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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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学汉语拼音jīn shí xué),(英语:Studies of Inscriptional Bronze and Stone),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前,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注重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已佚)最早使用“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曾记录一些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但未曾进行形制、花纹的深入分析,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迄今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作为独立学问的金石学已不复存在。

宋代以前的研究

  随着先秦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即有人研究辨识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曾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扶风东北)发现的尸臣鼎。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盗掘战国魏君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勗、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荀勗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唐代初期,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但宋代以前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问世。

宋代的金石学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大力奖励经学,倡行礼制。于是朝廷及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同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新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墨拓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学的流传提供了方便条件,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自北宋真宗朝以后,已有学者注意将出土古代器物著录研究,如僧湛洤《周秦古器铭碑》与杨南仲《皇祐三馆古器图》(皆佚),均属草创。至仁宗朝,对宋代金石学有开创之功的刘敞首先使人将家藏的11件古器摹其文字,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古器的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金石学之创立始具雏形。其后胡公谨作《古器图》,李公麟作《考古图》,今皆不传。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所撰《考古图》。该书及约30年后成书的《宣和博古图》,反映了宋代古器物研究的水平。两书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记录各器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缩小样制”,以明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后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的《钟鼎款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则仅摹写铭文并释文,或略加考证,属铭刻集录性质。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唯存古器款识名目而已。吕大临作《考古图释文》,肇金文字书之端,后又有王楚《钟鼎篆韵》,薛尚功《广钟鼎篆韵》,两书并佚。石刻方面,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二书系地,《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洪适的《隶释》、《隶续》二书则具录石刻全文。其他方面,除钱币有洪遵《泉志》等书传世,玺印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虽有个别著录,但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宋代的金石学已作出许多值得珍视的成就。

元明两代的金石学

  元明两代,金石学少有成就。较突出的是元初入仕中国的色目人葛逻禄迺贤,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并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后根据其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撰成《河朔访古记》一书,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元杨銁《增广钟鼎篆韵》,为踵王楚、薛尚功之作。朱德润《古玉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专录玉器的著作。明曹昭《格古要论》则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石刻方面,元潘昂霄《金石例》开碑志义例研究之先;明陶宗仪《古刻丛钞》、都穆《金薤琳琅》具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存目并附跋尾。

清代以来的金石学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研究偏重于石刻,主要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的著述。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重要推动作用。此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学大为发展。清代金石学家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广,并且有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搜集的铜器铭文、碑刻、古钱币及玺印等铭刻资料更为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显著提高。玉器、镜鉴、兵符和砖瓦、封泥等,也都开始专门研究。据容媛所辑《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清乾隆以前700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约200年间已达906种之多。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程瑶田则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及有关记载作《考工创物小记》,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丰,后由朱为弼协助编录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着重收录铭文摹本、释文及考证,其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此后,著录之书分为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摹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端方《陶斋吉金录》及《陶斋吉金续录》;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而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书最为赅备,收器均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根据金文资料或兼及其他铭刻的古文字学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和《字说》,孙诒让《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等书。

  石刻著作为数甚多。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及《跋尾》、武亿《金石三跋》及《金石续跋》、严可均《铁桥金石跋》等考订均较精审;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则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计8,000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捃古录》、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端方《陶斋藏石记》,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已达一两万种。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他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编者案语。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和《粤东金石略》,毕沅《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阮元《两浙金石志》,以及毕、阮合撰的《山左金石志》等。专究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的研究已有专书问世。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资料,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傅云龙《日本金石志》。叶昌炽所著《语石》,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是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古泉汇》,著录历代钱币6,000枚;玺印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古玉图考》,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

  综合性著作,古器物图谱类有冯云鹏、冯云鹓同辑《金石索》,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反映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之广。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计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及于明器和各种杂器,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当时集大成的学者,均有多种著述。马衡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