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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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份。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背景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会议概况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意义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遵义会议全记录

  1935年1月,中国危机重重。这一月,侵占东北3年多的日本关东军,相继两次制造“察东事件”,把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地区。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却把数十万重兵调向大西南,“围剿”长征途中的红军。

  3万对40万,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兵力悬殊达到长征以来之最。在湘江岸边未能置红军于死地的蒋介石,发誓要在贵州境内“解决”红军。

  但,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改变了两军对垒的战局,也从此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酝酿:在危急的时刻

  历史回放:离开中央苏区3个月了。红色大军被迫撤离时的号角,化作了历经劫难的悲歌。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此时,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国民党军的重兵已在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设下了口袋阵——红军,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后最艰难的危局。失去军事指挥权两年之久的毛泽东,就是在担架上也没有放弃过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从湘南通道到黔北黎平,毛泽东等人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1934年末至1935年初的3个星期内,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紧急会议。

  通道会议,开始采纳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去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确定了西渡乌江的行动方针,并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所有的变化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变化,所有的期盼铺垫着一个重大转折——遵义会议。

  见证者——方强(95岁,健在老红军)回忆:打来打去、绕来绕去,我们总也摆脱不了敌人。虽然先后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同时红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危急关头,红军突然另辟路径,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改变行动路线,犹如一着高棋,把满盘皆输的局势缓和下来。这是谁的主张?我偷偷地问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同志。他故意眨眨眼睛,然后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旁,悄悄告诉我一个名字——毛泽东。

  专家——费侃如(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等就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批评意见。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关于进军路线的争论,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和错误军事领导者之间的斗争。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开始被政治局内大多数同志所接受,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思想、军事、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转折:历史作出选择

  历史回放:把遵义城一分为二的,是一条与红军大血战之地同名的河流——湘江。湘江河畔一座本属于黔军师长柏辉章的两层小楼里,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条件。

  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长篇发言。他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错误的结果……

  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

  3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见证者——杨世林(89岁,健在老红军)回忆:当时,我们警卫班负责柏公馆南门的岗哨。天刚黑,大门上的煤油灯就点亮了。博古来得最早,平时他很和气,但那天沉着脸。毛泽东和张闻天接着也走过来了,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还不时点头。李德和翻译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大皮鞋,脸很红,显得十分疲惫。

  专家——金一南(国防大学教授):遵义会议以前,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尚方宝剑。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续篇:智慧改变了战局

  历史回放:一路围追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并不知道遵义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蒋介石不会没有觉察到,1935年1月开始,战局有了不同,对手有了变化。

  史料记载,时年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飞抵贵阳,督帅“剿共”;4月5日,在贵阳东南发现红军活动,担心来攻,彻夜未眠,后由贵阳飞至昆明;4月9日,急令各路追剿军驰援贵阳;4月10日,飞回贵阳,后急电龙云防堵红军入滇;5月10日,获悉红军渡过金沙江,急忙再由贵阳飞昆明,令中央军及滇军向金沙江追击红军……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大手笔指挥红军时西时东、影南实北,牵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的鼻子在黔滇之间来回调动,最终跳出了4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千山万水间从容飞渡,中央红军最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重掌了红军的指挥权。

  见证者——张爱萍(遵义会议前后任红3军团11团政委)生前回忆: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就在娄山关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这是我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部队换了好枪,补充了弹药、物资,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说:“这是毛主席运动战的灵验啊!”我们不由得回想起遵义会议以前的情况: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采取了什么“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单纯防御,使这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而在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前堵后追的敌人面前,不是积极地寻求战机歼灭敌人,而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我军处处受制于敌,每天都被“狗”咬着,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再看一下遵义会议以来的情形,真是走的利索、打的痛快。两下对比,越发体会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王道金(91岁,健在老红军)回忆:“遵义会议”这个叫法,我们是到云南扎西以后才知道的。营教导员说:“中央开会了,开得很好,毛主席又被请出来工作了,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四渡赤水,部队很累但士气高昂,上面说了,云贵川走到哪里都是我们的根据地!

  专家——徐占权(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遵义会议的成果,首先反映在会后红军的战略方针上。遵义会议确定了北上方针,但毛泽东并没有拘泥于既定的方针,而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的实践证明,以遵义会议为起点,全党全军开始了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其他重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召开以来,至今中国共产党共召开了17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他重要会议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会议还有:

  西湖会议  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1926)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1927) 八七会议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 古田会议

  遵义会议 瓦窑堡会议 洛川会议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 三月政治局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1947) 中央小河会议 中央十二月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1948)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1956) 北戴河会议(1958)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