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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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

  王夫之汉语拼音:Wang Fuzhi;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卖姜翁、壶子、一壶道人等。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石船山,自署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等,学者称船山先生。出身于没落地主知识分子家庭。自幼遍读群经,14岁入县学。青年时代,一方面留恋科举仕途,另一方面立志匡时救国,组织“行社”、“匡社”。崇祯十五年(1642),在武昌考中举人。翌年张献忠农民军入衡阳,邀王夫之加盟,他佯装伤病相拒。清军入关后,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抵抗清军。

  顺治四年(1647),清军攻陷衡阳,王夫之的父亲、叔父、二兄在战乱中蒙难。次年,他与好友管嗣袭等在衡山举兵抗清,后失败投奔南明。此期间他结识了方以智等。嗣后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为弹劾权奸事,险遭残害,经农民军领袖高一功营救脱险,逃归湖南,入隐耶姜山。顺治九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收复衡阳,又派人招请王夫之,他托辞未就。从此隐居湘南一带,经历了3年流亡生活。他更名改姓,假扮瑶人,隐居荒山破庙中。其后移居常宁西庄源,以教书为生,其间撰成《周易外传》、《老子衍》两部著作。51岁时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71岁时自题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

  王夫之博通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诸学,兼通天文、历数、医理、兵法及至卜筮、星象之学,且留心当时已传入的西学。其著述传世的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王夫之的著作生前皆未刊行,辞世后,其子王敔选刻的10余种也流布甚少。鸦片战争后,王夫之的著作受到重视,被汇编成《船山遗书》多次出梓,流传海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的著作出版、佚文的收集刊印得到重视。

  “太虚一实”的本体论 王夫之继承张载的“气”论,认为宇宙除“气”以外,更无他物。“太虚,一实者也”,即“气”是一种实体,“气”之“实”又是“实有”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在理气关系上,他认为“理依于气”,“气”是“实有”的体,“理”是“气”的规定、规律。他强调讲心、性、天、理等问题必须从“实有”之“气”出发,否则就是空无一物的妄论。在道器关系上,王夫之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道在器中,实存的只是器,“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道不是单独的实存,而是通过实有之器体现的,“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

  “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动静观 王夫之提出“物动而已”,宇宙万物是动以入动,没有停止、间断,在这种不间断的动中,世界生生不息。与传统儒家、道家重“静”说不同,他强调“动”是“恒”,“静由动得”,“静”是相对于“动”而言的,一切无不在动。他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思想,强调“天地之化日新”,事物是“推故而别致其新”而“实有”的。事物是生生日新的存在。他进一步认为“物动”而“日新”的内在机理在于二气“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相反而固会其通”。王夫之认为阴阳二气之相反又相通,是一致的。他认为合分相即。一方面,在其分处即有合;另一方面,在其合处已有分。他还认为阴阳是相分的,但又是恒通的,分中有合。二者不是对立相迫的,而是即分即合的,此即是“恒常”。

  “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知识论 王夫之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概念。“所”指知识活动的对象,是实有其体的,“能”则是知识活动主体功能,是实有其用的,二者的关系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客观世界是知识活动对象,知识活动对象是知识活动的前提。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王夫之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中有知而知可以相对独立,不与行相比肩。他从现实经验层面上强调“行”的重要性。同时他又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在知行的逻辑关系上,强调知行是互为条件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还指出:“知之尽,则实践之。”认为人的知识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能“竭天”即穷尽对事物的认识的。人的知识活动是主体的能动,在“实践”中“知行相资”,由“知行相资”可以达至“知之尽”,知之尽还要实践之。

  “理势合一”的历史观 王夫之认为历史的发展“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是有自己的法则和必然性、规律性的。“势”是一定如此,不可逆转的趋势,“理”是规律性。他认为“理”与“势”是不可分的,二者相辅相成,是“理成势”、“势成理”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就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理”、“势”。在历史发展的“理势合一”理解中,王夫之尤其强调在“民心之大同”处见“理”、“势”。他继承发展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之“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民心民意即是历史的“理”、“势”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即民即天,民是历史“理”、“势”的载体。他继而提出“重民”、“畏民”的主张。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 王夫之认为“性者生理也”,人的生命生活本身就是性之所在,包括人的生理、心理欲望等,人之性是不能抛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来谈的。他认为人之“所欲斯有理”,物质生活、饮食、男女之属是“人之所大共”。他认为人的道德义理与物质欲望不可以分为两截,必须“珍生”、“贵义”相一致,义与生的任何断裂,都不是真实的“性”。王夫之还认为人之性是“日生日成”的,是生动、具体的,不可僵死地对待,远古之时的人之性与当今之时的人之性有不同的历史内容。王夫之的理欲一致的思想,具有启蒙思想的特点。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 王夫之认为美“虽有在心、在物之分”,是才情与物理的统一,诗艺之人要发明才情以内极之,又要用于外物之理,使二者融于一炉,浑然一体,从而“体物而得神”。王夫之的才情与物景相交融的美学思想,影响了晚清王国维。关于艺术创造问题,他主张“即目”、“直寻”,强调即物以直截感悟,反对“以名言之理相求”。

  王夫之的思想是他所处的“天崩地解”时代的思想集大成,具有丰富的内容、邃远的深度和鲜亮的时代气息。他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谭嗣同诗赞曰:“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他称王夫之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地人之故的第一人。章太炎则颂曰:“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儒,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