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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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像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三国时期蜀国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家世二千石。东汉末,牧守混战,随叔父诸葛玄往依荆州刘表。隐居南阳隆中,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建安十二年(207 )刘备闻其名,三顾草庐。亮拟定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氏,待机进图中原的隆中对策,为以后的蜀汉制定了总的战略。诸葛亮成为刘备主要辅佐。次年曹操南伐,他和江东周瑜鲁肃共同努力,并亲至东吴游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随后,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后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刘备称帝,任丞相、录尚书事。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刘禅继位,他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封武乡侯。刘禅暗弱,朝政无论巨细,都取决于亮。234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由汉中北上,出斜谷(在今陕西眉县),驻军五丈原(在今岐山县高店镇南),与魏军对峙于渭水之滨。由于魏将司马懿坚守不战,双方在渭河南相持一百多天,诸葛亮因病卒于五丈原军营中。

  诸葛亮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他法令严明,赏罚必信。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毫不容情。从而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建兴三年(225),南中(主要当今云南、贵州地区)发生大族叛乱,即亲率大军,深入不毛,进行讨伐,打击为首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使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力和兵力。

  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因力量相差悬殊,未能成功。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北伐中,病卒于前方,谥忠武侯,被后代封建统治者推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忠君典型。著有《诸葛亮集》,10万余言。

  后人为纪念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西北部修建了一座武侯祠。武侯祠建于元初,明、清两代均作了修葺。现存的武侯祠,松柏环绕,显得雄伟幽雅。装饰一新的山门有三块匾额,名家题写“汉室孤忠”、“南阳纯儒”、“西蜀贤相”。正殿五间,出檐挑角,红柱灰瓦,墙壁上彩绘着诸葛亮文治武功的故事画。殿中央龛内,诸葛亮塑像庄重肃穆,纶巾羽扇,鹤氅皂绦,给人以智慧和传奇的象征。大殿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石碣,为宋代名将岳飞所书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每逢古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武侯祠缅怀诸葛亮。

  诸葛亮死后,部下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葬在汉中定军山西北脚下,墓地有一座三院并联的大庙,有四十多间房舍,其中有勉县文物陈列室,有碑石多通,名人撰写的楹联比比皆是。两株“护墓双桂”古树浓荫蔽日,苍松古柏林立。相传原植柏树54株,象征诸葛亮54岁。现存24株,据测树龄约一千七百多年。武侯墓为陕西省政府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勉县西4公里处,另有一座武侯祠,占地30亩,建有戏楼、牌楼、琴楼、鼓楼、大殿等建筑物和五十多问房舍。祠中存有碑石59通,是研究武侯祠沿革的实物资料。历代名人题诗题联颇多,盛赞诸葛亮的丰功伟业。这座武侯祠亦为陕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思想

  诸葛亮是一位善于汲取各家之长的思想家,其内涵儒、法、道、墨兼而有之,但基本倾向是儒家的思想色彩更浓厚一些。他的文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诸葛亮的思想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和外交思想等方面。

政治思想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政治理想、用人思想和治国方略等方面。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兴复汉室”。他“兴复汉室”的内涵不是辅佐汉献帝或献帝之子,而是要效仿东汉刘秀的中兴,建立一个刘氏宗室为皇帝的新汉朝。辅佐刘备成就帝业,为“还于旧都”五次北伐曹魏,就是“兴复汉室”的政治思想的实践。诸葛亮用人思想的核心是选贤任能。一是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与关系亲疏,注重德才兼备。德,首要的是在政治上“忠于汉室”。二是通过实践检验来选拔官吏,鼓励群下荐才,并对有功者予以奖励。三是处理与群下之间矛盾的原则是待之以诚,动之以情,尽力协调,用人所长。诸葛亮的治国方略主要是重视法治。他的法治兼采儒、法二家,形成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在教化的基础上实行法治;其次是赏罚分明,不分亲疏;再次是不轻易大赦。他重视法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经济思想

  诸葛亮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以农为本”与重视工商业相结合的“耕战”经济。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保存蜀汉进而消灭曹魏东吴,复兴汉室。因此,他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中,特别注重恢复和发展战争所迫切需要的各种经济和物资资料的生产。在农业上,特别注重便于储运的谷物生产。为发展农业,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即休养生息的政策,实施保护都江堰、筑堤防涝、移民农垦等具体措施。北伐间隙 “休士劝农”,伐魏期间“分兵屯田”。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军粮的需要。蜀地素产盐铁,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立即整顿盐铁生产秩序,恢复盐铁官营的政策,以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战争和人民从事生产所需。诸葛亮还非常重视丝织业生产和发展蜀锦贸易,以为“决敌之资 ”。在此政策促进下,蜀锦生产数量、质量和工艺水平达到空前水平,成为蜀汉重要的出口商品。

军事思想

  诸葛亮军事思想包括他的战略思想、战术思想、治军思想以及重器械与战阵思想,其中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其战略思想的主旨是战略进攻,即跨有荆、益成就“霸业”,然后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由于蜀汉国小力弱,他在战略上取进攻态势的同时,所用的战术又是稳健取胜、积小胜以为大胜。自建兴六年(228年)开始的五次北伐,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诸葛亮战略上进攻、战术上稳健的思想,是他为政治理想“兴复汉室”奋斗不息与蜀汉弱小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实现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他在治军方面突出了整体严训和明章严管。整体严训就是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把建军重点放在提高军队质量上,从多方面增强战斗力。明章严管就是以法治军,既要求将帅志虑忠纯,晓畅军事,为人表率,又明确赏罚章法,严于执法。重视改进武器装备和战阵是诸葛亮军事思想一个重要方面。他不但非常重视武器质量,而且非常重视进行技术革新,力图以技术优势弥补兵力的寡弱。如他“损益连弩”使之成为“十矢俱发”的连射式连弩,他发明木牛流马用于山道运粮。诸葛亮能够同强于蜀汉十倍的曹魏作战且时有胜利,与他重视技术革新密不可分。他针对蜀汉军队步兵比例高、弩兵战斗力强的实际,创造了独有的八阵法。司马炎在灭蜀汉以后,即派将军陈勰向蜀汉降臣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足见其影响。

外交思想

  诸葛亮外交思想是和抚联抗,即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联孙吴、北抗曹魏,从隆中对策直至去世,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军,这是诸葛亮联吴抗曹思想的第一次胜利。赤壁之战以后,孙刘双方为了争夺荆州的利益,虽然时有纷争,但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以前,关系并未破裂。尤其是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川后的三年间,诸葛亮镇守荆州,与孙吴的关系和睦、稳定。后关羽镇守荆州,没有处理好与孙权的关系,再加上为争夺荆州的根本利益,孙权利用关羽攻樊城、围襄阳对曹操构成极大威胁之机,暗中与曹操联合,杀死关羽父子,占据了刘备在荆州的地盘,孙刘联盟才破裂。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兴兵伐吴,孙权公开与曹魏结盟。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诸葛亮始料不及的。刘备去世后,南中出现叛乱,诸葛亮以“攻心”政策实践了他的“南抚夷越”思想。南中稳定后,他继续实施联吴思想,尽快扭转了局面,恢复了与吴国的盟好。为了北伐中原的战略目标,诸葛亮在外交上采取务实的政策,即不拘泥死板,注重应权通变。建兴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诸葛亮分析利害,力排众议,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庆贺孙权称帝。孙权与蜀使“升坛歃盟,交分天下”,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联盟。诸葛亮为了巩固与吴国的联盟,除派遣合适的使者出使吴国外,自己也经常与吴国上层人物联系。诸葛亮卒后,蒋琬、费祎等仍然坚持诸葛亮既定的联吴外交思想,直至蜀汉灭亡。第三次和第四次伐魏之间,诸葛亮于建兴八年(230年)派魏延等人率部进入羌中 (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迭部一带),抚慰羌众,结好诸戎,以扰乱魏国后方,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人格特点

  忠贞不二,言行一致,始终如一,鞠躬尽瘁,是诸葛亮显著的人格特点。诸葛亮忠于汉室,忠于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是以 “兴复汉室” 为表现形式的。诸葛亮生于汉末乱世,他隆中耕读之时,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初。他胸怀大志,自比管仲乐毅,立志辅佐明主,成就一番大业。所以,当尘世纷乱、群雄争霸的时候,诸葛亮未选择其胞兄诸葛瑾已仕之“国险而民附”的孙权,也未选“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更未选近在咫尺且与其叔父有旧交,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但胸无大志的皇亲刘表。他认定了刘备能有一番作为,辅佐刘备能实现他“兴复汉室”的抱负,因而出山忠心辅佐刘备。他忠于蜀汉,以国为重,不徇私情。兄弟从小分离,后来分属两国,其手足之情可想而知。但是,当兄长诸葛瑾出使蜀国讨还荆州时,他不仅据理相争,而且兄弟“俱公相会见,退无私面”。他忠于蜀汉,心在朝廷,无论先主后主。刘备临终遗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诸葛亮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的誓言表明心迹。刘禅继位后,他信守诺言,“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虽然“政事无巨细,咸由其决 ”,但是“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既无篡位之意,又无谋财之心。就诸葛亮的智慧而言,比曹操、司马懿也许强不了多少,他能成为智慧化身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智慧,更重要的是他的智慧是建立在“兴复汉室”和“忠君”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各种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因此,他能成为古今同崇敬、朝野共赞誉的典范,不论是视忠贞为正统思想的封建时代,还是在提倡为人要有气节、要讲诚信的今天,诸葛亮的人格受到人们的敬仰都是必然的。

官德特征

  清廉节俭是诸葛亮显著的官德特征。三国时期,许多有识之士鉴于战乱中财富致祸的惨痛教训,不再积累财产,而且主张薄葬。在这方面,诸葛亮无疑是做得最为自觉、最为言行一致、最为彻底的一个。诸葛亮官拜丞相,夫人黄氏始终自己养桑织布,自给自足,“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与李严书》)。诸葛亮病重时,自表后主刘禅,比较详细地公开了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作了安排。他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临终之时,遗命安葬在汉中定军山而不归葬成都,要求“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安葬规模形同平民百姓。诸葛亮27年政治生涯中,在蜀丞相位上就有13年,可谓人臣极位。他长期身居高位,出将入相,权倾内外,在生活上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在三国中不可多得。在世时,敢于公开自己的家产,更是绝无仅有。在他的表率和影响下,蜀国官员廉洁律己蔚成风气:丞相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将军邓芝 “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其他蜀汉重臣,如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董和“躬率以俭,恶初蔬食”……正因为如此,蜀国才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良好社会氛围。

著作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录了他所编《诸葛氏集》(后世又称《诸葛文集》)的情况。这是首次见于史籍的诸葛亮文集篇目。《诸葛亮传》收录的《诸葛氏集》篇目和顺序是:《开府作牧》《权制》《南征》《北出》《计算》《训厉》《综核上》《综核下》《杂言上》《杂言下》《贵和》《兵要》《传运》《与孙权书》《与诸葛瑾书》《与孟达书》《废李平》《法检上》《法检下》《科令上》《科令下》《军令上》《军令中》《军令下》,共24篇,计104112字。唐朝时《诸葛氏集》还未散失,到宋朝时已散失不全。

  现存最早辑录诸葛亮文者为明人王士骐辑《武侯全书》。清代,张澍在前人基础上编纂《诸葛忠武文集》4卷。卷一、卷二收文131篇,卷三为《十六策》,卷四为《将苑》50篇,卷五、卷六为附录。卷五附录刘备、刘禅下于诸葛亮的诏书,曹操、孙权、司马懿及有关人物给诸葛亮的书信;卷六选录历代所撰诸葛亮论赞及碑文、庙记等。张澍又辑《故事》五卷,开始单行,后合为一书。张澍所辑诸葛亮文,较为完备且错误较少,中华书局于1960年8月整理校点出版,名为《诸葛亮集》,1974年7月再版。

  流传于世的诸葛亮言论、教令、书信、奏疏及兵要等,个别篇章为前人伪作或辑录者误收、滥入。《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诸葛亮》,在前人辑录的基础上慎重考证,剔除伪作或误收、滥入之文,并补入失收的作品,存文计106篇,按时间排列篇目。篇目名称是:《隆中对》《答刘琦》《上言令游户自实》《说孙权》《与刘巴书》《称庞统廖立》《赞秣陵》《荐刘巴》《与刘巴论张飞书》《答关羽书》《为法正答或问书》《论来敏》《请重察蒋琬》《答法正书》《论黄忠与关》《马同列》《说汉中王即帝位》《与群下教》《与参军掾属教》《又与群下教》《思法正》《请宣大行皇帝遗诏表》《上言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答蒋琬教》《与张裔教》《正议》《与杜微书》《答杜微书》《称殷礼》《与兄瑾言殷礼书》《答惜赦教》《弹廖立表》《又弹廖立表》《南征教》《南征表(一) 》《南征表(二) 》《荐吕凯表》《汉嘉金书》《谕谏》《与孟达书》《与李严论白帝兵书》《与孟达论李严书》《与张裔书》《出师表》《与兄瑾言子乔书》《黜来敏教》《称姚伷教》《与孙权书》《与陆逊书》《祁山表》《与张裔蒋琬书(一) 》《与张裔蒋琬书(二) 》《与张裔蒋琬书(三) 》《论斩马谡》《自贬疏》《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与兄瑾言大水赤崖桥阁悉坏书》《与兄瑾言治绥阳谷书》《谢贺者》《答李严书》《绝盟好议》《与兄瑾论陈震书》《评张温》《与李平三策》《答司马懿书》《谕参佐停更》《弹李严[平]表》《弹李平表(二) 》《公文上尚书》《又称蒋琬》《与李丰教》《与蒋琬董允书》《与兄瑾言孙松书》《师徒远涉帖》《作木牛流马法》《答姜维》《与兄瑾言子瞻书》《自表后主》《与步骘书》《举蒋琬密表》《答李福》《论交》《论光武》《论诸子》《论让夺》《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生书》《司马季主墓碑铭》《军令十六条》《贼骑来教》《兵要九则》《兵法二则》《八阵图教》《作斧教(二则) 》 《作匕首教》《作刚铠教》《仰锦教》《转教》《教》《与李严书》《又与孙权书》《杂言》《算计》《朝发南郑笺》《称董厥》,计106篇。另附真伪有争议及作者、出处不明的作品5篇,篇目是:《称许靖》《答李恢书》《与张鲁书》《为后帝伐魏诏》《后出师表》。

家世

  诸葛亮先祖诸葛丰。诸葛氏,在先秦典籍中未见记载。《汉书》有《诸葛丰传》,这是诸葛氏有记载的第一个人物。《汉书·诸葛丰传》称丰为琅邪郡人,未明县邑,故有疑丰为始迁者。有人认为诸葛丰是诸葛亮的九世祖,理由是《公羊传·庄公四年》有:“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的记载。诸葛丰生活在汉宣帝、元帝期间(前73~前33),距诸葛亮去世约二三百年,断定为九世祖应该比较合乎实际。

  诸葛丰因博通经学而被选拔为“郡文学”。他有才学而且性格“特立刚直”,琅邪人禹贡在任御史时纳其为僚属,举荐为侍御史,元帝又擢其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掌“捕巫蛊,督大奸猾”,“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是专门负责纠察京师百官与近畿治安状况的官员,外戚也要受其监察。诸葛丰尽职尽责,公正无私,“刺举无所避”。任职之初,他疾恶如仇的人品和实绩,深受汉元帝的赞赏。为表示嘉奖,授予他符节,加封光禄大夫。诸葛丰持节尽职,威震朝野。京师洛阳流传着两句歌谣:“间何阔,逢诸葛。”(“为啥长时没见着? 因为碰上了诸葛丰”)诸葛丰屡犯权贵,因此,有不少朝廷大臣在元帝面前屡言其短。尽管按照职权有权监察皇亲国戚,但真正“刺举”到具体人时也难以进行。元帝有个外戚叫许章,此人骄横不法,曾纵容门客犯法。诸葛丰多方收集证据,准备弹劾他。正要向元帝奏明时,路遇私出的许章,便出示符节要他下马,“欲收之”。许章一见符节,惊恐万分,立即驱车逃奔皇宫,诸葛丰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宫门。诸葛丰没抓到许章,便上奏其劣迹,请求皇帝严惩。由于诸葛丰的行为触犯了元帝的尊严和利益,元帝不但不理诸葛丰的奏章,反而下令收回了他的符节。从诸葛丰起,后来的司隶校尉就不再授予符节了。诸葛丰对元帝袒护贵戚、收回符节难以平心,遂上书以年事已高为由,要求辞官回家。元帝不但不允准他辞官,从此以后,对他所提建议也不予采纳。诸葛丰再次上书,表明自己的忠贞,陈明奸人的祸害,言辞激烈地表示,宁辞职也不与奸佞为伍。元帝对诸葛丰的举动大为不满,将他调职为城门校尉。城门校尉掌管京师城门屯兵,虽然俸禄相等,但使用上已明显被贬职。诸葛丰被贬调职务后,又上书检举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人的不法行为。对此,元帝虽有所“疑”,然最终还是以“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的罪名,下诏将诸葛丰免为庶人。从此,诸葛丰结束了短暂的仕宦生涯。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开启了诸葛家族通经致用的家学渊源。刚正不阿的品行和惩治犯罪的斗争精神,以及“伏节死谏”“官尊责重”的敬业精神,“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的牺牲精神,奠定了诸葛家族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曹操曾叹曰:魏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安得如诸葛丰者,使代俊乎!”(《魏书••徐奕传》)。

  诸葛亮父诸葛珪。东汉末年先任梁父县尉,后升任泰山郡丞。郡丞是郡守的助手,职责是协助郡守维持地方治安等,年俸六百石。诸葛亮的母亲,据传姓章,在诸葛亮幼年时就去世了。诸葛亮七八岁时,诸葛珪病逝。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诸葛珪在泰山任职时,诸葛玄在阳都老家未仕,但其时已与名流要宦有交往。诸葛珪去世后,他承担起两个家庭的生活重任。初平四年(193),袁术杀陈温之后自领扬州刺史,适逢周术病逝,便私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诸葛玄随即带领诸葛亮兄弟姐妹四人去了豫章。不久,“汉朝更选朱皓代玄”。诸葛玄只得拖家带口辗转往襄阳投奔旧交荆州牧刘表,建安二年(197年)在襄阳病故。

  诸葛亮与黄夫人婚后久未得子,公元204年过继诸葛瑾次子诸葛乔为嗣。诸葛乔到蜀国后,拜为驸马都尉。诸葛亮47岁时生子,取名诸葛瞻,字思远。诸葛亮去世后,袭爵武乡侯。诸葛瞻17岁时,被刘禅招为驸马,拜骑都尉。后历任羽林中郎将、射声校尉、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景耀四年(261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共同执掌尚书省事。他记忆力强,并工于书画,亦有政声。朝廷每有“善政佳事”,虽非诸葛瞻所为,民间也传:“葛侯(即诸葛瞻)之所为也。”公元263年,魏国三路大军伐蜀,诸葛瞻驻兵绵竹。魏将邓艾派使者以表其为“琅琊王”诱降,诸葛瞻怒斩来使,率军与魏军决战于绵竹,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战死,时年37岁。诸葛瞻长子诸葛尚一同战死,年仅17岁。次子诸葛京,字行宗,生卒年月未详。蜀国灭亡的第二年(264年),诸葛京与诸葛乔之孙诸葛显等人被一起遣迁到河东郡(今山西省南部运城一带)定居。至此,诸葛亮的嫡传唯有次孙诸葛京在世。晋武帝司马炎对诸葛瞻评价很高:“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晋泰始起居注》)西晋泰始年间(265~274),司马炎擢用诸葛京做郿县县令。诸葛京为政期间,有政绩,尚书仆射山涛为之上奏说:“郿令诸葛京……治郿自复有称,臣以为宜以补东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论。”官至江州刺史。

  诸葛亮大姊与小姊,史籍未载其名。随叔父诸葛玄寓居襄阳时,大姊嫁与中庐县大户子弟蒯祺,小姊嫁与襄阳名士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弟诸葛均,生卒年月未详,诸葛玄死后,随诸葛亮躬耕于隆中。后出仕为蜀国长水校尉。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是自汉代开始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尉之一,秩二千石。清人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诸葛氏谱》记载,诸葛均的妻子系南阳人林氏,是诸葛亮亲自为弟选择的配偶。正史未见其后人的记载。

  三国时,诸葛家族不少人在吴、魏两国任职,而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三人,则分别在蜀汉、东吴、曹魏三国担任要职。《吴书》称赞说:“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

  诸葛瑾,字子瑜,生于174年,诸葛珪长子。少时母亲病故,他“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为时人所赞誉。诸葛家族向以经学传家,诸葛瑾幼承家学,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年少时曾到京师洛阳游学。从父诸葛玄去豫章赴任时,诸葛瑾已结婚生女,且侍奉继母、守护祖先坟墓,故未同行。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夏,曹操为报杀父之仇借机扩大势力,亲自率兵攻打徐州,而他的大将曹仁则沿沂、沭河流域北上,攻至即邱、开阳及华县、费县一带,兵祸波及阳都。琅琊一带战乱迭起,民不聊生。就在诸葛玄带诸葛亮离开家乡的第二年,诸葛瑾也携带妻女及继母别离阳都,奔赴豫章欲投奔叔父诸葛玄。到了曲阿(今江苏丹阳)时,得知曲阿已由袁术易主孙策,诸葛玄也弃豫章而去,但去向不明,诸葛瑾只得在曲阿住下来。诸葛瑾幼习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而且待人诚恳、忠厚,在曲阿很快结识了一批避乱江东的学子,其中特别与张承、步骘、严峻等人结为知己,后来他们都成了吴国的栋梁。200年,孙策被刺杀。孙权继承兄业后,广招人才。孙权的姐夫曲阿人弘咨深知诸葛瑾的为人和才华,就把他推荐给孙权。孙权很器重诸葛瑾,将其与鲁肃等并见宾待,任命为长史,专门负责处理孙权官署的日常事务。因处理繁冗琐事圆满干练,深得孙权喜爱,又委以中司马之职。从此,诸葛瑾虽然不单独统率军队,但转以军事工作为主。公元215年,孙权派遣诸葛瑾为特使到蜀国与刘备通好,求还荆州。虽然他和诸葛亮流寓两国,难得一见,但兄弟俩只是在商议国事时才相会,私下从不交往。因此,更受孙权器重。219年,诸葛瑾以中司马身份从讨关羽,以军功被封为宣城侯。大将吕蒙死后,诸葛瑾以绥南将军身份接替吕蒙的南郡太守。公元221年,刘备为替关羽报仇而举兵伐吴,诸葛瑾从吴蜀联盟共同抗曹的利益出发,写信给刘备,劝两家不积私仇,进行和解。当时有人向孙权进谗告密,说诸葛瑾私通刘备。孙权不以为然,十分信任地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孙权还说“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是役,诸葛瑾以绥南将军领南郡太守的身份,领军配合大都督陆逊,惨败刘备于夷陵。黄武元年(222年),以军功升为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此后,诸葛瑾便开始独立领军,频繁与魏作战。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诸葛瑾被任命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赤乌四年(241年),诸葛瑾病故,终年68岁。临终前“遗命令素棺,敛以时服,事从省约。” 诸葛瑾除军事才能外,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为人甚为时人和后世所称道。《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吴书》评价他:“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

  诸葛诞,宇公休,诸葛亮的从弟,出生年代未详。史书未明确记载是何人之后,只近代学者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认为诸葛诞是诸葛玄之子。魏黄初年间(220~226)入仕。初以尚书郎为荥阳令,继为吏部郎。黄初六年(225年),曹丕训练水师准备伐吴,仆射杜畿受诏作御楼船。诸葛诞随杜畿在陶河试船时,突遇风浪皆落水中。卫士相救,诸葛诞大呼:“先救杜侯!”自己则被水卷走,后漂流到岸边,绝而复苏。诸葛诞生死关头显现的人格,深为时人赞誉。诸葛诞既有时誉,又有办事能力,逐步升任御史中丞、尚书。诸葛诞素与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郎邓飏等人相友善,曾尚时风互相标榜,以夏侯渊等人为“四聪”,诸葛诞等人为“八达”。因此皆被明帝以“修浮华,合虚誉”之罪免官。曹芳即位后,于正始年(240~249)初,恢复诸葛诞御史中丞之职,不久委任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嘉平三年(251年),太尉王凌阴谋废曹芳而立楚王曹彪。太傅司马懿率军往淮南讨伐王凌,以诸葛诞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封山阳亭侯。嘉平四年(252年),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于东兴加固大堤,筑东、西二城,以此为伐魏的前沿基地。魏国遣诸葛诞督军伐吴,于是叔侄大战于东兴,结果诸葛诞失利。还师后,诸葛诞调为镇南将军,督豫州。255年,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毌丘俭,起兵声讨司马师,并派使者游说诸葛诞,劝其一同举事。诸葛诞出于对曹魏的忠诚,当即斩了来使,并昭布天下,以明心迹。司马师征讨毌丘俭,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随讨叛军。诸葛诞因战功卓著,进封高平侯,食邑三千五百户,转为征东大将军。司马昭专权后,为削诸葛诞兵权,甘露二年(257年)五月,晋诸葛诞为司空,诏其进京。诸葛诞为了自保,攻杀扬州刺史乐綝,尽收扬州甲兵及军粮,据守寿春。又以儿子诸葛靓为人质,向吴国求救。六月,司马昭挟魏帝征讨诸葛诞,诸葛诞被杀,夷灭三族,在魏子嗣仅长女因嫁与司马懿之子司马伷而幸免。

  三国及两晋时期,史籍中记载的诸葛氏都表述为“琅琊阳都人”。从刘裕建立的刘宋朝开始,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这期间及以后,诸葛氏家族又有不少成员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因为世代久远,史籍都不再将其表述为“琅琊阳都人”,但他们亦是阳都诸葛裔脉

祠庙

  诸葛亮卒后,谥“忠武侯”。蜀汉景耀六年(263年),诏令在汉中定军山下立祠,祠近其墓。此后,历代谥封不断。晋封武兴王,唐封武灵王并赐庙,宋封威烈武灵仁济王赐英惠庙,元封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封建帝王设庙祭祀的殿堂之中,在三座庙里诸葛亮列配享之位:一是祭祀历代帝王之庙。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定从祀名臣37人,诸葛亮名列其中,在东庑从祀大臣中居第十七位(从黄帝大臣风后开始)。二是孔庙。清雍正二年(1724年)诸葛亮以先儒之名从祀,在东庑祀先儒公羊高等,诸葛亮居第六位。三是武成王庙。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谥姜尚为武成王,置“十哲”,诸葛亮为“十哲”之一。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诏修武成王庙,以“十哲”从祀。据《宋史》卷一百零五《礼》载,政和二年(1112年),“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

  诸葛亮去世之初,蜀地“黎庶追思”,“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刘禅诏令立庙后,诸葛亮足迹所及之处纷纷立祠纪念,历久愈烈。据地方志记载,明代云南省有武侯祠28座,至清代有34座;清代贵州省有18座,而四川省有40座。仅成都市一地,历史上先后就有过8座武侯祠。诸葛亮少年随叔父辗转流离,辅佐刘备后东和南抚北伐,不仅留下了大量的遗址和遗迹,也逐渐形成了许多带有传说性质的纪念地。

  纪念诸葛亮的祠庙一般称作武侯祠。历代遗留下来并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武侯祠有:

  • 隆中武侯祠,在湖北省襄樊市城区西南的隆中山。唐光化三年(900年),昭宗李晔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并御赐庙堂于隆中。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全面维修和扩建,形成了包括武侯祠在内的隆中十景。今武侯祠共四重殿堂,最后一重大殿内,塑有诸葛亮和其子诸葛瞻、孙诸葛尚像。1996年,国务院公布古隆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南阳武侯祠,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城区西南的卧龙岗上。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因刘备夷陵之败而流落魏国的原蜀国故将黄权“已在宛”,闻得旧主赍志而殁,率族人在南阳卧龙岗建庵遥祭。宋金时期,已建有诸葛祠庙。元延祐二年(1315年),中书省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奏请,祠庙始命名为“武侯祠”。大拜殿暖阁中供奉诸葛亮,亮子诸葛瞻、孙诸葛尚配享左右。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成都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在昭烈庙内。西晋初年,李雄割据四川在成都称王时,在当时成都城内西部(少城)创建了专祭诸葛亮的孔明庙。约南北朝时,孔明庙由少城迁至南郊惠陵、汉昭烈庙旁。明末遭兵燹,祠庙无存。清康熙十年(1671年),在废墟上新修了君臣合一的祠庙。祠庙呈前君后臣的格局。武侯祠为四合院形制,正堂内 供奉诸葛亮一家三代神像,带有明显的“家庙”特征。武侯祠虽在“汉昭烈庙”大门之内,但人们习惯把整体建筑称作“武侯祠”。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白帝城武侯祠,在重庆市奉节县城东长江北岸。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伐吴兵败逃至白帝城。次年,召镇守成都的诸葛亮至此地托付后事。诸葛亮去世后,当地人在白帝山上建起了“武侯祠”。今存明良殿、武侯祠、观星亭等,均为清代重修。其中,明良殿祀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武侯祠在明良殿西侧,专祀诸葛亮与子诸葛瞻、孙诸葛尚。
  • 保山武侯祠,位于云南省保山市城西太保山上。保山武侯祠始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武侯祠坐西朝东,主要由前厅、过厅和大殿三重殿宇组成,三殿皆以琉璃瓦盖顶。主体建筑两侧,辟有花园。所有建筑虽具汉民族古建筑造型特点,但彩绘、壁画方面多有当地民族文化的特点。1988年,保山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嵩明武侯祠,在云南省嵩明县嵩阳镇。刘备去世后,南中诸郡相继叛乱,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率大军征南中,七擒七纵南中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传说,孟获心服后,诸葛亮曾与其在此筑台结盟。嵩明武侯祠始建于明代,初在城南。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迁建于古盟台旁。现存建筑为清光绪五年(1879年)重修。祠旁存有古盟台。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祁山堡武侯祠,在甘肃省礼县祁山乡祁山堡。诸葛亮第一次和第四次伐魏时皆驻兵于此。据《礼县县志》和《秦州志》等方志记载,相传南北朝时期祁山堡上就出现了纪念祠庙。祠内现存诸葛亮殿、关羽殿、起佛殿、文武长廊等建筑,是清代以来整修的格局。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五丈原诸葛亮庙,在陕西省岐山县五丈原。创建于唐代以前,经历代不断修建,渐成规模。祠庙坐南朝北,南北中轴线上建有山门、拜殿、八卦亭、正殿,山门与拜殿之间左右两侧建有钟楼、鼓楼。后院有诸葛亮衣冠冢,庙中另有黄月英殿。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岐山县知县申奏朝廷在五丈原诸葛亮庙设春秋庙会,庙会沿袭至今。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定军山诸葛亮墓,位于陕西省勉县城南5公里定军山下。诸葛亮临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 墓冢为汉制“复斗式”,头西脚东,取“永怀西蜀”之意。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卒后谥号“忠武”,故世人尊称其墓为“武侯墓”。墓冢陵园占地约360亩,一条中轴线上建有山门、拜殿、大殿、墓冢、坟亭、崇圣祠等。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勉县武侯祠,景耀六年(263年)春,刘禅“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庙“近其墓”。三国以降,历代都有修葺。明正德八年(1513年),都御史蓝璋奏请朝廷“立侯庙于沔城(勉县老城)东,春秋祭祀。”新建武侯祠位于通往巴蜀的金牛道旁当年诸葛亮“行辕相府”旧址上。现存武侯祠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重修的。祠庙坐南朝北,取不忘生前“北定中原,恢复汉室”之意。主要建筑有山门、乐楼、东西辕门、牌楼、琴楼、钟楼、鼓楼、戟门、东西厢房、献殿、正殿、崇圣祠、观江亭以及东、西桂院等。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诸葛村丞相祠堂,位于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兰溪诸葛氏尊诸葛亮为始祖,并以农历四月十四日为始祖诞辰祭日,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为逝世祭日。每年春秋两季,诸葛族人在丞相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诸葛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诸葛亮故里纪念馆,在沂南县砖埠镇诸葛村。1992年建成。纪念馆大殿为面阔三间的庑殿式仿古建筑,正中安放着诸葛亮塑像,东西暗间墙壁上饰以浅浮雕图画,展示着诸葛亮一生的主要事迹。
  • 沂南诸葛宗祠,位于沂南县城西侧卧龙山东麓,是一处以纪念诸葛亮为主兼及诸葛亮先人和族人的汉式四合院建筑。宗祠内设有毓秀堂、本原堂、全人堂、冠盖堂、萃华堂。五堂内有12尊塑像、11尊浮雕像、18尊绣像。毓秀堂内存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写的“隆中对”刻石和王羲之临摹的诸葛亮“远涉帖”手札刻石。
  • 台湾孔明庙,在台湾省南投县鱼池乡中明村。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始建 ,初名“明德堂”,奉祀道教的玉清、上清、太清三天尊。1979年扩建后,更名为“启示玄机院”,迎诸葛亮入庙合祀。主体建筑大殿为一楼一底,底楼主祀诸葛亮,二楼祀关羽。
  • 武侯宫,又名拜风台,在湖北省赤壁市南屏山上,始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现存建筑是1936年重新修建的。
  • 荆州武侯祠,始建于清代,原址在湖北省荆州市江边堤坡处,后遭大水坍塌于江中。20世纪30年代修建中山公园时移建于园内。
  • 黄陵庙武侯祠,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黄牛山麓。黄陵庙有石牌坊、大门、禹王殿三重建筑,左侧为武侯祠,始建年代不详。
  • 五泉山武侯庙,在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山北麓。五泉山一带盛产水烟,据传说,当地做水烟的薤叶芸香草是诸葛亮出祁山时带入的。新中国建立前,兰州烟坊家家敬供诸葛亮像,五泉山武侯庙的碑匾,也多为烟坊敬献。
  • 宜宾丞相祠,位于四川省宜宾市流杯池公园内。据传说,诸葛亮南征驻兵宜宾时,曾在江左演练兵马。祠堂始建于宋代,初祀北宋黄庭坚,明正德年间(1506~1521),改祀诸葛亮至今。
  • 施秉县诸葛庙,位于贵州省施秉县瓮蓬洞。相传,夜郎国牂牁偏桥一带河段,名“瓮蓬洞”。江中有一巨石,船舶难以通行。诸葛亮南征时,凿通“瓮蓬洞”,大军得以顺利前进。后人在此修庙,以纪念诸葛亮凿洞通航之功。
  • 南下武侯庙,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下村南阳里,又称南阳庙。始建于宋代,清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多次重修,现保存完好。
  • 曹边武侯庙,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曹边村。创建于宋代,光绪五年(1879年)、民国八年(1919年)和1986年三次重修。现保存完好。
  • 鸡山武侯庙,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鸡山村。始建年代未详,清代嘉庆、光绪年间两次重修。庙内供奉诸葛亮及子诸葛瞻、孙诸葛尚。

与他人合祀的祠庙有:

  • 双忠祠,位于四川省绵竹市区西门,主祀诸葛瞻父子。清乾隆三年(1738年)在诸葛瞻父子墓址立祠,现存启圣殿祀诸葛亮,拜殿祀诸葛瞻父子。
  • 临沂五贤祠,在临沂市兰山区城内。明嘉靖初年立祠,合祀乡贤诸葛亮和王祥,名“忠孝祠”。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增祀晋代王祥的同父异母弟弟王览、唐代颜真卿和堂兄颜杲卿,易名“景贤祠”。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月,乾隆皇帝为沂州“五贤”御赐“题琅琊五贤祠”七绝诗和“千秋五贤”匾额,祠遂更名“五贤祠”。
  • 桓台县五贤祠,在山东省桓台县马踏湖畔华沟村。始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初祀鲁仲连、诸葛亮、苏轼,名“三贤祠”。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鲁仲连、诸葛亮、苏轼塑像,为颜斶、辕固立牌位,仍名“三贤祠”。1985年重修祠庙时,改名“五贤祠”。
  • 龙凤祠,在四川省罗江县白马关镇,始建于建安十九年(214年),专祀庞统,后毁于战乱。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修复时,增塑诸葛亮像,改名为二师殿,故又名龙凤祠。

  各地武侯祠庙,不仅历代香火不断,而且历代官祭不断。名人祭祀或官府派员祭祀时,都宣读祭文,颂扬功绩,表达敬意。现存最早的祭文是南宋刘光祖《谒伏龙庙文》。明代襄阳知府代表朝廷祭祀诸葛亮时,已有规范性、稳定性的祭文。清代官府派员祭祀时,每座庙皆用统一的祭文。诸葛亮生前卒后封号为侯级,古代各地官方祭祀统用少牢。如明正德二年(1507年)襄阳隆中武侯祠《敕赐忠武侯庙额祭文祭品檄文碑》记载:“正德二年…… 赐庙额名忠武,定与祭品春秋致祭。品物:猪一口、羊一腔、鱼醢、肉醢、菹菜共五品,米面食共五品,果子五品,香一柱,烛一对,帛一段,酒二瓶,行三献礼如仪。”勉县武侯祠墓有例外:清雍正二年(1724年) 至嘉庆七年(1802年) ,祭祀规格尚与隆中武侯祠相同。但嘉庆八年(1803年)八月,皇帝御制祭文,钦差工部右侍郎初彭龄以太牢致祭,颁发藏香三枝。至十六年(1811年),周明球援八年御祭之例,部议以筹款致祭。至十七年(1812年)为始,举行春秋二祀,永著为令。定二月十二日、八月十二日为祭期。典仪、赞引、读祝官以本地礼生充,执事官以州、县佐官充之。地方正印官以下俱陪祭。祭品为:牛一,羊一,豕一,登一, 左铏一,右铏一,左簠二,右簋二,左笾十,右豆十,酒爵三,烛二,灯十盏。

武侯祠遗址

  历史上有大量的武侯祠毁于战乱,未再修复。比较著名的武侯祠遗址有:

  • 石鼓山武侯祠遗址,在湖南省衡阳市北门外。初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其后元、明、清各代皆有增修,抗日战争时期被毁。今辟为公园。
  • 泸州武侯祠遗址,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忠山上,始建于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又名“三忠”祠,祀诸葛亮及其子瞻、孙尚。民国时为驻军拆毁。
  • 清凉山武侯祠遗址,位于南京清凉山,传说诸葛亮出使东吴时曾在此驻马,后人建祠以为纪念。始建年代不详,清咸丰年间(1851~1861)曾重建。祠已不存,祠址立有“诸葛武侯驻马坡”碑。
  • 公安县武侯祠遗址,位于湖北省公安县黄金口,原为吴国吕蒙祠,始建年代不详。吕蒙祠因火灾焚毁,重修后改为武侯祠。祠已不存。
  • 甘棠武侯祠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甘棠镇,祠建于明代。现已不存。

遗迹

  诸葛亮一生足迹所至涉及地域甚广,留下了大量的遗迹与遗址。虽不少遗迹与遗址已被史尘淹没,但据《大清一统志》记载,仅名为诸葛城或武侯城的遗迹就达8处,名为诸葛营垒与寨的遗址就有16处。现在比较著名的遗迹或遗址尚有:

  • 阳都故城遗址,在山东省沂南县东南部砖埠镇孙家黄疃一带。诸葛亮出生地。城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
  • 诸葛岭,在湖南省东安县紫溪东南隅岭顶。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征收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粮赋,据传曾在此扎营督办。岭下有一巨石,明万历七年(1579年),有人在石上刻“汉营古迹”四字,今尚存。
  • 七星关,在贵州省毕节市西南45公里处。相传,诸葛亮南征班师回朝时路过此地,见群峰如七星排列,即举行仪式祭拜。由于诸葛亮恩威于边,遗爱于民,后人将此关名为七星关,并在关上建祠祭祀。
  • 擒孟获处,在云南省大理市西北约5公里处。相传,诸葛亮在此擒过孟获,现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立的“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刻石。
  • 弥牟八阵图遗址,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据传,诸葛亮治蜀期间,曾在此布八阵图64垒,以操练蜀军。后人在遗址旁曾修有武侯祠以示纪念。今仅存土垒5处。
  • 武侯坪八阵图遗址,在陕西省勉县城南定军山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定军山,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营东即八阵图也。遗基略在,崩褫难识。”今遗址犹存。
  • 奉节八阵图遗址,在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山下长江岸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江边“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今故址犹存。
  • 孔明碑,在湖北省巴东县境巫峡的集仙峰上。在宛如一方石碑的岩壁上刻有“重岩叠嶂巫峡”六个大字。碑内有小字,传为诸葛亮当年所书。碑文劝东吴大将陆逊以联合抗曹为重,休要进兵西蜀。今小字已难辨识。
  • 沔阳武侯读书台,在湖北省仙桃市西南沔阳故城北门外。据传,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多次到沔阳向沔南名士黄承彦求教。后人因此建读书台以示纪念。今台上阁楼已废,仅存台址和八角井以及伏卧石狮。
  • 筹笔驿,在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北5公里处。这里是川蜀要道上的古驿站。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上伐魏时,曾在此驻兵并筹谋北伐大计,故得此名。今故址犹存。
  • 古阳平关城址,在陕西省勉县老城镇。古阳平关是汉中盆地西部门户的重要关隘,诸葛亮北伐驻汉中时,屯兵“沔北阳平、石马”地即此。现城址犹存,西、南、北残垣断壁仍在。
  • 会盟处,在云南省嵩明县城南郊。据传,诸葛亮南征降服孟获后,曾在此共同立誓结盟。亦称古盟台,旧有武侯祠。现存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刻立的《新建诸葛武侯祠碑记》,称诸葛亮“盟留七纵,厥功伟矣”。
  • 诸葛军垒,在甘肃省天水市城郊。建兴九年(231年)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曾与魏将司马懿在此对垒。今故址立有清代刻立的《诸葛军垒碑》。
  • 陈仓城遗址,在陕西省宝鸡市东5公里。建兴八年(230年)冬,诸葛亮率军“出散关,围陈仓”,进行第二次北伐。魏将郝昭死守陈仓,蜀军攻城20余日不克,魏将张郃又率兵增援,诸葛亮只好退军回汉中。现陈仓城故址与残垣断壁犹存。
  • 木门道伏兵湾,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牡丹镇木门村。建兴九年(231年)六月,蜀军从上邽(天水)撤退时,诸葛亮在此设伏,射杀追击的魏将张郃。今木门道的伏兵湾峡谷中,约150米长的山坡两侧,有很多土穴洞窟清晰可见,传为当年蜀兵埋伏藏身处。
  • 山河堰遗迹,在陕西省勉县褒城镇。据载,刘邦为汉王时,萧何在此创修山河堰。建兴十年至十一年 (232~233)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发展生产时,曾对山河堰“踵迹增筑”,借以灌溉农田,“务农殖谷,以备军需”。堰址上汉代遗物犹存。
  • 汉城遗址,在陕西省勉县城南的牟营、元山镇一带。建兴七年(229年) ,诸葛亮在“遣陈式攻取武都、阴平二郡”之后,为加强防御,又在汉中“增筑汉、乐二城”。据史载,昔日汉城“周长三十里”。今城址犹存,常有三国兵器等文物出土。
  • 乐城遗址,在陕西省城固县庆山赤土坡上。建兴七年(229年) ,诸葛亮为加强防御,在汉中“增筑汉、乐二城”。今城址犹存。
  • 定军山古战场,在陕西省勉县定军山。山西北麓有一大平坝,名曰武侯坪。诸葛亮曾在坪上设督军坛,垒石为八阵图,治戎讲武,因而有“高坪故垒”之称。
  • 诸葛城遗址,在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千河西岸土坡上。诸葛亮“围陈仓”时,曾在此筑土城以拒魏援兵,史称此城为诸葛城,亦名石鼻城。今故址犹存。
  • 祁山点将台,在甘肃省礼县祁山堡北坡上。建兴六年(228年) 与九年(231年) ,诸葛亮两次“出祁山”北伐曹魏,都曾在此筑台调兵遣将,故世称此台为“诸葛点将台”。今台尚在。
  • 九谷堆,在甘肃省礼县祁山堡东侧土原上。据传,诸葛亮北伐曹魏时, 因“每患粮不济”而授意马谡在此堆起9个大土堆,上面撒上粮食,伪装成粮垛,以示粮足,既骗魏军又安蜀兵人心,故称“九谷堆”,后人又称“诸葛面谷堆”。今遗存2个土堆,高约2米,直径约12米。
  • 褒斜栈道遗址,在陕西省勉县褒城镇褒谷口至眉县的斜谷口。褒斜栈道全长250公里,是两汉三国时期秦蜀间的主要通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扬声由斜谷道取郿”,建兴十二年(234年) 春的第五次北伐“由斜谷出”,皆指褒斜道。同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后,其遗体仍由此道运回汉中葬定军山下。
  • 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在陕西省勉县黄沙镇。诸葛亮于建兴十年(232年),在黄沙“休士劝农”,制作木牛流马,教兵讲武。旧址原有古建筑,几经兴废,现存碑亭一座,内竖清同治五年(1866年)刻立的纪念碑一通。
  • 诸葛中军城,在陕西省岐山县南五丈原南原头的三合堡村。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出斜谷,驻五丈原”,在此筑城设中军,指挥攻魏。同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此。因后来此城残豁,又因诸葛亮死时有殒星流落此城,故当地亦称此城为“豁落城”。城中原有诸葛殿,后废。今此城残垣犹存。
  • 武侯读书台,在陕西省勉县老城镇(古阳平关)北坡卧龙岗上。据传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北伐期间,闲暇之余,常在此台读书,登高临下,筹策谋划北伐大业。因此,后人在这里建卷棚式台阁三间,以示纪念。今此台旧址犹存,上面立有陆游题诗碑和近代题诗记事碑。
  • 天水关遗址,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天水乡。建兴六年(228年) 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曾围攻此关,并用计收西凉名将姜维,天水关从此知名。今天水关亦名小天水,昔日关址犹存。
  • 街亭遗址,在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一带,是一处宽约6公里、长达十几公里的开阔地带。建兴六年(228年) 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命参军马谡驻守街亭,以阻击曹魏援军。马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被魏将张郃击败溃逃,致北伐失利。

诸葛亮历代研究与评价

  两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是影响最深、备受评说的前朝人物之一。研究评说开先河者是吴国大鸿胪张俨。他在《默记•述佐》中对诸葛亮和司马懿进行了比较研究:诸葛亮“蹈一州之土”, 便能“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而司马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 ,却是“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张俨认为,“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对诸葛亮的系统分析评价始于西晋,兴盛于南北朝。司马炎在灭蜀汉以后,即派将军陈勰向蜀汉降臣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此举,对诸葛亮的研究评价起了助动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评论者大都肯定诸葛亮治国才干和勤劬。晋朝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评价者是袁准 、张辅 、陈寿等人。袁准写了两篇《诸葛公论》,高度评价诸葛亮。他认为诸葛亮 “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他称赞诸葛亮“勇而能斗”,但认为“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与他同时的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认为,诸葛亮的才华本领比乐毅强得多,可“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陈寿修《三国志》对诸葛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评价,奠定了后世对诸葛亮研究的基础。在《诸葛亮传》中,陈寿多次直接评价诸葛亮的才能与功业。他认为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诸葛亮的志向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之所以未达目的,一是诸葛亮的才能“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二是对手“或值人杰”,再加上“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三是缺乏韩信、王子城父那样的帅才;最后归结为“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两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政治家和贤相形象已被公认。人们把身居相位的诸葛亮和身为王位的曹操并论,或将当代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与诸葛亮相比拟就是例证。如东晋尚书梅陶将陶侃比作曹操和诸葛亮:“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晋书·陶侃传》)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史事在南北朝时有很大影响,一些人对之赞扬不已,甚而至于景仰,有意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仿效之。如北魏孝文帝元宏托孤于其弟彭城王元勰,就清晰可见刘备托孤的影子。晋代,对于诸葛亮的某些具体做法已有不同的评价。如西晋史学家习凿齿,虽尊蜀汉为正统并非常认可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但对杀马谡一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杀了俊杰之才而用没有才能的人,是明于法治超过了重用人才,这是“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的重要原因。再如东晋史学家孙盛,对于诸葛亮为法正挟私报复的问题辩护一事予以责备,认为诸葛亮因法正有功而不能“抑威其福”,是“失政刑”的表现。关于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是否恰当的争议,早在两晋南北朝时就已开始。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诸葛亮应当同意魏延的建议,放手让他率军作战,没能这么做,恰恰就因诸葛亮自己无奇谋、奇计。另一种论点与之相反,认为蜀汉时魏延是被当作主将使用的。魏延既非“宿旧”而被委以重任,脱颖而出,有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应当视作重用。

  隋唐时期,对诸葛亮的评价大体集中在政治思想、统一战略、治国方略、军事理论等方面。因历史背景不同,评论重点略有不同。隋朝大儒王通把诸葛亮看成能兴先王礼乐的周公旦式的人物,他认为“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可兴也。”唐太宗李世民非常膺服诸葛亮“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的心胸,多次赞美诸葛亮为政“平直”,希望大臣“企慕及之”。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非常推崇诸葛亮的“八阵图”,他潜心研究“八阵图”,演化出了他的主要阵法“六花阵”。“安史之乱”以后,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及士大夫到武侯祠、墓去凭吊,或修建庙宇或立碑作铭以寄托怀念与崇敬之情,或借评价诸葛亮表露渴望君明臣良的愿望。如唐后期名相裴度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评价诸葛亮是“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与“治人之术”四者皆备的人物。对于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唐后期文学家吕温第一次进行了批评。他在《诸葛武侯庙记》中提出了“民无恒归,德以为归”的命题。他认为,在东汉末年“桓、灵流毒,在人骨髓”之时,诸葛亮应该提出“惟活元元”的口号,不应该再以“恢复汉室”为号召。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提出了人才的价值问题,认为假使诸葛亮常存,则“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对诸葛亮的研究与评价亦渗透到了诗歌创作领域。以诗歌语言高度赞美全面评价诸葛亮的诗人首推杜甫,他赞美诸葛亮“大名垂宇宙”,认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李白、杨炯、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著名诗人也都有歌颂评价诸葛亮的诗篇。对于诸葛亮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诗人只有大中年间的薛能,他认为,诸葛亮要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应该学习虞舜的“无为而治”;诸葛亮一事无成,只应一生隐居不仕; “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

  北宋中后期,部分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研究。苏洵认为 “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苏轼《诸葛亮论》指出,“仁义诈力杂用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失也。”苏辙《三国论》认为,诸葛亮是治国之才却在纷争的风云中承担大将之任,才非所用,所以不能成功。秦观在《诸葛亮论》中,则称诸葛亮只能做“霸者之臣”而不能做帝王之臣。武学教授博士何去非著《蜀论》,对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发前人未发之论。他的主要观点是: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思路是对的,但得到荆、益二州后却利用不恰当,最终导致孙权袭杀关羽而“尽争其荆州”。占领益州后,应该“厉兵储粟”,积蓄力量,伺机而动,不应多次出兵,致使每次都功业未就且使己方疲惫不堪。另外,用兵要有奇策,诸葛亮却很少用奇,结果大都空手而归。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颢、程颐兄弟从义理角度衡量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如刘备与刘璋同宗,诸葛亮计取刘璋不符合道义;刘琮已降曹,此时取荆州而“兴刘氏”则不违反道义。对于诸葛亮的八阵法,有宋一代都很注重研究并用之于实战。北宋末年,社会动乱,诸葛亮的才能和品质备受研究者瞩目。胡寅高度赞扬诸葛亮不为物欲所累的思想品质,认为“欲革失俗、振颓波,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枢要则系乎当国秉权之人耳”。南宋时期,主战派代表陈亮作《酌古论》,内有《诸葛孔明》上、下两篇,对诸葛亮、司马懿作了比较,认为如果诸葛亮不死,则会实现“仲达败、关中平、魏可举、吴可并、礼乐可兴”的目标。戴少望认为,“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 ”

  明清时期,对诸葛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洋洋洒洒的专论多,而且是言前人所未言,对历史上的一些观点予以评论或反驳。明初,方孝孺作《诸葛孔明论》,赞扬诸葛亮向群下求教、愿闻己过的谦虚态度。程敏政作《孔明论》,通过研究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认定诸葛亮功业不足、壮志未酬的责任在刘备不听诸葛亮的意见,反对“天不祚汉”之说。王维桢在《萧何孔明为相》中指出,诸葛亮才高而功业不高是受才高的连累。王世贞作《萧何诸葛亮优劣辨》,反驳王维桢的观点,认为诸葛亮“非不善用才者”。王世贞又作《书苏子瞻〈诸葛亮论〉后》,对苏轼称诸葛亮“以仁义、诈力杂用而取天下”之说予以批驳,认为苏轼之说是“书生之论”。李贽在《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一文中提出“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的观点,以此分析诸葛亮“无功徒劳”的原因是“多欲”与“博取”。明末,张溥《诸葛亮出师》一文,第一次把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分成两个阶段。他认为,以托孤为界,前期是“其道皆杂王霸行之”,后期是“行事纯乎王矣”。“王霸杂行者”作战用“奇”,“纯乎王者”作战用“正”;用奇策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用正策无大胜也无大败。辅佐英明之主用奇策,辅佐弱主用正策。对于刘备伐吴而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明末黄淳耀《诸葛亮论》认为原因在于:小臣谏君“争之以是非而不得则争之以去就,争之以去就而不得则争之以生死”;大臣与君主情义深厚,不能面折廷争,而是先借一个敢说话的人与君主争论,自己则因势利导。所以,小臣的谏争了解的人多,故史书记载多;大臣谏君知道的人少,只有极少数载诸史策。对八阵图的研究,有明一代仍未间断。永乐年间,张烨推演出八阵图25幅,虽新巧但不切实用。正德年间,陕西巡抚蓝璋与士人龙正所作《八阵图合变说》较为实用,在军队训练中起到一定作用。至嘉靖年间,福建晋江学者赵本学作《续武经总要》,整理总结历代阵法,重点探讨八阵原理,演绎阵图,把八阵图的研究推向最后一个高潮。清初,大儒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在论三国部分对诸葛亮的策略、成败及内心世界,作了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比较深入且见解独到。王论成为后世许多观点的源头。他第一次提出了隆中对策有缺陷的观点,认为诸葛亮在规划占有荆、益而成就霸业之后说“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是依靠地理优势而制胜的策略。蜀汉能保有社稷数十年是由此,到底不能和曹氏争夺中原也是由此。另外,出宛、洛的是正兵,出秦川的是奇兵,让刘备率大军出秦川而命一上将率兵出宛、洛,这是轻重倒置。他还认为,刘备虽信任孔明,但最终还是支持关羽、张飞的血气之勇,致使孙刘联盟出现裂痕。诸葛亮北伐,唯有“忘身以遂志”,成败无法预料,只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的目的是存汉灭曹,刘备是“始欲自强,终欲自王,雄心不戢”,两人想法不同。明清时期,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对诸葛亮的推崇有增无减,故而对批评诸葛亮的人,时有人身攻击的言论出现。如著名学者、文学家王士禛对诸葛亮十分崇敬,他对有关批评诸葛亮的人与文多有反批评,甚至把他们的不幸视为报应。

  古代对诸葛亮生平的研究,大多是以为其作传和整理年谱方式进行。明清时期考证撰写的《诸葛亮年谱》计有9部。自晋至清代,传记计有22篇,原创性传记即陈寿的《诸葛亮传》。自陈寿之后,直到北宋中后期才有胡寅撰写的《诸葛孔明传》问世。其后有影响的传记有:北宋郑樵因撰《通志》而将陈寿《诸葛亮传》压缩、改编的《诸葛亮传》;南宋张栻因“每恨陈寿”对诸葛亮“烛微消患、治国用人、驭军行师之要,悉暗而不章,幸杂见于他传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而作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南宋萧寿朋、萧常父子因不满于《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子承父业而成书的《续后汉书•诸葛亮传》。此后有元代郝经《诸葛亮传》,明代李贽《诸葛亮传》、黄道周《诸葛亮传》,清代朱璘《汉丞相诸葛亮传》、王复礼《诸葛忠武侯传》、汪嫈《诸葛公传》、尹于皇《汉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赐金钺曲盖羽葆武乡忠武侯诸葛亮传》等。

  近代,关于诸葛亮的研究、评价备受学术界关注。其间,全面介绍诸葛亮生平、思想、功业的著作共8部。由于面临内忧外患,研究者的目的多是让人们以诸葛亮为榜样,关心国事,建功立业。其中晼寿凌虚著《诸葛武侯秘史》上卷第六编《发明》,系杂采野史和伪书如《火龙经》等的内容而成,目的是通过强调诸葛亮“火攻器具”的威力,使“读者见吾先民遗迹,其亦知自惕励否耶”。徐楚樵著《诸葛亮》,是《非常时期之模范人物丛书》中的一种;朱杰勤著《诸葛亮》,则属《精神教育丛书》之列。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徐楚樵与朱杰勤宣传诸葛亮是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的。1945年春,学术界就诸葛亮的思想、用人、功业等问题进行了一场较大的争鸣。争鸣主要围绕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论诸葛亮》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诸葛亮的学养,并非前人所说的“内儒外法”,而是“法道合抱”;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实在大有问题”;诸葛亮“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诸葛亮察察为明,事必躬亲,所以“不能放心用人,越不放心,就越把自己钻入细碎的事务之中,于是乎劳矣,而事无成”;诸葛亮至极尊荣,阿斗为皇帝,俨如虚君制;有两件事,甚见诸葛亮之高明,一是民族政策高明,对孟获七擒七纵,以服其心,南中既平,皆使其渠率而用之。二是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为亮所拒绝“尤其令人佩服”。王芸生的文章发表以后,不少人撰文参与讨论,大都不同意王芸生的看法。参与论争之人,多数是从学术上参与讨论,但也有人站在当政者的立场,反驳带有政治色彩。这次学术讨论,虽然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但从新的角度全面地研究诸葛亮,是从这一次论争开始的。

  现代对诸葛亮的研究,参与者不仅有长于治史的大家,也有诸葛亮史迹所在地的方志专家,还有考古、文学、书法等角度独特的研究者。研究的方向不仅有诸葛亮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研究。诸葛亮研究进入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史学家本着“古为今用”的目的,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诸葛亮,而且经常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争鸣,学术气氛十分活跃。比较集中的争鸣有两次: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围绕诸葛亮“平定南中”一事开展的争鸣,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植杰与季为章之间进行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诸葛亮研究工作基本中断。但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因诸葛亮被列入法家而成为宣传热点。除少数学者参与外,大多是由文人捉刀而署以工人“理论小组”、部队“理论小组”及“工农兵学员”之名的具有影射色彩的政治文论,内容多是论诸葛亮与法家路线、法家思想的关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拨乱反正,诸葛亮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诸葛亮研究的深入,全国涌现出一批地方性的诸葛亮研究会及研究机构。1983年春,湖北襄樊、四川成都、陕西汉中三地诸葛亮研究会共同组成研究联会。是年10月,在成都武侯祠召开首届诸葛亮学术讨论会。此后,山东临沂、浙江兰溪、甘肃天水三地研究会相继加入联会。至2005年,6个联会成员单位,共轮流主持召集了16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另外,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襄樊诸葛亮研究会、南阳诸葛亮研究会还分别多次组织了专题学术研究活动。这些研究活动,对于历史上早有争议的诸多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对生平细节、思想内涵、治蜀方略、廉政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一是关于诸葛亮文化的探讨有了崭新的成果。诸葛亮文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从诸葛亮历史文化及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研究入手,理清了诸葛亮历史文化及文化现象的内涵及关系,初步认定了诸葛亮文化的概念,分析了产生诸葛亮文化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认为诸葛亮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文化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故而能形成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及丰厚的诸葛亮文化。二是关于诸葛亮家世和后裔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成果。阳都故城的确切位置,古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旧方志考证未成共识,以至于现代文典对诸葛亮的出生地表述不一。1987年在山东临沂召开的第四次研讨会上,临沂研究会的一组研究成果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赴临沂考察组写的《诸葛亮故里考察记》,共同认定汉代阳都城确切位置在今沂南县砖埠镇孙家黄疃一带。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学者专家的一致认可。此后,现代文典对诸葛亮出生地的表述渐趋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兰溪市诸葛村诸葛亮后裔聚居地的发现曾轰动全国,对诸葛亮后裔的研究成为90年代诸葛亮研究的重点之一。对诸葛亮《隆中对》的意义及评价、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治蜀的政策方针及其实效、北伐的性质战略及得失、用人思想、民族政策、木牛流马、八阵图等课题,许多研究者进行了继续探讨且多有新意。特别是诸葛亮廉政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视野。从诸葛亮去世至今,人们对于诸葛亮为政廉洁的研究和评论有所涉及但不深入。对这一课题及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1980~2005年,研究诸葛亮的专著很多,章映阁著《诸葛亮新传》、柳春藩著《诸葛亮评传》、谭良啸著《卧龙辅霸》、张崇琛著《武侯鼎蜀·诸葛亮世家》、余明侠著《诸葛亮评传》、台湾作家陈文德著《诸葛亮大传》等影响较大,对人们全面认识诸葛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对诸葛亮艺术形象进行研究的唯一专著是陈翔华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缪钺在序言中称:“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填补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山东临沂在全国诸葛亮研究活动中,除出席每届会议并提交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外,还出版了3本文集和3本专著:王汝涛等主编的《诸葛亮研究三编》、《金秋阳都论诸葛》,李遵刚主编的《诸葛故里论诸葛》;王瑞功主编的《诸葛亮研究集成》,沂南县人民政府承编、王瑞功主编的《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诸葛亮》,李遵刚著《武侯祠匾联集注》。

诸葛亮历史形象与艺术形象

  诸葛亮的形象,不仅有政治家、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形象,也有存在于广大民众心目中的艺术形象。诸葛亮去世后,经过《三国志》的系统整理,他的历史形象逐渐完整化、立体化。他的历史形象经过传说故事、说唱文学、杂剧传奇、小说、戏剧、影视等文学艺术的加工,更加丰满,更加完美,更加高大,成为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善结合的艺术形象。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比较准确地记述了诸葛亮的历史形象。自晋至清,在此基础上撰写的21部《诸葛亮传》,比较一致地认为,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诸葛亮在隆中躬耕时就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立志效法管仲、乐毅,辅佐明主,成就一方霸业。他受刘备诚请出山,辅佐刘备成就一方霸业,辅佐刘禅与吴魏鼎立一方,直至病逝于北伐前线军中,处处表现出忠以效国、勤以司职、俭以养德、慎以处事、谦以纳言、平以待人、严以责己的伟大人格。他在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而刘备身无立锥之地的局势下,为刘备谋划出一条由崛起到鼎立一方继而北伐曹操恢复汉室的宏伟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实践这一战略。他以卓越的才能与智慧建立并不断修复与东吴的联盟,辅佐刘备占荆州取西川夺汉中建立与吴魏鼎立的一方霸业,以攻心战略平稳安抚南中并使之成为稳定且不断输出资财的后方。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非凡的治军才能,主动五次北伐曹魏,使地域小且人口少的蜀汉得以生存和发展,将偏居一隅的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客观上为大统一奠定了基础。经过半生鞠躬尽瘁的努力,基本实现了他在隆中的战略构想。

  诸葛亮去世后,他的传说故事就在蜀地和魏晋地区广为流传。东晋裴启《语林》记载了许多诸葛亮的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已经开始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其中记载的“武侯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的“名士”形象,为后世诸葛亮招牌式形象的滥觞。《语林》记载的传说故事,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但这种传说奠定了以后小说、戏曲中诸葛亮外观形象的基础。隋唐时期,有关诸葛亮的传说故事增加了英灵护民、预知未来等内容。此后,传说故事内容更为丰富,涉及面更广,而中心则是预知与智慧。这一时期诸葛亮的智慧,主要体现在他的具体的创造发明方面,如诸葛行锅、鸡鸣枕之类,皆神奇无比。传说故事主要集中于其故乡琅琊、湖北襄樊、四川、云南、陕西汉中等地。这些传说故事虽不系统,且多歧异,但体现了民众的喜爱趋向。

  对诸葛亮智谋进行艺术的夸张和渲染,始于西晋镇南将军刘弘。西晋惠帝永兴(304~306)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文中写道:“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了。宋代,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密如神鬼,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李兴、苏轼文对诸葛亮的夸张和渲染虽然还是概念化的,但“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已经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

  宋、元时期,说唱文学形式的出现,使三国故事更加系统化、艺术化。三国故事中核心人物诸葛亮的形象,进入一个艺术加工的阶段和艺术形象的层次。在现存最早的记录说话人讲说故事的《全相平话三国志》中,诸葛亮是一个性格粗豪、足智多谋、集人与神仙于一身的平民军师形象。他在刘备集团中自出场到终结,始终担负策划与指挥的角色。《全相平话三国志》在诸葛亮形象塑造史上,是一部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散到完整的重要作品。在成书于明代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中,诸葛亮是一个辅佐草头王刘备的优秀的草野军师形象。诸葛亮不能呼风唤雨,也不会神机妙算,是现实生活中有谋略的能人。说唱文学中诸葛亮这种平民军师或草莽军师的形象,是民间传说的集成和提高,但其中明显折射出创作主体及人民群众的喜爱趋向和心理诉求。

  元明清时期,是杂剧传奇剧目争芳斗艳的时代。杂剧传奇剧目涵盖了诸葛亮从出山辅佐刘备到五丈原病逝的每一个历史断面,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进入了自觉的文学创作阶段。杂剧传奇中的诸葛亮形象,是一个完全神化了的人物。在杂剧传奇中,诸葛亮完全是羽士装扮,与当时舞台上道士神仙的装束相近。在剧情中诸葛亮展现的才华,都是预知未来,每战必胜。总之,杂剧传奇中的诸葛亮既能未卜先知,料敌如神,且会道家法术,周瑜、曹操根本不是其对手,诸葛亮视他们如无物;而孙权阵营中鲁肃诸将、曹操阵营中杨修诸人,亦都由衷赞美诸葛亮的才智。从整体上说,诸葛亮在杂剧传奇中是充满活力与锐气的不可战胜的军师形象,这一形象是宋元说唱文学中诸葛亮军师形象的延伸、丰满和提高。

  明刊本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据史实而敷演成篇的小说。在《演义》中,作者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在政治谋略方面,《演义》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诸葛亮从北伐开始直到病逝军中,虽然仍是奇策不断,数败曹魏大将曹真、司马懿,但失去了蜀汉建国前那种乐观、昂扬的朝气,染上了悲剧气氛,这使诸葛亮形象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清朝初年,毛宗岗父子对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了评改。毛氏父子推崇诸葛亮,称之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为了更加符合他们的审美及儒家理想,毛氏父子从改与评两个方面作了大量加工。第一是改,即通过细节修改和文字增删,进一步突出诸葛亮“万古罕有其匹”的儒家贤相形象。罗贯中所写的诸葛亮对于处理人伦关系的某些言行,有时与儒家礼教或相抵牾。毛改本的结果,使诸葛亮形象不致与封建伦理道德相违背。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的诸葛亮行事带有某些奸诈的特点。毛氏父子认为这种诡计多端的欺诈行径,大大损害了诸葛亮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的完美形象,也不符合历史真实,是“冤古人太甚”,在文字修改时全都删去。第二是评,即通过评论将诸葛亮定格为“绝代奇才”。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已是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物,毛氏父子仅通过少量文字修改和大量评说来推崇其为“绝代奇才”。至于对诸葛亮及刘备阵营的一些失误,毛氏父子首先为其找出客观原因或归于天命,为诸葛亮解脱。其次,认为蜀军某些重大挫折与损失,是由于诸葛亮本人不在现场所致。再次,对于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某些失误,毛氏父子却归之于天命。毛评本《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从清中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京剧这样一种新兴的舞台艺术,三国故事是京剧戏曲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近现代舞台上,亦有“数不清的三(国)列国(戏)” 之说。据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统计,诸葛亮的剧目有59种之多。在京剧舞台上,诸葛亮老成潇洒、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不可改型。

  20世纪后期,影视媒体对诸葛亮形象进行了再塑造和更为广泛的传播。影视媒体中的诸葛亮形象,基本上以毛评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形象为蓝本,只不过是由文字描绘的可想象形象转化成了直接可视的动感形象。诸葛亮的历史形象更加丰满而鲜活,更加深入世人之心,形成难以磨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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