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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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及死难烈士的题词

  皖南事变汉语拼音:Wannan Shibian;英语:Southern Anhui Incident),1941年1月中国国民党当局在安徽茂林地区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事件。

  1940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民众的支持下,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建立了大小17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由3万人扩大到50万人,从而引起重庆国民政府的极大恐慌,特别是华中新四军的发展,更是蒋介石不愿见到的。恰在这时,世界局势又发生重大变化。6月5日,德国进攻法国。5天后,意大利向英、法宣战。法国随即向德国投降,英军也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9月,日本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与德、意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引诱重庆国民政府放弃抗日,以图迅速解决中国战事。与此同时,英、美也签订协定,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加盟,继续抗战,拖住日本。而苏联也愿继续援助重庆。三大国际力量不约而同都在为自身的利益,竭力争取重庆国民政府,致使蒋介石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可以为所欲为。

  6月初,蒋介石在重庆会见周恩来,强调中共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7月上旬,何应钦白崇禧打着“避免摩擦”的旗号,与周恩来谈判国共“划界”问题,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开往旧黄河北岸,企图借此限制中共的发展。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实现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等6项条件。16日,何、白竟向周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察哈尔和山东黄河以北地区,事实上拒绝了中共提出的6项要求,谈判陷入僵局。10月19日,何、白再次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诬指八路军、新四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地区。时人称之为“皓电”,它的正式发出,揭开了重庆国民政府新一轮反共高潮的序幕。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中共采取了“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被时人称为“佳电”。它一方面坚决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顾全抗日大局,决定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中共这一严正坚决而又通情达理的立场,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但是,重庆国民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力量的意愿,仍一意孤行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撤往旧黄河以北地区。军令部随即在何应钦、白崇禧授意下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于14日上报蒋介石,请求批准执行。军令部的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兵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于2月28日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蒋介石鉴于“日汪(精卫)条约”签字在即,为避免被中共指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虽未当即批复军令部呈文,但终究还是于12月7日同意“照办”,同时表示实施时间“本月下旬再定”。8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彭、叶等重申前令。9日,蒋介石亲下手令,限黄河以南八路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开至江北,明年1月30日前开至黄河以北地区。10日,又密令顾祝同依据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即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4日,中共目睹事态日趋严重,急电叶挺、项英,指示皖南新四军迅速北移,以免不测。但项英始终犹豫,直到26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才于1941年1月1日,与叶挺等人最后作出,并得到延安批准的冒险走苏南北移的决定。而这时的顾祝同则在蒋介石密令下,集结所部分途包围皖南新四军驻地,与32集团军研究进剿皖南新四军的秘密军事会议也于5天前在徽州开过,进剿计划已经制定,作战部署基本完成。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计划经茂林,取道三溪、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溧阳,然后从镇江渡江北上。6日,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遭到顾祝同、上官云相7个师8万余人的围剿,皖南事变爆发。

  8日,新四军先后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及西北茂林方向突围,均未成功。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悄然离队,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9日,突破重围,渡过青弋江,入石井坑固守。12日,顾祝同、上官云相发起总攻,新四军主要阵地被敌突破,叶挺被迫于14日前往上官云相总部谈判,随即遭到扣押。皖南新四军浴血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项英、周子昆转移隐蔽后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突围中遇难。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诬称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并发布军委会通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将皖南事变推到顶点。

  中共获悉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度准备同时举行全国性的政治、军事大反攻。12日,毛泽东一面电示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立即停止对皖南新四军的围剿;一面电示刘少奇作好政治上军事上全国大反攻的准备,彻底解决华中问题。蒋先后于12、13日两次由人转告周:他已指示顾祝同等人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就应提供方便,不要为难,让叶、项放心东进。直至15日围歼新四军的战斗已经结束,仍以此意敷衍中共。毛泽东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复电周恩来、叶剑英,千万不要听信蒋的“鬼话”,并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中共全面反攻计划。18日,周不顾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新华日报》刊出抗议题词,向全国人民公开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20日,毛针对蒋介石17日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令,以中共中央军委会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同时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提出取消蒋介石17日反动命令、惩凶、恢复叶挺自由等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要求。

  随着中共政治反攻的全面展开,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大白于天下,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外和包括美、英、苏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与非议,很快陷入空前孤立的被动境地。加上日本这时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军事进攻,正在平汉铁路以东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蒋不得不数次派人要求与周恩来商谈妥协办法。中共鉴于时局的变化,于2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一面告诫全党仍要做好与国民党分裂的准备,同时指出当前的斗争策略应是政治上坚决反攻、军事上待以守势。

  自2月上旬起,中共政治反攻的焦点,开始转向拒绝参加重庆国民政府第二届国民参政会。18日,周恩来将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名中共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要求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双方为此反复交涉,未得结果。为打破僵局,中共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不再提出取消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6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等,但蒋仍不肯接受。中共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博得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尽管中共参政员最终没有出席参政会,蒋也不得不在3月6日的参政会演讲中表示“绝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此后也未再提起八路军、新四军北移一事。由皖南事变引起的国共对抗局面至此告一段落。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关系逆转的分水岭,对此后国共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