起首先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决定将《新青年》作为机关刊物。11月,孙中山、陈炯明联合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2月,从上海启程到广州赴任。

  1921年,43岁。

  帮助成立广东共产党小组。发表大量文章,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新青年》移往广东出版。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未参加,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9月,以治病请假,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10月,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长职务。同月,在寓所被法国巡捕逮捕入狱,不久释放。

  1922年,44岁。

  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6月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7月,出席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再次被法巡捕房逮捕,旋即获保释出狱。11-12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1923年,45岁。

  1月,从莫斯科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参议。6月,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9月,随中央局机关返回上海。

  1924年,46岁。

  5月,主持召开中共三届三次会议(又称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9月,致函维经斯基,要求实行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路线。秋,与高君曼感情破裂,高带儿女迁居南京。

  1925年,47岁。

  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2月-9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6月,针对五卅运动,起草《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

  1926年,48岁。

  3月,中山舰事件后,主张采取退让政策。1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12月,赴武汉参加中央特别会议,作政治报告。

  1927年,49岁。

  4月,与汪精卫联合发表《汪陈宣言》,随后到达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总书记。7月,长子陈延年在上海牺牲。8月,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陈独秀的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隐居武昌。9月,返回上海,以“撒翁”笔名在中共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发表大量文章。12月,出版《革命文学史》一书。

  1928年,50岁。

  6月,次子陈乔年牺牲。拒绝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出版《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1929年,51岁。

  春,通过吴季严介绍,接触托洛茨基理论。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警告。7-8月,连续向中央写信,阐述自己的意见。10月,与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央,坚持自己观点。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成立“无产者社”,任总书记,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30年,52岁。

  2月,致信共产国际,拒绝参加会议。3月,创办《无产者》刊。7月,发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攻击红军,反对苏维埃运动。7月17日,妻高大众在安庆逝世。

  1931年,53岁。

  5月,在中国托派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九一八事变后,在《火花》、《热潮》等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高举抗日大旗。

  1932年,54岁。

  1月,与罗汉一起向中共提出合作抗战建议。8月,给托洛茨基写信,介绍托派中央重组情况。10月15日,在上海被捕,旋即被押送南京,入狱。

  1933年,55岁。

  4月,国民党三次开庭审讯,被判13年徒刑,不服决,准备《上诉状》,6月上诉被国民党最高法院驳回。11月,为托派起草《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      1934年,56岁。

  改判有期徒刑8年。在狱中写了诗集《金粉泪》,共58首,对国民党政府和高级官员极尽嬉笑怒骂和嘲讽。

  1935年,57岁。

  2月,致函胡适,商谈著作出版问题。在狱中潜心著述。

  1936年,58岁。

  6月,得悉陈其昌给鲁迅写信后大发脾气。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非常兴奋,喝酒庆贺。

  1937年,59岁。

  8月23日,因时局紧张被提前释放出狱,先住傅斯年家,后住陈钟凡家。拒绝蒋介石拉拢,不接受中共“三条件”。9月,离开南京到武汉避难,发表抗日文章和演讲。

  1938年,60岁。

  1月,康生发表文章,诬陷陈为“汉奸”。3月,傅汝霖、张西曼等九人在《大公报》发表为陈辩诬文章。4月,徐特立到武汉调解。7月,溯江到达重庆。8月,迁居江津。

  1939年,61岁。

  3月,养母谢氏去世,极为悲痛。7月,迁居鹤山坪,整理杨氏遗书,写作《小学识字教本》。

  1940年,62岁。

  3月,蔡元培去世,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8月,寓所被盗,失去图章和书稿。

  1941年,63岁。

  2月,去重庆治病,回江津后住邓燮康家中数月,夏天才返回鹤山坪,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整理《古阴阳入互用例表》等,交北京大学出版,以答北大同学会月赠生活费。

  1942年,64岁。

  3月,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5月中旬,为治高血压病,误食蚕豆花泡茶中毒,17日开始昏迷,27日晚9时逝世,享年64岁。

  (据林茂生、唐宝林著《陈独秀年谱》、袁亚忠著《陈独秀的最后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