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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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周公东征鼎铭文拓本

  金文汉语拼音:Jinwen;英语:Bronzeware Script),中国古代铸造或刻写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一般所说的“金文”特指先秦时代的。古代铜器铭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开始。一千年来陆续发现的有铭文的古铜器,为数颇多,属于先秦时代的就有万件以上。

  商代前期铜器上,铭文极为少见,而且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到了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铜器逐渐增多,不过铭文的内容多数仍然很简单,大多只有一到五六个字。主要记作器之名(多不用私名而用族名)和所纪年的先人的称号(如父乙、且乙等)。在商代后期较晚的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但已发现的最长铭文也不过40余字。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这一时期的铜器铭文不但数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较长。在西周铜器上,篇幅百字以上的铭文颇为习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比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497字。春秋时代也有长篇铭文,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作的镈,铭文493字。同人所作的编钟,由7个组成,全文长达501个字。但长篇铭文已不如西周时多见。从已发现铜器的铭文内容看,西周铜器铭文大多数为周王朝贵族、臣僚所作,春秋铜器几乎都属于各诸侯国。进入战国以后,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西周到战国早期,铜器铭文中习见的内容变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原由以及祝愿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1978年在湖北随县(现随州市)的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发现好几套铭文的编钟。铭文字数近2,800字,内容几乎全是讲音律的。这是先秦金文中的一个特例。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铭文已经变得少见,“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类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兵器铭文在这类铭文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旧式的长篇铭文在战国中期以后仍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战国)。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铭文长达469字,铜方壶铭文长达450字。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几乎都是铸在器物上的。战国中期以后,则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出来的,兵器等物上的铭文还往往刻得很草率。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度量衡铜器上的铭文情况比较特殊外,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点的简短铭文。前者如秦孝以18年(前344)所作的商鞅量(商鞅方升)。秦代的诏版也很有名。

  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刘敞《先秦古器记》、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皆摹写铭文、作出考释;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赵明诚《古器物铭》、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皆有释文和考证;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王楚《钟鼎篆韵》和薛尚功《广钟鼎篆韵》,皆按照韵部排列,颇有创见。清代学者走宋代人的道路而有发展,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材料不断增多,释文考证时有可观。1937年罗振玉编印《三代吉金文存》,收铭文4,000多件,印刷精致,没有释文。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许瀚《攀古小庐金文考释》、吴大徵《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是最大的金文总集。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4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虽不一定准确,也相差不远。这些字多半可以和《说文解字》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