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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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复生(1896~1936),原名王濡廷,化名甄海,亦称振海。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896年9月27日生于云南省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耕读世家,1936年8月15日,牺牲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组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王与罗章龙李梅羹等参与其事。在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

  1919年5月,王复生积极参加领导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李大钊支持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是发起人之一。同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又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劳动组会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1922年春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他改革教学内容,向学生推介《先驱》《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二七”惨案消息传到华县,他发动师生召开大会。在县城游行示威,声讨军阀罪行。同年冬,他到赤水会见王尚德,研究成立了进步社团赤社(亦称青年励志社),促使陕东革命力量走向联合。1923年暑假,王回北大复学。1925年夏又奉派来陕,在绥德省立四师任教,参与陕北早期青年团和中共组织的创建活动,次年春返回北京。

  1926年夏,国民党中央派王到云南工作。他和杨青田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王为负责人,参与领导“倒唐”斗争,促使滇系军阀唐继尧迅速垮台。1927年初,和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一起组织成立了云南省农民协会。

  大革命失败后,王被中共组织派往东北,在永吉、滨江、龙江、瑷珲(今黑河市爱辉区)等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和抗日救国斗争。1936年6月在齐齐哈尔被日军逮捕,同年8月15日惨遭杀害。

生平

  王复生出生在书香之家,自幼在祖父、父亲的启蒙教育下,打下了较好的学习基础。1912年春,王复生考入省立大理第二中学第七班,由于他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深受师生的好评。1916年春,王复生中学毕业后,去省城昆明补习功课,年底,参加了云南选送北京学生的严格考试,被北京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录取。翌年春,就读于汇文学校兼攻英语,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后升入法国文学系。王复生在北大学习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迅猛兴起的时期,西方各种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北大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校方针,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陈独秀为北大教授。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学说,王复生在知识救国思想的鼓舞下,广泛学习中外学术论著,对中外文艺理论思想有一定见解。他在日记中写到:“近读《元曲选》,觉吾国文学思想观念与彼方(西方)大异,西洋思想固应当积极介绍灌输入国内学术界。”他在认真学习和了解西方各种学说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为了在进步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决定将馆藏的西方外文图书,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加以编目制卡,撰写提要,以方便学生借阅,为此,组织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王复生、罗章龙、宋天放等参加译文工作。在翻译工作中,王复生较多地接触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4月下旬,和平会议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个消息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提出: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发挥民众的力量,“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五四”运动前夕,由王复生、罗章龙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组成秘密行动小组,实施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行动。5月4日,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进行示威游行,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由于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爱国学生,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也纷纷响应。同时工人阶级也参加了这场斗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于6日释放逮捕学生,革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王复生看清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腐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思想明显地起了变化,从追求科学与民主转到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上来,改变了自叹“欲于世界上创造一块清白干净之土以自托,实有所不能也”的悲观想法,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改名“复生”,决心“作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1919年12月,为推动湖南反对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请愿团赴京,新民学会会员,湖南旅京学生及各界人士,在北大举行慰问湖南省赴京请愿团大会,王复生以“辅社”和学生会的身份应邀参加大会。会后,王复生拜访了毛泽东,倾听了关于湖南民众驱逐张敬尧的见解后,在日记中写到,“记毛润之言:湘人于张敬尧誓不两立,然苟欲吴佩孚督湘,湘人想象之事实,或可减少痛苦。然为《新文化运动》计,则宁取张敬尧而斥吴氏。盖张敬尧,虽不学无识,其于新文化,但知其不利于己,不好而已。而其不好与好之何在,固懵然也,亦无术代以新文化以补之旧文化,吴佩孚思想顽固,苟其实行排斥新文化,必以固旧之思想文化代之。湘人脑力上所受之痛苦,更痛矣!与吾同意。”1920年1月18日,王复生同“辅社”成员一起,在陶然亭为毛泽东回湖南饯行并合影。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尚德等北大同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现称来雨轩)聚会,决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立英、法、德文翻译组,翻译马克思主义。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王复生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了解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对革命的积极性,多次去北京丰台铁路和门头沟煤矿工人中调研,并组织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回校后向研究会作了“劳动运动研究”的专题报告。为了启发弟弟王德三走上革命道路,他定期给王德三寄《新青年》、《向导》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王德三到北京后与王复生一起生活,思想进步更快,为革命忘我奋斗,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书记和省临委书记,1930年12月31日,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王复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于1920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复生入党后,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投身革命工作。他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为开展工人运动尽心尽力,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一位得力工作者。他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到陕西建立党团组织,回滇“倒唐”,开展工农运动,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党组织派遣王复生到陕西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王复生到陕西后,以华县咸林中学为据点,联系渭南赤水镇“两等职业小学”的王尚德。王复生以学校为讲坛,以师生为对象,在教学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平时与学生交朋友,组织“青年励志社”、“学生体育会”,学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进行演讲,通过郊游、旅行等社会活动,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23年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消息传到咸林中学,王复生组织师生召开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暴行的大会,在华县县城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王复生、王尚德等人的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两等职业小学”的进步师生阅读革命书刊,讨论革命的有关问题,组织演讲团到高塘、下郅等乡镇开展宣传革命的活动,为后来渭南、华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年秋天,王复生回到北京学习(王复生、王德三读书期间的费用,由兄弟两人轮流到陕西作教接济)。

  1924年,王复生等组织发起云南旅京进步青年成立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出版发行的《革新》、《铁花》周刊,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云南军阀唐继尧的腐朽统治,号召云南人民推翻独裁政权,革新云南政治。1925年8月,王复生服从党的派遣,到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后,中共陕北特别支部立即组织爱国师生开展罢课和游行示威,抵制英、日货,募捐援沪的运动,为陕北反基督教大盟撰写了《耶稣是什么东西》的宣传文章,帮助人们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对陕北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作用。1925年冬,王复生奉命离开陕北回到北京,从事学生运动和主持“新滇社”的工作。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5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当场伤200余人,死亡26人,造成“三一八”惨案。王复生等组织“新滇社”成员和云南的进步学生参加了游行,“新滇社”骨干,共产党员姚宗贤、范示融在“三一八”惨案中罹难,他以悲愤的心情写了《新滇社为“三一八”流血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血腥罪行。他在后来发表的《“三一八”流血的代价》一文中指出:“三一八”流血的代价,使人们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是人民的仇敌,欲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官僚。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决心牺牲一切做国民革命。先锻炼一个冷静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同年4月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以“新滇社”的名义组织云南籍革命青年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决心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到广州后,王复生在国民革命政治部工作,并撰写讨伐唐继尧檄文《告云南青年朋友》,在《铁花》第六期上发表。不久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书记张伯简,找王德三、王复生、杨青田等研究了云南的情况后指出:云南军阀唐继尧正与北洋军阀勾结,反对“三大政策”和北伐战争。云南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联合“反唐”势力,进行“倒唐”工作,解除北伐军的后顾之忧。保障革命中心广州的安全;然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林祖涵委派王复生、杨青田。王、杨到昆时,正值唐继尧政府发布“反赤”布告,对青年学生实行严厉镇压。杨青田先到昆明被密探盯梢,无法开展工作,只好离开昆明。王复生巧妙地利用同学、亲友关系隐蔽下来,积极开展活动。他不顾云南军阀的血腥镇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通过揭露唐继尧扩充嫡系,任人唯亲,对下属多疑多忌等事实,批判唐继尧破坏国民革命,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夹击广州国民政府的阴谋,造“倒唐”的社会舆论。他还通过胡若愚的秘书长郭子谦、张汝骥的高参高竹章的关系,策动“倒唐”活动,并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开展工作。

  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分别派王德三、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国共两党的地方党务。3月12日,王复生在教育会内主持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并宣布建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大会选举王复生、李鑫等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为执行委员,由王复生主持工作。以后陆续在昆明、滇南、滇西、滇东建立了国民党党部,使全省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增长。在中共云南特委和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下,建立了农民协会、学联、妇女解放协会等群众团体,并在全省各地建立分会开展工农运动。5月11日,龙云政府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后尘,突然查封了云南省国民党左派党部及团体,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将王复生、李鑫等6人指控为赤化乱党要犯“予以监禁”,并电示南京蒋介石政府,欲批准后加以杀害。中共云南党组织,利用胡若愚为标榜开明,拢络人心的时机,组织发动社会各界请愿要求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在社会压力下,王复生等人得以释放出狱。由于王复生的身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留在云南工作,于当年秋离开昆明前往上海。1928年6月,王复生根据中央的指示,到东北恢复和加强党组织力量。他化名甄海(振海),先后在哈尔滨第一中学、第三中学、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在黑龙江省任《民报》主笔,用合法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只有一部分奋起抵抗,日军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界各阶层的抗日反蒋怒潮。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反蒋抗日,东北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各阶层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王复生按照党组织的布置,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取得联系,奔走于讷河、黑河一带,帮助解决北满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困难问题。马占山部受挫后王复生继续在黑河、齐齐哈尔进行抗日活动。1934年11月,王复生任伪满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兼总编辑。王复生与共产党员金剑啸等利用报纸开展各种形式抗日宣传。他们以《民报》文艺副刊为阵地,先后发表《王二之死》、《瘦骨头》、《兴安岭的风雪》等文艺作品,揭露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组织“白光社”剧团,演出《钱》、《母与子》、《黄昏》等具有爱国思想的剧目,宣传抗日救国;组织猗澜读书会、同仁会、人生改善会、经济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宣传抗日活动。

  1935年夏天,王复生在日伪残酷统治的环境中,与中共北满省委取得联系,在齐齐哈尔建立党组织。首先在《民报》社和进步教师、学生中发展党员20多人。针对伪满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王宾章有爱国心,对日本扶植的满州国政局不满的情况,进行说服争取,王主动给党组织提供经费,以请客聚餐为名,把自己的公馆作为开会场所,给予党组织活动很大支持。1936年6月13日,日伪在东北实行大检举,对共产党人、抗日爱国人士大肆逮捕,疯狂镇压。当天,王复生及部分同志在《民报》社被捕。王复生入狱后,日本宪兵队为逼供齐齐哈尔党组织及其抗日活动情况,使用了灌凉水、压杠子、上大挂、夹手指等酷刑,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

  1936年8月15日,日本宪兵队在齐齐哈尔北校场杀害了王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