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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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德秀(1178年10月27日—1235年5月28日),南宋后期理学家,始字实夫,后更字景元,又更为希元,号西山。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福建浦城(今浦城县仙阳镇)人。与魏了翁齐名,学者称其为“西山先生”。

  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及第,开禧元年(1205年)中博学宏词科。理宗时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史弥远惮之,被劾落职。起知泉州、福州。端平元年(1234年),入朝为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知制诰。次年拜参知政事,旋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忠。

  真德秀立朝有直声,于时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数十万字。学宗朱熹。修《大学衍义》,称可作《大学章句》之佐。庆元党禁后,程朱理学得以复盛,他与力为多。真德秀为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同魏了翁二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创“西山真氏学派”。有《真文忠公集》。

生平

  真德秀,宋孝宗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1178年10月27日)出生在福建浦城仙阳的一个贫寒之家。字景元,后改景希。自幼聪颖,4岁开始读书,即能一过成诵。德秀从小爱好学习,在学习中勤奋过人。据其《行状》记载:“入小学夜归,尝置书枕旁”,深夜还在蚊帐中看书,以至蚊帐被蜡烛薰成黑色。当其他儿童玩水游戏之时,德秀就把这些儿童的书取来阅读熟了。

  真德秀15岁时丧父,其母亲吴夫人在穷困中操劳家计,供他学习,抚养其成长,使他获得了专心学习的机会。由于他勤奋努力,学业上进步很快,在18岁时便考上了举人。

  庆元五年(1199年),登进士第,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

  开禧元年(1205年),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

  开禧二年(1206年),入朝任太学正。

  嘉定元年(1208年),升任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他的意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

  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两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6艘之多。

  嘉定十二年(1219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嘉定十三年(1220年),因母亲去世辞官守丧。

  嘉定十五年(1222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

  宝庆元年(1225年)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

  真德秀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1231年)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

  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以贬降。而升真德秀为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

  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升任参知政事(副相),但他时已患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5月28日),真德秀病逝,享年58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文忠。

理学思想

  真德秀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对朱熹极为推崇,尊之为“百代宗师”,并自谓对朱学“尝私涉而有所得”。朱熹在儒学中能够占居那样崇高的地位,除了其自身对儒学巨大贡献之外,也与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宣扬分不开。作为朱熹之后学,真德秀的主要任务在于振兴和发扬理学,在学术贡献上重在阐发运用,但缺乏建树。全祖望说:“魏鹤山、真西山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尽管如此,真德秀的学术思想仍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积极鼓吹理学,关于理学方面的著述也很丰富,除《西山真文忠公文集》所收之外,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读书记》中。这部著作“以六经、《语》、《孟》之言为主”,分甲记、乙记、丙记、丁记四个部份,“甲记曰性命道德之理,学问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记曰人君为治之本,人臣辅治之法,凡一十有二卷;丙记日经邦立国之制,临政治人之方。……丁记曰语默出处之道,辞岁取舍之宜。”(《后村先生大全集》)真德秀把这部书视为人君治国的理论依据,他十分自信地说:“如有用我,执此以往”,又曰:“他日得达乙览,死无憾矣。”《读书记·乙记》,上编是《大学衍义》,他在朝作缠经待读的时候,特将《大学行义》进呈理宗皇帝,并逐章逐句向理宗进行了讲解和发挥。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去指导最高统治者用理学思想治理国家。他在《大学行义自序》中说:

  臣始读《大学》之书,见其自格物致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益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即又参观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达之天下者,然后知此书之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学失传,其书虽存,概以传记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道亦不以望其君。独唐韩愈、李翱尝举其说……盖自秦汉以后,尊信此书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为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抵也,况其他乎?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

  这里《大学行义》于皇帝,其大旨在于正君心、振纲纪,明治道,肃宫闱、抑权幸。在真德秀的诱导下,感动了理宗皇帝,此书深为理宗所称赞,说《行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大学衍义》也为后世帝王所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明太祖“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举《大学行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壁。真德秀的理学思想虽然十分丰富,但他上继程朱,不越其轨。

  (一)“德性天与”和“顺天应人”思想

  真德秀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其形体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其与禽兽之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但在形体上有别于禽兽,更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

  真德秀的天命思想中,虽然认为“天”能主宰万物,能为赏罚予夺,主要不是因为“天”是人格之神,而是认为“天”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这个“理”能够发挥出人格神的作用:“福善祸淫,不少差忒”,就是说,它能够报善以福,报淫以祸,在真德秀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即纲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他将程朱的理学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结合在一起,把理学涂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这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从理论思维上看,却是一种倒退。

  (二)“即器求理”与“持敬”相结合的涵养论

  程朱理学历来强调把认识论同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真德秀根据这种“穷理持敬”的思想,主张”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坛,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

  人亦是物,求人理要从人本身的“良知”出发,结合对“洒扫应对”等人伦日用等事物的推究,就可以达到对“义理”的本质性认识,用以扩充心中之理,这就使“本然之知”升华到义理之极至了。由此可见,所谓“就事物上推求义理之极至并非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要上人把封建伦理关系的理在认识论上从一般的人伦日用上升到“理”(或“道”)的高度,上升到一定而不可易和只能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天理”的高度。

  如何才能使“本然之知”上升为义理之知的高度?真德秀提出了“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的主张。何谓“持敬”?按真德秀的说法,敬就是外表端庄,整齐严肃,内心敬一,无二无杂,使外表的端庄严肃同内心的专一无杂相互交正。他说:“端庄主容貌而言,敬一主心而言,盖表里交正之义,合而言之,则敬而已矣。”

  真德秀的“穷理持敬”思想是对二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程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认识论同道德论的统一性,强调把二者相结合、相辅而行。在理学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主义意识的知行统一观。

  (三)“神者气之伸,鬼者气之屈”的泛神论思想

  儒家学者历来有“神通设教”思想,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对鬼神之有无持存疑态度。在多数人相信但又没得到科学的确凿证实之前,采用这种态度对待鬼神,也是可以的。《易传·系辞》)谓“阴阳不测谓之神”,认为事物之变化是阴阳二气的神妙作用。人们对那些不能认识(不测)的阴阳变化就称之为“神”。“神”是神妙莫测的意思。比如对人的精神现象古人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一般认为那是精气使然,人死后,精气散了,又归回到大气之中去了。张载道:“鬼神,二气之良能也。”真德秀说:“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可测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显然示人也),人之神曰鬼(鬼谓气之己屈者也)。”这种解释已接近于朴素唯物论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指出:“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则神者气之伸(发出),鬼者气之屈。……神者伸也,鬼者归也。且以人之身论之,生则日人,死者日鬼……自其生而言之,则自幼而壮,此气之伸也;自壮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则鬼游魂降,寂无形兆,此气之屈也。及子孙享把以诚感之,则又能来格,此又屈而伸也。”这就道出了他的神道设教的思想。

  真德秀用精气说来论证了他的形神观。他说:“《易·系辞》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之生也,精与气合而已。精者血之类,滋养一身者,故属阴。气是能知觉运动者,故属阳,二者合而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聪者,即精之为也,此之谓魄气充乎体。凡人心之能思虑,有知识,身之能举动,与夫勇决敢为者即气之所为也,此之谓魄。……魂魄合则生,离则死。”用这种观点解释人之形神关系,其理论远不及范缜之精确,但它已与彻底的有神论产生了离异的倾向。

评价

  真德秀立朝有直声,于时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数十万字。他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真德秀立朝有直声,于时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数十万字。

  真德秀与魏了翁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挺身而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事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二人在当时不仅具有高度的理学素养,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加之他们“志同气合”(魏了翁语),慨然以斯文为己任。魏了翁多次向宋理宗上书,力陈推尊理学之必要,真德秀以经筵侍读的身份,不遗余力地给理宗灌输理学思想,深得理宗的信任。为理学正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褒扬和肯定起了推动作用。

  魏了翁:南渡草剏,诸贤有存。封之植之,迓续真元。人物彬彬,盛于乾淳。流风所渐,孔蔓且蕃。谁蕴崇之,欲剃其根。天固有定,隲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师传。公出虽后,考寻遗言。精探力践,旁索细论。以淑同志,以儆群昏。散在(阙)内,如衢置尊。最后一书,细大毕陈。上自帝王,继天牧人。次及圣贤,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伦。至公血诚,贯彻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阙),气合而浑。逮公之出,奋由难屯。或搔而绝,俄揠而信。信不一二,赍忠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苍天。

  刘克庄:公少以文词独行朝中,所草大诏令,温厚尔雅,尤为楼公钥赏重。立螭以后言议出处,动关世道,谏书传四夷,名节当世三十年间,天下莫不以为社稷之荩臣,道德之宿老。故其于为学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于位……公博极群书,而积勤不已,望临一代而执谦愈甚。闻人之善,忻悦奖誉,自以为不及也;闻人不善,颦蹙叹息,犹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服焉...自出身事主,忠国爱民……忘身殉国,终始如一,非至诚而能若是乎。

  黄震:理宗时,天下所素望其为相者,真德秀文行声迹独重。嘉定、宝、绍间,佥谓用则即日可太平。端平亲政,趋召至朝,正当世道安危升降之机,略无一语及之,乃阿时相郑清之,饰其轻举败事,谓为和、扁代庸医受责;又以清之开边建议,御阅卒以府库不足犒赏,事不可行,致前至诸军,质贷备衣装,无以偿,故哄,延及州兵皆哄,自是军政不复立。

  孙承恩:求道孜孜,正学是继。立朝侃侃,力扶大义。衍义一书,发挥详明。执此以治,王道以成。

  薛应旗:宋哲宗之世,非无范纯仁、韩忠彦也;南渡之时,非无李纲、赵鼎也;其后非无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黄宗羲: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倚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

  张燧:自朱元晦、真希元诸公以名世儒宗,无裨于宋之削弱,于是谈者疑儒者为有体无用,而诚心正意之学果不足以平天下。

  黄百家: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

  全祖望:① 西山之望,直继晦翁,然晚节何其委蛇也!②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愚尝详考其本末,而叹西山之过负重名,尚不止于此。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则固有不愧于古人者,龟山、上蔡而后,横浦、玉山皆是也。西山自得罪史弥远以出,晚节颇多惭德。其学术之醇疵,姑弗论可矣……西山以博学宏辞起家,故辞命为最著,然其两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后宰执,多有伊、傅、周、召之誉,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与?

  张烈:余则笃学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陆子静兄弟、纯粹有用如真西山,仅列之儒林,此为《宋史》者有识也。

  爱新觉罗·弘历:自朱子以来,继传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鲁斋为尤卓。西山生于宋末,虽为防政,不究其用;鲁斋当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学,世祖累见信用,其功效颇着于西山云。

  蔡东藩:况贾、阎二妃,相继专宠,不闻有远色之言。真、魏二贤,同时就征,复至有遭忌之举。危不持,颠不扶,焉用彼相为哉?

  钱基博:自朱熹以伪学禁锢,理学之书,刮禁毁绝。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明道为己任,讲习服行,诏学者:“且将朱文公《四书》涵泳;既深达其旨矣,然后以次及于《太极》、《西铭解》、《近思录》诸书,如此数年,则于义理之精微,不患无所见矣。又必合知行为一致,讲贯乎此,则必践履乎此,而不堕于空虚无实之病。”于是道学绝而复续,则德秀之力也。……其学修齐诚正,本朱熹而肤;其文洞轩辟,依苏轼而达。奏议急言竭论,而纡徐委备以曲尽情事,固苏文所长;碑志综事经物,而提挈顿挫而不冗,则尤苏文所短也。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于史弥远,中期委政于郑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于贾似道。清之在位,颇引用正人,故端平间,贤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并见进用,时称端平更化,以比元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