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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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2.13-1735.10.08),满族。爱新觉罗氏,名胤禛。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习称雍正帝

  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同时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泰陵,传位其第四子弘历

  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又创立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二年,决定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三年,世宗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七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世宗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还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经济上采取措施发展生产。雍正二年,开始实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限制绅衿特权,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消除各类贱籍。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禵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五年,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雍正十三年,世宗卒。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故后世颇有争议。

生平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3] 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诚仁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允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

  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12] 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同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帝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

  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评价

  雍正帝与康熙帝一样勤于政事。后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清史稿》:“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

  康熙帝:“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

  清宗室、史学家昭梿说:“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旸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濮兰德白克:“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 ”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评论道:“尽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现得像是一个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称赞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热衷于政事,他为了天下百苍生的福乐安康夜以继日地致力于改革政弊。您能给雍正皇帝带来最的乐事就是向他提出一个能够提高民众福利、缓解百姓的生活压力的良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这项计划尽快诉诸实践。他制定了一系列弘扬美德奖励善举的政策,使得臣工们纷纷效法雍正皇帝(节俭的作风)以帮助灾荒之年的百姓渡过难关。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全国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评价道:“新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

  魁奈:康熙皇帝的继承者(雍正)制定了各种法规,全都有助于树立起尊重农民的观念。除了他自己亲自犁田播种作出表率外,还下令各城市的总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辖地区选拔出勤恳耕种、诚实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农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声誉及相称的特权。”

  史景迁评价道:“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他的改革同时包含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近代日本学者、清史研究专家稻叶君山说:“帝承康熙疏节阔目之后,稍加清理,遂创定清朝财政之基础。至日后盛运期之财政,实帝之所赐也。譬如农事,康熙为之开垦,雍正为之种植,而乾隆得以收获也。”

  清史专家萧一山说:“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世宗治国天资独高,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好名图治,於国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

  清末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

  清史研究专家冯尔康说:“雍正本人是有作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续发展,成为清朝的鼎盛时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百年积弊,所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成功解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税问题,是巨大创举。所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政策,具有现代财政预算、财政管理的意义。在古代历史上,唐朝刘晏实行两税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很得人们的赞誉,雍正的经济政策,比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统观雍正的历史地位,他应当是古代历史上的杰出帝王。”

  清史专家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怕早已衰亡。 ”“有人说他雄猜阴鸷,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劳,勤于庶政确是事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贡献,但为期过短,遽尔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务;即使已经施行的,由于“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遗诏中所说:‘志愿未竟,不无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样的寿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会不同;要是像儿子乾隆那样的长命,多活三十一载,政治上变化之大,自不在话下——夸大的说,也许因而改易了此后中国的命运,亦为可定。”

  日本东洋史学者、文学博士佐伯富:“谚语云‘王朝基础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即为雍正所奠定。”

  林瑞汉:“雍正在位十三年,严厉明察、循名责实、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大大矫正康熙以来宽纵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历代仅见。”

  清史研究专家杨珍说:“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然而他却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积弊严重,社会发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康乾盛世方能进入鼎盛时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其最高峰。这一为期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无可或缺。如果从在位时间相对短暂,但建树之多,政绩之大并不亚于其他历史名君这一角度审视,雍正帝当属更为不易。”

  郭福祥说:“清代的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华、刚强的性格、传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满矛盾的思想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佐哲说:“雍正帝是一个卓越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刘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现出来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过人、勤奋、干练,亦为常人所难及。”

  南怀瑾说:“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学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他的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内肃权贵,不避亲疏。外立纲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当然可使内外肃穆,谁敢与之抗衡。他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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