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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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穀梁传》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并为解说《春秋》的三传。又称《春秋穀梁传》。旧说中国鲁人穀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一般认为《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2.3万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烝有《穀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穀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一般认为《穀梁传》比《公羊传》晚出,属今文经学,其宗旨亦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只有少量叙事。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务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该书最早见于汉初陆贾《新语》,但其所记之真实性尚有疑问。汉武帝时,卫太子习《公羊》,兼习《穀梁》,此后学者不多,宣帝时才立于学官。汉代有《穀梁外传》和《穀梁章句》,皆佚。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复兴,《穀梁》亦随《公羊》之后而盛极一时。清钟文烝著《穀梁补正》,泛取唐宋以后诸家之说以补正范注杨疏。其后廖平著《穀梁古义疏》,柯劭忞著《穀梁传注》,皆有所成就。

  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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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

  《穀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据《汉书??艺文志》,在汉以前,解释《春秋》的有五家,除《左传》、《公羊》、《穀粱》外,还有《邹氏传》和《夹氏传》。到汉初,《邹氏传》因为没有人把它传下来,《夹氏传》又没有文字记载,这两家就失传了。而《公羊》与《穀梁》则用汉时流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称为今文,立于学官,即在中央国立大学设立课程,专门备有博士加以传授。

  《穀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穀梁传》的,是一个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穀梁传》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日”,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穀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穀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

  《穀梁传》与《左传》、《公羊》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穀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穀梁传》作注。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史学价值

  《穀梁传》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穀梁传》有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

  《穀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书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穀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在史实记载上,《穀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穀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穀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穀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历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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