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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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台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之一,主要分布于福建台湾地区,与秦陇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几大地域文化并著齐名。闽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中华文化在历史衍化中融合伸展、一体多元的重要特征,也印证了台湾地区与福建地区乃至中国大陆在文化上存在无比深刻的内在关系。

  福建与台湾仅一水之隔,血脉相连,在历史上,台湾在很长时期内曾是福建的一部分。明代以后大批闽人移居台湾,共同创造了以闽南方言客家方言为主要载体的台湾文化,清以后台湾虽独立建省,但两种文化血缘仍密不可分,闽台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习俗相同,语言相通,现今台湾同胞中80%以上人口祖籍福建,正是因为闽台地区有这种天然的联系,因此一向被视为一个共同的区域。

  远古时,由于海平面大幅度升降,台湾与大陆曾4次相连,今天所称的“东山陆桥”就是指当时一条横贯台湾海峡的带状陆地。距今六七千年时,台湾海峡的海平面已与今天大体相等,但福建仍然是台湾离大陆最近的地方。这种地缘关系为福建和台湾形成同一个地域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具体来看,闽台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史前文化阶段。由于“东山陆桥”的存在,远古时祖国大陆的人类和动物就成群结队地进入台湾。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3万年前的台湾古人类左镇人在体质形态上与祖国大陆华南地区柳江人基本相同,距今约1.5万年的台湾长滨文化与同时期的湖北石龙头文化和广西上宋村文化在器具制作技术上非常相似。在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年前的台湾大岔坑文化与福建壳丘头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之间,距今4000年前的台湾圆山文化与福建昙石山文化之间,也存在大量相同或相像的遗址遗物,被认为是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相”。这些充分说明,在史前阶段,台湾的开发和发展就与祖国大陆尤其是福建密不可分。

  二是闽越文化阶段。夏商周时期,福建的原住民族是闽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越国被楚国所灭,大批越族人进入南方各地,其中进入福建境内的越族人与闽族人混合,形成了一个新民族闽越族。闽越族的文化被称为闽越文化,它是福建土著文化和吴越文化、中原文化的综合体。汉武帝时闽越国被征灭,部分闽越人驾船入海、进入台湾,成为台湾平埔族和高山族的祖先。研究发现,公元3世纪时,台湾居民的主要文化特征与闽越族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饭稻羹鱼、断发文身、凿齿拔牙、干栏式房屋、悬棺葬、蛇图腾等。福建境内的闽越文化在闽越国灭亡后逐步衰微,但在台湾却得到了很长时间的保留和发展。直到明末清初,台湾高山族仍然流行着断发文身、凿齿拔牙、蛇图腾等习俗。台湾平埔族和高山族与祖国大陆闽越族的族源关系,也被现代的基因分析技术进一步证实。

  三是汉族文化阶段。汉代以后,各王朝对福建和台湾的管辖和治理逐渐增强。三国孙权在福州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并派兵到达台湾。隋炀帝三次派人赴台湾。唐末五代,泉州人开始往返澎湖和台湾。北宋设立福建路,辖一府、五州和二军,南宋开始驻军澎湖。元代将福建分为福州、建宁等八路,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明代将八路改为八府。清代统一台湾并设立台湾府,归福建管辖。在朝代更替中,中原等地向闽台的人口迁徙和交流也日益频繁。据统计,隋代福建居民仅1.2万多户,由于唐宋时中原居民数次大规模入闽,至宋末福建居民已剧增到100多万户。祖国大陆向台湾移民主要出现在明末至清中期,以福建漳州、泉州二地居多。人口迁徙改变了闽台地区的社会结构,也使产生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在当地的影响不断扩大,登上主导地位。汉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闽台先前的文化进行交汇和融合,并加以创新和突破,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闽台文化。

闽台文化特点

  闽台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不仅具有中华文化的普遍特质,同时也具有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兼有。在传统上,中华文化形成了以大陆文化为主体同时又涵纳海洋文化的基本格局。闽台文化的主体同样也是大陆文化,强调以农为本,重视农耕文明。正是在大陆文化推动下,闽台地区才成为文治社会并取得长足发展。但由于闽台地处濒海地区,因此与内陆地区相比,海洋文化的色彩显然要浓重许多。早在夏商周时期,闽台地区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活跃在海上。汉代以后,进入闽台的汉族移民利用濒海条件,积极发展海上贸易。至宋代,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遍布东亚、南亚、西亚和东非达40多个,元代增至90多个。明代开始实施严厉的禁海政策,闽台地区海上贸易受到一定抑制,但并没有停止。海洋文化的长期发展,使闽台地区较早地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也使闽台文化中注入了强烈的商贸意识和开放意识。

  二是儒家正统和民间文化并存。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思想。随着各王朝对闽台地区治理的加强和移民的大量进入,儒家文化也在当地广泛传播。西晋末年,已有人在福建讲经教儒。南朝时,儒学之风日盛。宋代,福建成为闻名天下的理学之乡,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集诸儒之大成者和将儒学发展为精微思想体系的闽中理学。儒家文化在台湾的传播相对较晚,主要开始于明末清初。当时,台湾移植福建的样式设置府学和县学,从福建选派教授人员,所用教材也与福建完全一样。儒家文化成为规约闽台社会的主导文化,确立了闽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归属关系。但儒家文化并非闽台文化的全部,在儒家文化之外,闽台社会还存在着大量与儒家思想相区别甚至背离的民间文化。比如,儒家文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而闽台社会信巫尚鬼的风气却十分盛行,不仅神明众多、庙宇林立,而且各种祭拜活动常年不断。台湾有“神灵三百,庙宇过万”的说法,庙宇分布密度居全国之首。

  三是乡土情谊和族群观念浓厚。闽台地区的居民是遵循“中原—福建—台湾”路线多次进行人口迁徙繁衍的结果。由于迁徙过程历经艰辛、充满曲折,需要移民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各种天灾人祸,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因此移民都非常重视源于地缘关系的乡土情谊和源于血缘关系的族群观念。其典型表现包括:1.方言的使用。福建主要有7种方言,即闽东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甫仙方言、闽中方言、闽北方言、闽赣方言,其中闽南方言分布最广。这些方言都是中原汉族人南移带来的古汉语和福建当地的土著语言相结合,经过从西晋到隋唐五代的演变,逐步衍化形成的汉语方言。台湾汉语方言主要有闽南方言和客家方言,目前说闽南话的人口占到全台湾人口的80%。2.族谱的续编。台湾的族谱源流,大多可追溯到福建。福建修纂族谱时,经常把移居台湾的宗族作为一个分支载入;台湾修纂族谱时,也经常返回福建求谱、接续族源。由于闽台族群的血缘可进一步追溯到中原,因此到中原地区寻根访祖的现象也越来越多。3.地名的延用。台湾许多地名与福建的地名相同,如安平镇、福安里、泉州厝、同安宅、龙岩庄等,体现了当地居民对故土家园的思念之情。4.信仰的移植。除了儒家思想外,台湾的佛教、道教也都来自福建。台湾影响最大的20种民间神祗中,有16种来自福建,如福德正神、王爷、妈祖、观音、保生大帝等。5.习俗的保留。在衣食住行、年节婚丧等风俗习惯上,台湾与福建尤其是闽南一带基本相同。闽台地区保留了许多中华文化的传统年节习俗,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同时又有不少具有地域特色的年节习俗,如元宵祈子求婿、中元抢孤、中秋博饼等。

  四是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强烈。近代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闽台地区首当其冲。16世纪初,葡萄牙开始派兵进入福建海域,抢劫财物和人口。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开设包括福建厦门、福州在内的五口通商。从16世纪到抗日战争胜利400多年间,荷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外国势力16次侵袭台湾。尤其是荷兰和日本,分别直接殖民占领台湾长达38年和50年。荷兰和日本在对台湾进行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实施文化改造,企图全盘同化。荷据时期,殖民者极力诱导甚至强迫台湾民众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日据时期,殖民者为了灭绝汉族文化传统、代之以日本文化传统,更是大肆取消中文教育,取缔汉语报刊,禁绝传统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并强制普及日语,实行更服改姓,推广日本佛教。在殖民者的恶行淫威面前,台湾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奋起进行武装抗争,祖国大陆人民特别是福建人民给予大力支持,最终战胜了殖民者。在文化领域,台湾人民也是全力保护汉族文化,割台之初就掀起了一个以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为中心的汉学运动。闽台人民面对外国势力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们身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两岸以闽台文化为重要载体,不断深化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史缘相连、文缘相承,台湾文化根在福建、闽台文化根在中原等等文化记忆,都被一一重新发掘出来并得到珍视。其背后所反映的一条真谛是,尽管两岸关系跌宕起伏,两岸同胞密切的文化关联和共同的文化基因是绝不会轻易改变的。闽台文化是一笔宝贵财富,应当给予有效保护和利用。不难预见,在增进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过程中,闽台文化定然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闽台文化的形成、发展

  古人类学家证明,距今3万年前的台湾最早古人类“左镇人”和稍后一些的“长滨文化”的主人都是从大陆经福建迁入台湾的。考古发掘也证明,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文化、凤鼻头文化遗址的中下层的遗物和同时期福建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遗址的遗物在造型和类型上有不少相似之处。青铜时代,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均属于以几何形印纹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

春秋至秦汉

  春秋至秦汉时期,大陆东南沿海聚居着“百越”土著民族,居住在福建境内的越人称“闽越”,其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是以蛇为图腾和断发纹身,《说文·虫部》曰: “闽,东南越,蛇种。”《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发纹身之民也。”虽然台湾海峡阻碍了闽台之间的交往,但由于闽越族是一个善于舟楫的民族,所以仍有不少闽越人跨越台湾海峡,迁徙到台湾去,成为台湾高山族的祖先。关于高山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仁智互见,我们认为是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漂流入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春秋至汉代时期从福建迁徙入台的闽越人。这一点从高山族自古以来一直保留着闽越族的蛇崇拜和断发纹身的习俗可以反映出来。《隋书·东夷传》载:“琉球国(指台湾)居海岛之中,……妇人以墨鲸手,为虫蛇之文。”清代郁永河在《稗海纪游》中谈到他在台湾亲眼目睹高山族 “胸背文以雕青为鸟翼网罟虎豹文。”陈梦林《诸罗县志·番俗考》云:台湾后垅、竹堑诸社的高山族“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留圆顶,剪而下垂头蛇。”至近现代,台湾高山族的鲁凯人、排湾人仍保留着崇蛇的习俗。

  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了闽越国,并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以绝后患,“东越地遂虚。” 闽越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但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泽湖泊之间,逃避了汉军的追捕,成为福建原住民的祖先,也不排除一部分闽越人东渡台湾避难。此后直至宋代,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基本中断,由于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了闽台经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

  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的影响甚微。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开始向东南沿海扩散,三国时波及福建。当时孙吴据有江东,视福建为后方基地,比较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曾多次出兵福建,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并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和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除了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许多罪犯被流放于福建,还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揭开了汉文化不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

西晋至五代

  西晋至五代,中原汉族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数以万计的汉人迁入福建,其间还出现了三次移民入闽的高潮,分别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唐中期、唐末。随着汉人的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隋以前,居住在福建境内的汉族人数不多,隋大业三年(607年)一共才有12420户,大多数人尚处于变化不定、糊口维艰的境地,仍渴望有朝一日返归中原故土,暂时避乱福建的意识还相当强烈,根本无心也无法去创造能体现自身特色的文化。

  这种情况到唐五代时有了明显的改观。一方面,随着汉人的不断移民福建,汉族与土著民族之间的融合速度加快了。由于移民中男性比例较大,特别是唐中期陈元光和唐末王审知的部属(共 35000多人)定居福建,使汉民的男女比例更加悬殊,其中不少汉族男子与土著通婚,作长期落户福建的打算。陈政的部属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中期闽南地区的民族和民俗融合作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五代时,王审知的部属与土著通婚的现象更加普遍,故福州方言称男子为“唐铺人”,意为唐代的铺兵(当时十里为一铺,派兵驻守),妇女俗称“诸娘子”,意为闽越无诸国的女子。民族的融合对汉文化在福建的迅速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唐开元年间已有户籍108991户,比隋大业三年增长近8倍),福建经济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加上地方官注重兴办教育,网罗人才,使福建文化长期落后中原的局面有所改观。志称:“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

唐代至宋代

  宋代,福建社会相对安定,人口剧增,据统计,宋嘉定年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宋代福建经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但走出了长期落后的境地,而且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挤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成为东南全盛之邦。诗人张守在《毗陵集》中有诗句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集中地反映了时人对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赞叹。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一派繁荣。教育事业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学校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的记载,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说法 。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城里人家半读书,”连山区泰宁也“比屋连墙,弦诵相闻”。教育的发达和读书风气的浓厚,使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1/5。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有179人,为全国之冠。宋代福建还涌现了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天文家苏颂,有法医家宋慈,有史学家郑樵和袁枢,有书法家蔡襄,有著名的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必称七闽”。

  宋代福建文化不但繁荣昌盛,为世人所瞩目和赞叹,而且形成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宋代福建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集中地体现在注重传统文化的承袭,保存着大量中原文化的古风。福建枕山临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高耸着博平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东南则是茫茫大海。境内山峦叠嶂,丘陵起伏,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80%以上,自古以来就有“东南山国”之称。古代福建交通闭塞,不同区域间往来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自然条件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诸如:

  一、方言中保存着大量的古音、古词。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居住在福建的汉族的祖籍虽然大多是中原地区,但由于他们入闽的时间前后相差数百年,所带来的中原汉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入闽后,又由于与当地土著民族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地区间交通不便往来不多等原因,逐渐形成了许多不能相互通话的方言。在中国八大方言中,福建方言就占了其中三种,即客家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如果把省内的北方方言与邻省交界的方言也包括在内的话,福建境内实际上流行着除湘方言以外的汉语七大方言。在福建方言中,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唐宋以前中原的古音、古词。古音韵学家钱大昕所说的“古无轻唇音” (F)和“古无舌上音”(ZH、CH、SH)的古汉语语音特征,在福建方言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

  二、在社会组织上保存着聚族而居的传统,重视家族门弟制度。 在中原地区,由于外族经济入侵,战乱不止,人口频繁迁徙,促使社会成员多次重新整合,猛烈地冲击了聚族而居的传统,特别是唐代,士族门阀制度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极盛逐渐走向衰亡,使士族门第观念大大淡薄。而在福建,由于西晋后陆续迁徙入闽的汉人多是举族而来,利用宗族的集体力量来克服迁徙途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入闽后,不同宗族的北方移民在争夺生存空间和政治经济利益时也经常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互相残杀。因此,入闽后的汉族大多聚族而居,依赖家族的力量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家族门第制度受到高度重视。志称:“故家巨族自唐宋以来,各矜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宋代以后,福建一直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传统,家族制度也较中原地区更加严密和完善。

  三、在民俗中保留着许多中原古风。 中原民俗传入福建后,由于交通闭塞和聚族而居等原因,许多古民俗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志称:“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建(瓯)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每多。时魏京守建安,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建人知文,有京洛遗风,实自京始。”在福建旧方志中,有关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犹有古意”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以传统岁时节庆为例,志载:“风化所被,古意犹存。至如岁时节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

  另一方面,福建东南沿海海岸线曲折,有许多良港,自唐宋以后,海上贸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从而带动了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成份大大高于闽西北地区,商品意识也比闽西北浓厚,反映在文化上则是带有海洋文化的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重利的价值观。 “义利之辩”始于先秦,孔孟开辟了重义轻利的传统,后来经过历代儒学家的倡导,重义轻利成为中国古人的重要价值观之一,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但在宋代的福建沿海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泉州,传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刘克庄《泉州南廓》诗中说:“闽人务农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唯有桐城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并指出,泉州是一个“只博黄金不博诗”的典型商业社会。重利的价值观在泉州得到初步确立,上至巨商大贾,下至市井小民,莫不重实求利,“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明代以后,重利的价值观进一步强化,李贽曾感叹道: “天下之尽市井之道也。”

  二、冒险性格。 由于古代海上贸易充满着危险,几乎是一种生命赌博,时人王十朋咏泉州诗中就有“大商航海蹈万死”之句。刘克庄《泉州南廓》诗亦云:“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贸实堪悲。”长期的航海及海外贸易生活,必然会养成冒险性格,志称:“濒海之民,……射赢牟息,转贸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撸,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滔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而闽西北地区,由于交通比较闭塞,商业不发达,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占统治地区,所以这里的民风较闽东南地区淳朴,百姓不轻易冒险,相对保守。

  三、漠视礼教。 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对传统礼教必然产生冲击。在泉州,由于男子多半出外经商,妇女冲破了“男女之大防”的礼教束缚,不但走出家门,“街中露面往来,习以为常”,而且“忙于负担,与男子杂作”。又如,传统礼教以俭朴为美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耻贫夸富成为泉州地区的风尚。志称“习俗之趋尚为豪奢”。不但商贾、胥役之辈“美服食,仆妾舆马,置良田好宅,履丝曳镐,掷雉呼卢,以相夸耀,比比而然”,就是“家无担石”的贫寒之家,也“非色丝盛服不出”,并产生了“虽家非素封,亦耻居人后”的耻贫心理。

  四、开放融合。 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宋元时期的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泉州港,“民夷杂处”,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数以万计,外来文化相继传入泉州,并不受任何限制自由传播,故“市廛杂四方之俗”。同时,对外来文化博采广取,加以融合。以宗教为例,宋元时期流传于泉州地区的宗教除了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外,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伊期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各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为侨民所信仰,在汉族中也拥有不少的信徒。各种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和平相处,互相渗透。 福建经济的开发和汉文化在福建的传播,为台湾和澎湖地区的移垦和汉文化继续向台湾和澎湖地区延伸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汉代以后至宋代以前,汉人也曾多次涉足台湾,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三国时吴国黄龙二年(230年),卫温、诸葛直率甲兵万人远征“夷州”(今台湾),历时一年,“得夷洲数千人还” 。另一次是在隋大业六年(610年),陈棱、张镇州率万余名军队入台,“虏男女数千人而归”。这两次汉人入台均属于军事性质,并无汉人留在台湾,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推动作用。因此,宋代以前,台湾仍处于土著高山族文化缓慢发展时期。

  宋代,闽南人开始移居和开发澎湖,逐渐形成村落。赵汝适《诸蕃志》载:“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宋政府还在这里驻扎军队,保护航道的畅通。

元代至清代

  元代,澎湖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汪大猷《岛夷志略》载:当时岛上“坡垅相望”,居民“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元政府还在这里设立巡检司。至于台湾本岛,宋元时期的闽南人以澎湖为中转站,与台湾西部的土著居民有贸易来往,但尚无汉人移居台湾岛的文献记载。 大概在明代,闽南渔民先是在渔汛期间登上台湾西海岸逗留一段时间,稍事休息。后来便慢慢地定居下来,形成几户或几十户的小渔村。明代中期,台湾西海岸已有一些汉人的村庄,半耕半渔或弃渔垦荒。

  明末清初,福建向台湾移民的人数大量增多。明末郑芝龙占据台湾时,曾到闽南招募上万饥民去台湾垦荒。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1624年至166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时期,也有不少福建人移居台湾,在赤嵌附近形成了一个约有25000名壮丁的居民区,全岛约有4.5—5.7万人。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除了郑氏军队外,又新增加移民2—3万人,使台湾的汉族移民增至10—12万人,与土著居民的人数差不多。这时,台湾西部平原乃至中部半山区,已是“烟火相接,开辟荒土,尽为膏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将郑氏官兵及部分百姓迁回大陆,台湾人口减少一半。不久又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限制内地人移民台湾。但台湾大片未开发的沃土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强烈地吸引着大陆沿海许多失去生计的百姓,偷渡入台的大陆移民接踵而来。据吴士功《题准台民搬眷过台疏》说:“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不到一年里,福建沿海 “共盘获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妇九百九十九名口”。未被截获的移民人数要多于此数数倍甚至数十倍。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台湾人口增至 666040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增至912920人。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2年),清政府取消了海禁,大陆向台湾移民出现了新的浪潮,嘉庆十六年(1811年)台湾人口多达1901833人。 闽人虽然在宋代就移民澎湖,明代已移民台湾本岛,明末清初数以万计的台湾移民绝大多数是福建人(主要是闽南人),但闽台文化作为一个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体系的最终形成,大约是在清乾嘉年间。这是因为明末以前,闽人移民台湾人数不多,汉文化在台湾尚处于萌芽状态。

荷兰据台湾时期

  荷兰据台湾时期,闽人移民台湾的人数增多,但荷兰殖民者实行“奴化”教育,汉文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开始建立专门传授汉文化的教育机构,推动了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清统一台湾后,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汉文化在台湾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清政府一度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移民台湾(包括偷渡)的汉人多是男性,所谓“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因此,就当时的台湾社会结构而言,尚有较大的缺陷,加上移民台湾的汉人流动性较大,相当一部分人农忙时入台耕种,收成后即回福建与家人团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文化在台湾的全面传播和发展。乾隆以后,特别是乾隆五十四年清廷解除海禁后,大批妇女儿童迁入台湾,与丈夫一道建设新的家园,台湾开始从移民社会逐渐过渡到定居社会。志称:乾隆年间,台湾“商贾安于市。行旅安于涂,舟车络绎,百货麋至”。定居的社会为汉文化在台湾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