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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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楚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之一,是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荆楚”概念,其地域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主,故湖北人往往将本省称为“荆楚大地”。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从断代的静态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从发展的动态角度看,它不仅包括古代的历史文化,还包括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荆楚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个方面: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荆楚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八大文化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尤其是神农架作为当今地球中纬度地区惟一一块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区,具有比其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更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意义,素有“天然动物园”、“物种基因库”之称,是最富特色的垄断性的世界级旅游文化资源。目前,湖南省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和开发非常重视。我们一定要大力开发炎帝神农文化的资源优势,培育好这一文化品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其8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辉煌文明成果。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创新精神,楚庄王、孙叔敖、老子、庄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是世界级的大名人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人;青铜铸造、丝绸漆器、音乐绘画等科技文化成果光耀夺目,叹为观止;楚丹阳、古郢都、章华台等楚都城和古建筑之谜有待破解┅┅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古云梦泽、睡虎地秦简、汉明妃王昭君、汉武帝刘秀等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湖北境内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相互交叉竞争的中心地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据统计,《三国演义》120回其中有70回的故事是发生在湖北,古隆中、赤壁、长坂坡、南漳水镜山庄、荆州江陵、当阳关陵等著名文化景区,都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美好的民族素质。其民风民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风格,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州和长阳、五峰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所谓“清江天下秀,长阳歌舞乡”、“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就是生动写照。同时该地区扼长江三峡之咽喉,控渝川湘黔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目前,该地区已被国家列为西部大开发范围。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自宋代以降,武当山一直受到皇家的崇祀,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更将武当山封为“五岳”之上,使其成为“天下第一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九宫山、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先福寺、武汉归元寺、宝通寺、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现代化的水电设施以及宜昌和三峡地区的风土民俗,构成了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文化流派,形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武汉地方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称“九省通衢”,早在商周就是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地方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的重要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化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武汉的地方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主要包括以古琴台、琴断口、月湖等为载体的知音文化,以黄鹤楼、长江大桥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近代汉阳兵工厂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武钢为代表的工业文化,以谦祥益等汉正街的老字号和现代的武商、中商、中百等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科技文化,以长江、汉江、龟山、蛇山、木兰山、东湖等自然山水和风景名胜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汉口老火车站和两江的轮船码头港口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老通城、大中华、小桃园、四季美等老字号餐饮企业和艳阳天、湖锦、三五、小蓝鲸、福盛等新字号餐饮企业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茂记、冰川、太和、劲松等汉派服装为代表的服装文化等。

  8.近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中间开花,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革命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活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涵,是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内容

炎帝神农氏的家乡

  炎帝别称神农氏黄帝别称轩辕氏。神话和传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会因时因地而变,有分有合。起初,神农氏与炎帝不相干,轩辕氏与黄帝不相干。后来,炎帝与神农氏,黄帝与轩辕氏,都合二而一了。这是基于民族融合的趋向,也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的事。

  战国时期,五行学说成熟了,黄帝定位于北方,炎帝定位于南方。

  周人说炎黄二帝都生在关中,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可是,周朝把姜姓的部众南迁了。位于今随州厉国以及位于今南阳申国吕国,都是姜姓的。炎帝随着姜姓,也南迁了。恰巧,厉国建都于神农氏的家乡厉山。厉山别称烈山,神农氏别称烈山氏。久而久之,炎帝和神农氏就不分彼此了。

  随州有神农洞,相传是神农氏诞生的地方。至于厉山,则是神农氏常居的地方。

  炎帝文化大致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比黄帝文化稍早些。

  相传,炎帝神农氏的功绩主要是首创种植业。湖北谷城县,相传是炎帝神农氏试种五谷的地方。此外,炎帝神农氏在医药、纺织、贸易、音乐等方面也都有杰出的贡献。湖北的神农架,相传是炎帝神农氏品尝药草的地方。他为采药而四处奔波,不幸因中毒而死在湖南。

  楚人是推尊炎帝的,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书可以为证。楚国的农学比别国发达,农家就出在楚国。

  炎帝神农氏的文化创造力,突出地显示在百折不挠的实践和试验上。相传他为了研究药草,置生死于不顾,曾经在一天之内品尝七十种有毒的草。

  荆楚人民的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追根溯源,最早出于炎黄二帝——尤其是炎帝。

·炎帝神农文化

  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其中“黄”指的就是黄帝、而“炎”指的就是炎帝,就是神农。相传神农发明了农业,发明和教导人们使用制造农具、开荒种地、使用禾苗、种植粮食,被尊为“农业之神”。神农还被尊为“医药之神”,传说他为了寻找给人治病的药单,曾历经千辛万苦,亲自上山遍尝百草,有一天竟接连不断地尝毒草,共遇毒72次,发现各式各样药草可治理各种疾病。此外,神农更教导创立市场交易制度,神农氏教人们每天中午时分就到市场上去卖掉自己多余的不用的东西,买回自己想要的东西。实际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困苦,知识的累积、技术的进步背后有着有无数生命的牺牲,炎帝神农氏是这些不朽历史的一个具体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人们把许多贡献归功于他,使他逐渐成为中华文化世代传承、生生不息的象征符号,几千年来,炎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以炎帝子孙为荣,以同源同祖为亲,已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统一的感情枢纽和精神力量。

  史载炎帝神农出生于厉山(也称烈山),《礼记·祭法》中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 《春秋左传注》言:“厉山氏,炎帝也,起於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厉山在今湖北随县北四十里”。烈山,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厉山镇九龙山南麓,九农山腰的古神农洞相传为神农诞生之地,山上还有炎帝神农氏石碑一座,为明代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随州知州所立,该碑白色花岗岩质,高2.08、宽0.96、厚0.23米,碑中以楷书刻有“炎帝神农氏遗址”。1992年,“炎帝神农氏遗址”碑及洞穴被省政府公布为湖北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厉山自古就有祭祀炎帝神农的传统。为弘扬炎帝神农文化,1990年11月,“炎帝神农文化暨炎帝神农故里研讨会”召开。1991年,世界第一个炎帝研讨会在厉山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分别为炎帝祭祀活动题词。1993年6月14日,适逢炎帝生辰(农历四月二十六),“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隆重开幕,5万多名海内外华人到现场参加盛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钱伟长,还专门代表国家赠送了“和平统一鼎”。2006年7月31日,参加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论坛的各界人士齐聚随州,举行炎帝神农祭祀大典。

·楚文化

  楚文化是东周时期长江中游(涉及长江、汉江、淮河流域)地区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荆楚民族在商代已相当强大,《诗经》曾提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周武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起初楚国在诸候国中等级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国逐渐强大,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迟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随着楚国和荆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强大,楚文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传播以及与与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

  据文献记载,楚国自始封丹阳至被秦灭亡,共有大小城邑270余座,目前考古发现并公布的楚文化城址约有50余座,湖北有江陵楚纪南城、当阳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襄阳邓城、云梦楚王城、大冶鄂王城等,河南有淅川龙城、信阳楚王城、淮阳陈城,湖南有湘阴古罗城、长沙楚城、临澧宋玉城,安徽有寿县寿春城、苍陵城等,这些遗址大多建于春秋战国,有的遗址直到南北朝时代才被废弃,其用途有的是都城、有的是别都、有的是县邑、还有的是军事堡垒。楚国的墓葬分布很广,在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四川盆地都有发现,经发掘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东周列国,据估计仅湖北、湖南就已发掘5000座以上;许多楚墓保存较好,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内涵丰富的随葬器物,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画和帛书,江陵马山出土的丝织品,各地楚墓所出的陶器,铜礼器、兵器、车马器,漆木器,竹简、木牍以及各种玉石器等等。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考古发掘,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楚文化的面貌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楚人由于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

  楚国的物质文化开始显示出自已的独特风格。乐器中楚人最爱钟,并视之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楚钟不仅音色绝佳,而旦造型独到,甬钟、钮钟等都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关系,因而称为编钟。众所周知,编钟是楚国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台榭建筑也有楚人的独创,楚人筑台追求高峻,以纵目远望,楚人修榭追求空灵,以澄怀远目,而且在建造中还有层台累榭的特点,这一点为后来的南方园林所继承。此外,楚国修城不建池也有别于北方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楚国兴衰史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羋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为楚地之王,继续了熊渠的开篇拓土历程,公元前706年,楚国攻打姬姓诸候国随,并逼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绝后,熊通亲率大军再次征讨随国,大获全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了。

  成王两传至庄王。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冶,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

  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归中原,初露称雄之势。

  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一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楚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

九头鸟传说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然而,九头鸟究竟是何物?它与湖北佬有着什么特殊关系?在它那神奇的形象下包含着怎样的深层文化内涵?

  九头鸟形象的出现,最早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九凤”所居的“大荒之中”,虽不知其确切范围,却可以肯定包括楚地在内,因为楚人之先帝颛顼与他的九个嫔妃皆葬于此。《山海经·大荒北经》开篇就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该书《海内东经》则说:“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附禺即鲋鱼,古字通用。楚人血统的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这高阳即帝颛顼。颛顼葬于汉水,九凤与颛顼同在一地,可见九凤是楚人所崇拜的九头神鸟。

  《山海经》中的九凤,是一个鸟神或神鸟无疑。然而,此后,九凤却从中国文献上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出现的种种冠以其它名称的九头鸟,不仅完全丧失了神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鸟怪。从汉末至唐宋,古文献中的“九头鸟”有着种种不同的称呼,主要的是:(1)鬼鸟(鬼车)。《孔子集语·博物》引《白户录》上:“鬼车,昔孔子、子夏所见,故歌之,其头九首。” 。《天中记》卷五十九引《本草》:“鬼车,晦暝则飞鸣,能入人家收人魂气,一名鬼鸟。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犹言其畏狗也,亦名九头鸟。 ”(2)鶬(奇鶬、鶬鸆等)。《广博物志》卷四十引《韩诗》:“孔子与子夏渡江,见鸟而异之,人莫能名。孔子曰:‘鶬,尚闻河上人歌云:鶬兮鹄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 《昭明文选》中郭璞《江赋》:“若乃龙鲤一角,奇鶬九头。” 《正字通》:“鶬鸆,一名鬼车鸟,一名九头鸟。状如鸺鶹,大者翼广许,昼盲夜暸虔,见火光辄堕。”(3)姑获鸟(或女鸟)。《玄中记》:“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时人亦名鬼鸟。”(4)九头鸟。《三国典略》:“齐后花园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此外,尚有苍鸆,逆鶬、夜飞游女等名称。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同名称,可能是九头鸟形象从楚地传开后,各个地区对其的不同称呼。

  后世这些九头鸟,与楚人九凤形象有渊源关系有迹可寻。例如:“九头鸟”又称“鬼鸟”,据学者考证,在古代,“九”“鬼”通用。例如,《史记》中的《殷本纪》与《鲁仲连邹阳列传》中,都记载商纣王以九侯、鄂侯、文王为三公。 但在《礼记》与《战国策》中,“九侯”改作“鬼侯”。《括地志》云:“相州滏阳县本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九”与“鬼”既通用,从神性的九凤,易名为妖怪的“鬼鸟”或“鬼车”,显然是与九头鸟由神演化为妖的历史事实相契合的。又如“乳母鸟”、“女鸟”之名,皆以九头鸟为女性,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时期,龙为皇帝的象征,凤则被用于皇后,我国女性以“凤”为名的比比皆是,男性以“凤”为名的就较为少见了。

  九凤本是吉祥神鸟,但后世文献中的九头鸟,则妖气十足,主要表现是:其一,滴血降灾,摄人魂气。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云:“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其二,点血儿衣,取人小儿。《天中记》说:“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言产妇死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已子。胸前有两乳,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以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露者,为此也。”其三,形象丑陋,性情凶暴。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说它:“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头有九,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竟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脰,即脖子)。 此外,据说它还喜欢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从中得知人们的祸福。谁有灾祸,它就落在谁家屋上鸣叫(《岭表录异》卷中)。传说宋代景定年间,皇帝得了病。有一天,忽然青天大白日地看见九头鸟站在门前捣衣石上,哀鸣啾啾。当天晚上,皇帝果然病死了。九头鸟即是大灾星,人们对它的态度自然就不友好了。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当时楚地风俗:“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周密《齐东野语》中也说:“故闻之者,必吠犬灭灯,以速其过泽国。”

  受人崇拜的九凤为何消失,取而代之以九头鸟怪呢?它为什么会由神变妖,由何时何地变为妖怪的呢?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谜。

三国文化

  三国文化是三国历史、历代三国传说演义相结合的产物,有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大致可分为英雄、智慧、伦理型三种类型,既相辅相成,又各有显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显著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雄文化 三国文化突出的外观印象是其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历史文献中 “英雄”一词据学者考证最早源于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而到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开始频频见诸历史文献。《后汉书·仇览传》云:“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这里的“英雄”仅仅是指有政治气节与抱负的学者士子。三国时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英雄时代”,金戈铁马,风云际会动荡岁月将曹操、邓艾、钟会,刘备、孙权、诸葛亮以及周瑜、鲁肃、关羽、赵云等众多英雄风流人物从各个社会基层角落汇集到历史舞台中心,他们或以文治武功割据为王,或以智术谋略运筹帷幄,或以超绝武艺纵横驰骋,或以忠肝义胆为主献身,或以卓荦不群为人仰慕,其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都以“英雄”的风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组组鲜明而难忘的人物群雕。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蔚为观的三国英雄群体。他们也各自以其非凡的文韬武略谱写那一时代雄浑悲壮的英雄史诗,并成为千秋流传的不朽人物。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倾向温良内敛的礼教涵养,与希腊、罗马倡导人勇武格斗的古典文精神相比,自由人格与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环,纵观中国历史,只有战国、楚汉时代和三国可比。三国是我国占典英雄主义精神奠基时代,既是对东汉沉闷黑暗社会的反动,又是人性自由的大展示,既是时势与英雄的风云际会,也是英雄砥砺功名、建功立业淋漓酣畅、纵情发挥的时代。三国时代的英雄辈出以及整个社会对英雄的崇拜肯定,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大补充,为多少沉静内向的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阳刚豪气。魏晋以降因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双重浸染的深入,人们思想行为方式逐渐内敛持重,英雄主义社会精神随之式微淡化,成为远去的传说与神话。后世社会只所以一再津津乐道三国故事,恰是对久违了的英雄主义精神的遥远眷恋。

  智慧文化 三国文化的第二特征是它的智慧性。一部《三国志》记载了大量的智能之士安身立命、经邦济世之史实,而一部《三国演义》也几乎大半部写的是智慧谋略,蜀汉丞相诸葛亮后来还被誉为中国民族智慧的化身,都说明智慧文化在三国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三国文化中的智慧层面大致可分为三种,即政治智慧、军事智慧与人生智慧,是三国历史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文化遗产。

  伦理文化 三国文化也带有浓重的伦理性。这首先就表现在魏晋以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所谓蜀,魏“正统”之争,即三国两大政权的合法性与真伪问题;其次是三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倾向,而且在三国文化中高层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与社会民众伦理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保持同向性,构成三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湖北在三国历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国演义》有七十多回涉及到湖北;三大战役中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的主战场在湖北;东吴大帝孙权的原都城在今湖北鄂州;隆中对、刘备借荆州、火烧赤壁、当阳长坂等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发生在湖北。而现存的襄阳“古隆中”、襄阳城墙、赤壁之战遗址、关陵、吴王城遗址、麦城遗址等大量的文物古迹是湖北三国文化的重要实物例证见证。

·辛亥首义文化

  辛亥首义文化直接源于辛亥首义历史。20世纪初年,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多年来不竞声华,埋头实干,于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敢为天下先,打响了锋锐直指清王朝的起义第一枪。次日,革命军在武昌红楼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并宣告废除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义声所播,全国响应。短短两个月,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即告终结,民主共和的大门由此打开。武昌因而被誉为“首义之区”。

  今日,我们漫步武汉街头,依然可以看到众多首义遗址。有汉口的沿江大道历史街区(租界区)、既济水电公司及其水塔、西商赛马俱乐部及其大看台、大智门火车站、共进会机关部旧址等,武昌的日知会旧址、三烈士就义处、工程八营旧址、楚望台遗址、起义门、鄂军都督府旧址(红楼)、抱冰堂、拜将台遗址、宝通寺等,汉阳的归元寺等共10余处。还有大批纪念设施昭示着后人对首义勋绩的追怀。武汉地区纪念碑亭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总理孙中山纪念碑、民军起义国庆碑、胜利亭,塑像有武昌、汉口两座孙中山铜像、黄兴铜像和雕像,祠堂与墓葬有庚子烈士祠、三烈祠、黎元洪墓、田桐墓、汉口利济路辛亥铁血将士公墓、汉口球场路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汉阳扁担山辛亥铁血将士公墓、伏虎山辛亥名人墓、石门峰辛亥志士墓,公园和广场有首义公园、中山公园、首义广场,纪念路有中山大道、中山路、三民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民主路、首义路、起义街、黄兴路、蔡锷路、黎黄陂路、彭刘杨路等。

  这些首义文化的物质载体中,武昌红楼是标志性的景观。武昌红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厂,因红墙红瓦而得名。红楼原为清朝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1910年(清宣统二年)建成。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1961年红楼以“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的名义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10月,依托红楼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2002年,又挂牌辛亥革命博物馆。目前该馆已成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馆内现布置有《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基本陈列。优越的地理位置,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场景恢弘而又陈设典雅的展览,武昌红楼正向人们彰显着辛亥首义文化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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