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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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器汉语拼音:Ciqi;英语:china),脱胎于陶器,是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瓷器,以瓷土即高岭土为原料,经拉坯成型、施釉、入窑焙烧制成的器物。瓷器经1300 ℃以上高温烧成,胎体烧结后呈白色或灰白色,致密坚硬,扣之能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表面的一层玻璃质透明釉与胎体结合紧密,釉层不易剥落,几乎不吸水。瓷器根据釉色可以分为青瓷、黑瓷、白瓷、彩瓷四大类。瓷器源于中国,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即生产出原始青瓷,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烧制出比较成熟的青瓷。烧造瓷器的窑口遍布南北方各地,经过南北朝、隋唐的发展,到宋代已是窑口林立,产品各具特色,出现了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南宋至元代开始,中国瓷业中心逐渐集中到江西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发明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明清釉上彩瓷又大大改变了瓷器的审美倾向,使之走向精美华丽,使瓷器烧造工艺达到历史上的顶峰。

  西方学者把宋代和宋代以前许多名窑的产品都叫做“炻器”(stoneware),他们用现代瓷器的质量标准来看待中国古代瓷器,认为这些产品的半透明度较差,够不上瓷器的标准,只能称为炻器。中国学者认为,任何一项创造发明,都有其初创阶段和成熟阶段,瓷器的质量标准也应该是这样。作为初创阶段的汉代瓷器来说,除了胎的半透明度稍差以外,其外观质量或内在质量都已符合瓷器的质量标准,所以应该称为瓷器。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中国自从商代烧制成原始瓷以后,经过一千多年的改进和提高,终于在东汉时期发生质量上的飞跃。当时浙江上虞小仙坛烧制的青釉器,胎质致密,气孔率很低,用手指弹击,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釉的质量也很好。就整体质量而言,除了胎的半透明度稍差以外,其他各项指标都已符合瓷器的质量要求,所以我们称它为瓷器。中国发明瓷器的年代应该定在东汉,这一论点已得到中国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瓷器是怎样发明的?曾经有人提出,瓷器是陶器的细致化、高温化及白度化的结果。这种论点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误解。陶器和瓷器在外观特征、物理性质、化学组成及制造工艺上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般说来,陶器用陶土为原料,烧成温度低于1000℃,有色,无釉,多孔性。瓷器则以瓷石和高岭土为原料,烧成温度1200℃以上,白色,有釉,致密。陶器可以做到细致化和白度化,但不可能做到高温化。这是因为陶土中含有大量助熔剂,烧成温度达到1000*C以上就会产生大量玻璃相,使陶器变形或甚至软化塌掉。较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瓷器是在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基础上,通过商代三大技术突破(即瓷石,高岭土的发现和利用,高温窑的建立,高温釉的发明)和一千多年的反复试验与不断提高而创烧成功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瓷器,如吃饭的瓷碗喝水的瓷杯,卫生间用的瓷面砖,洗脸池等,那么你知道什么叫做瓷器吗?瓷器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是指采用天然的硅酸盐矿物原料中的粘土:长石,石英等,经过加工处理、成型,烧成等生产工艺而制成具有致密坚硬的器物.筒言之,即上釉或不上釉的粘土类制品,其特点是坯体洁白、细密、较薄者呈半透明,音响清彻,断面具不吸水性.可分为硬质瓷和软质瓷两大类.前者烧成温度较高,物理化学性能和机械强度较好,如化学瓷,电瓷、我国的日用瓷和艺术瓷等;后者烧成温度较低,如骨灰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扩大了制瓷原料的范围,出现了不用或只用少量的硅酸盐矿物原料的制成品,这些制品的制造过程和传统瓷器基本相同,因此人们也把它们称为瓷器.这样,瓷器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就扩大了。

瓷器的主要器形

  瓷器器形若按大类分:有碗、杯、盘、壶、罐、盆、瓶、炉、盒、匝、枕、洗、尊等。每一大类又有若干品种,主要有:

  造型特点是敞口、深腹、平底或圈足,形式多种多样。如六朝时的青釉莲瓣纹碗,唐代越窑海棠式碗,邢窑的釉花口碗,以后出现的折腰碗、斗笠碗、卧足碗、敦式碗、盖碗等。

1、宫碗口沿外撇,腹部宽深丰圆,造型端正,多为皇宫用器。明正德时烧制最为著名,有“正德碗”之称。

2、羽觞 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置半月形双耳,亦有饼形足或高足。明末清初流行。碗身上往往题有信士弟子名称乞求内容、施舍时间等,多为青花瓷。

3、注碗温洒用具,与注子配套使用。一般碗壁直而深,有的通体呈莲花形,用时碗内放适量热水。注子内盛酒置于碗中。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南方居多。

4、盏瓷碗的一种样式,饮茶用器。敞口、斜身、深腹、圈足,体略小。宋代有黑、白、酱、青、白和青白釉茶盏,以黑釉为贵。兔毫盏、玳瑁盏为“斗茶”之上品。

5、茶船放茶盏的用具。因形似船,帮名。明清时景德镇窑烧制有仿官釉、表花、粉彩茶船。

  盘的尺寸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敞口、撇口、敛口、洗口、卷沿、板沿、折腰式、葵瓣式、荷叶式、方形转角式和花形攒盘等。六朝时已有青瓷刻莲花纹盘,以后又出现白、酱、黄、绿红、紫等单色釉盘。也有在单色釉上饰以印花、刻花和划花纹饰的。明清景德镇窑又烧制了斗彩、五彩、粉彩、红绿彩、矾红彩装饰的盘。

1、攒盘 用以盛放干鲜果品的用具,是由一定数量、各种式样的小盘,拼攒成一个多格的大盘。流行于清康熙年间,以素三彩和五彩器为多。式样有圆形、六方、八方形或叶形、牡丹形、梅花形、莲花形、葵花形、菱花形等多种。

2、高足盘 盘心下承以高足。一般高足盘的造型是洗口、盘心平坦,盘以下承以喇叭形高足。最早见于隋代青釉高足盘,多数在盘心印图案或朵花纹样。明清两代景德镇窑多烧制青花与釉上彩绘高足盘。

1、高足杯 杯身小,下承以高足,故名。饮酒用具。明代景德镇窑烧制青花高足杯、斗彩高足杯。宣德青花海水红龙纹高足杯、成化斗彩缠枝莲纹、葡萄纹高足杯是精粹之品。清代以青花高足杯居多。

2、羽觞 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面置半月形双耳,亦称“耳杯”。古代饮酒用具。东汉时有绿釉陶羽觞。两晋时有大量青瓷羽觞,南北朝时羽觞数量减少,形状如两端微尖略上翘的船形。

3、压手杯 明代杯的一种式样。口平坦而外撇,腹壁近于竖直,自下腹壁内收,圈足。握于手中时,微微外撇的口沿正好压合于手缘,体积大小适中,分量轻重适度,稳贴合手,故称“压手杯”。是明永乐时独有的名贵器物。杯身绘青花缠枝莲纹饰,杯内心书“永乐年制”四字篆款。款形有花心、鸳鸯心、双狮戏球三种。

4、高士杯 明成化斗彩杯之一。饮酒用具。直口沿边微撇,口以下渐收敛,浅圈足造型小巧丰腴。所谓“高士杯”是杯身绘有文人行乐的图画,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等。

5、三秋杯 明成化斗彩杯的一种,敞口、浅斜式腹壁、圈足,杯身以秋菊、蝶、草组成画面,故名三秋杯。色彩以青花色勒,草花和飞蝶轮廓,以鹅黄、紫红、姹紫点染飞蝶和花蕊。杯形秀巧,画面素雅,为明瓷珍品。

6、爵杯 酒具。仿青铜器造型,口沿外撇、圆腹略深、前尖后翘,下承三高足,口沿两侧有对称立柱,一旁有。明清两代均有烧造,有青花、白釉、蓝釉及粉彩等品种。

  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青釉瓶、邢窑白釉、工艺精细、釉色纯正。宋代南北各地瓷窑大量烧制青、白、黑、青白、白地黑花、白地褐花、三彩和黑地铁锈花等装饰的瓶。造型有玉壶春瓶、梅瓶、筋瓶、净瓶、卷口瓶、盘口瓶、直径瓶、穿带瓶、弦纹瓶、瓜棱瓶、橄榄瓶、胆式瓶、葫芦瓶、双鱼瓶、多管瓶、蟠龙瓶、贯耳瓶等。元代的八方瓶、四系扁瓶为独创之作,明代有天球瓶、葫芦扁瓶、宝月瓶、象耳折方瓶、鹅颈瓶、蒜头瓶,清代有棒槌瓶、柳叶瓶、凤尾瓶、灯笼瓶、象腿瓶,双陆瓶,转心瓶,转颈瓶等形式各异的品种。

  一种由盖、底组合成或如抽屉的盛器,装放食物、药品或化妆品用具等。按用途分,有食品盒、香盒、粉盒、药盒、镜盒、油盒、黛盒、文具盒、棋盒等。其形制有圆形、长方、八角形、瓜形、石榴式、桃式、双鸟式、方胜式、银锭式、朵花式、镂空式、委角式、菊瓣式、筒式等。还有在大盒内套小盒的“子母盒”和多节套装的“套盒”等。唐代以后各地广为烧制。以宋代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釉盒产量最大,盒底部多印有某家盒子记的作坊标记。

  用以盛放或烹煮食物。造型特点是口径大腹丰且深,胫部内收,大底足。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了多种式样、多种装饰的瓷罐。如瓜棱罐、折方罐、鸡心罐、天字罐、撞罐、月牙罐、冰梅罐、蟋蟀罐、鼓式罐等等。以青釉、白釉、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等装饰,精致华美。

鉴定瓷器术语

  • 磕口——器物口部受外力撞碰出现的缺磕伤痕。
  • 冲口——器物口因与它物相碰而出现的裂纹。
  • 毛口——口边的釉面间断脱缺。
  • 磨口——口边出现伤损后,人工将其磨去一部甚至全部。
  • 重皮——器物口部因受重伤所出现断面隐患,但外观尚完整;胎釉已分裂却未剥离,往往一触即脱落。
  • 棕眼——瓷物釉面气泡在窑中融裂爆破后,未曾弥和而形成的小孔。
  • 缩釉——瓷胎面上有油污,所施的釉未能全部附着出现的漏胎现象。
  • 漏釉——器物施釉时,局部有透漏而露胎无釉。
  • 片纹——瓷器釉面上出现的长短不一的相互交错的细裂纹片,与开片略同。
  • 软道——瓷器釉面久经磨擦而出现的细微丝纹。
  • 冷墨——本不应出现片纹的器物,但在釉面上出现了一、二纹路,胎体已透或未透。
  • 失亮——器物釉面或彩绘的表面,被硬物划破后留下的伤痕。
  • 伤釉——由于釉与其它物体磨擦,致使釉面局部损伤。
  • 剥釉——由于釉面受酸、碱、盐的浸蚀,或器物入土受浸而使釉面脱落。
  • 磨款——故意磨去青花、红彩等款,冒充其它年代,而把釉磨去。
  • 复烧——二次入窑烧烤。
  • 烟熏——用香烟熏作旧,嗅之有味。
  • 配腿——香炉、马、兽等的腿或足已残伤不全,而进行补腿。
  • 配盖——用朝代不同的器物盖相配。
  • 炸纹——用器物的颈、肩或腹部受撞击后,出现放射鸡爪纹。
  • 水锈——器物长期受土埋水浸,有灰黄、铁红或铜绿色等化学物质粘附于器表。
  • 补釉——在器口磕缺部分或磨口处,敷以釉汁,入火烧之。
  • 镶嘴流——壶流已消失,用其它嘴镶补。
  • 后刻阴刻——在器物上用钻石工具刻款,不施釉;或刻后施釉入窑烘烧,后刻的字口,釉的切面有些不齐,且釉边不光滑。
  • 后作阳文款——在器物底部,后刻阳文款字而填以釉,或用釉堆写款识多,不够清晰。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瓷器有那些主要性质?

  不同类型的瓷器为日用瓷,电瓷,卫生瓷和化工瓷,因用途各不相同,所以对其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质的要求也各不相同。

  日用瓷除了希望具有美观大方的造型,新颖的画面以及一致的规格以外,还要具有以下一些物理化学性能,瓷胎颜色洁白,釉面平整,光滑,无针孔等。瓷胎具有贝壳状断面和一定的透光性。瓷器的釉面有较高的硬度,瓷胎有较高的撮械强度。

  瓷器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一般说来,决定瓷器性质的基本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瓷胎的化学组成以及瓷胎组成中各个岩相的特点及其分布情况。
  2. 制瓷原料的加工如选料、陈腐,研磨细度等。
  3. 坯料的制备和成形方法。
  4. 烧成制度(包括温度、气氛,燃料等)

陶器与瓷器有什么不同?

  “陶瓷”是人们惯用的统称,其实陶与瓷无论从外表和本质上都有区别。

  陶的出现比瓷早,根据史籍记载,几千年前,我国就在烧制陶器.史书载述:“神农耕而作陶”;《史记>)有云,“黄帝命宁封为陶正”,足见远古时代,我国便有了陶器。从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间,我国便已经有了彩陶工艺。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一千年间,又有了青黄釉的陶器.直到魏晋时代,才进一步创造了瓷器.

  陶与瓷的构造也不同,陶器胎体原料是粘土或青土.精陶器制作原料除粘土外,还加入有适量的长石和石英,泥料要经过充分陈腐和捏练.瓷器的原料主要是瓷土,粘土,瓷石,长石,石英等。原料要经过精选,淘洗,粗粉碎、细粉碎、搅拌、除铁质等工序之后,再经过压滤,脱水、陈腐,捏练才能制造瓷坯,他们的烧成温度也各有差异,陶瓷入窑后,在摄氏900—1200℃温度下烧成,低的只有六百至七百摄氏度.瓷器一般则在1300—1400℃的高温之下烧成。与此相应,陶的釉彩属低温釉,瓷器用的釉属高温釉。瓷和陶的物理特性也迥然不同,瓷器较之陶器胎体坚硬密实,敲击声清脆,洪亮、吸水率小而颜色洁白,半透明,化学稳定性好,机械强度也好。而陶器质地较疏,敲击声哑,吸水率高,其颜色有杂色属不透明体,化学稳定性差,机械强度也差。

  瓷器和陶器的根本区别在于:瓷器的坯体是完全烧结的,气孔率很小,机械强度大,烧成温度较高;而陶器坯体烧结程度较差,气孔率较大,烧成温度也较低。如果把瓷器打破,它的断面是光洁,致密的,而陶器的断面却显得粗糙,疏松。

  广义地讲,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没有陶器的发明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瓷器。

  瓷器出现以后,陶器还是在继续生产,不是有了‘瓷’面代替了“陶”,而是各自独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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