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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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书法作品

  罗振玉汉语拼音:Luo Zhenyu;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中国古文字学家、金石收藏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原籍浙江绍兴府上虞县永丰乡。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卒于旅顺。16岁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在上海创办学农社、东文学社,后在湖北等省任农务、教育方面职务。光绪三十三年,到北京任学部咨议。辛亥革命后,他自居遗民,策划清廷复辟,并参与成立伪满洲国的活动。

  罗振玉自青年时爱好金石考订之学,生平著作130余种,刊印书籍超过400种。他对晚清以来发现的文物,如殷墟甲骨、西陲简牍、汉魏石经及清内阁大库档案等都作过搜集和研究,有重要贡献。

  殷墟甲骨发现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两年后罗振玉见到刘鹗所藏,建议刘氏将拓本编为《铁云藏龟》印行。随后探明甲骨出土地点,在卜辞中发现商王名号,于宣统二年(1910)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同时将古董商搜集的甲骨选编为《殷虚书契前编》。次年,命弟振常等到殷墟收购甲骨等古物。1915年,他又亲往殷墟调查。有关甲骨的著作,还有《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古器物图录》、《殷虚书契待问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多种。

  关于青铜器,罗振玉编有《梦郼草堂吉金图》、《贞松堂集古遗文》、《贞松堂吉金图》等。而《三代吉金文存》(20卷),搜集拓本尤为齐备,是最重要的金文汇编。

  1914年,他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这是中国学者研究简牍的开端。另外,他还著录敦煌写本《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等,也有较大影响。

  罗振玉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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