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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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深与演员研究《丽人行》剧本

  洪深汉语拼音:Hong Shen;1894-12-31~1955-08-29),中国戏剧活动家,话剧和电影作家、导演,戏剧理论家。字浅哉,号伯骏,学名洪达。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卒于北京。五四以后,中国话剧和电影还在草创时期,他就进行了编剧、导演、表演全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

生平

  洪深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爱好文艺。1912年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校期间经常参加业余新剧活动,最早编演的《卖梨人》(1915)、《贫民惨剧》(1916)初步显示出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以及编剧和表演的才能。

  1916年赴美国,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烧磁工程。1919年转入哈佛大学G.P.贝克教授主办的戏剧工作坊,成为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他不仅在这里学习编剧,懂得了排戏和管理后台的技术,同时在波士顿表演学校学习表演艺术。结束学业后还参加职业剧团到纽约各地演出,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1922年春,他抱着“做一个易卜生”的决心回到上海。翌年经欧阳予倩等介绍,加入戏剧协社任排演主任,并进行了一系列艺术革新:建立正规的导演制,实行严格的排练;打破文明戏的陋习,实现男女合演;舞台布景、灯光等也作了重大改革。1924年由他改编、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获得巨大成功,第一次将五四以来所倡导的欧洲现代话剧形式展现在中国舞台上,标志着中国话剧完全摆脱文明戏阶段而建立起现实主义的演剧体制。洪深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也由此确立。1928年提议用“话剧”一词来统一指称这种新型戏剧。加入南国社后,开始了和田汉的长期合作与友谊。洪深归国不久,受聘复旦大学为外文系教授,并于1926年创办复旦剧社。还担任过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外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从教和投入业余戏剧活动的同时,兼做电影工作,1925~1937年曾在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

  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翼文化运动和戏剧界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洪深的思想与艺术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30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同年2月22日,他为抵制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上映,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发表抗议演说,大义凛然地维护民族尊严,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在此期间,他所创作的话剧“农村三部曲”和多部电影作品也体现了新的境界。1936年前后,他积极编演抗日救亡的国防戏剧。当多出剧目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演时,他愤然起草发表了《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提出严正抗议。

  抗战爆发后,毅然辞去大学教授职位,率领救亡演剧第二队,奔赴徐州、开封、洛阳、郑州、武汉等地城乡进行救亡宣传。1938年春,在武汉成立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中任戏剧科科长,和田汉一起,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同年末,参与了长沙大火后的救灾工作。此后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编写和导演了大量戏剧作品,深受好评。1941年春,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1942年为桂林新中国剧社导演的《再会吧,香港!》遭国民党当局禁演,他在临场军警监视下登台演说,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面目。不久被所在大学解聘,转赴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后又到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编导委员。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除先后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教书外,继续从事话剧和电影的创作。由于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不断遭到迫害。1947年被复旦大学变相解聘,1948年又被迫离沪到厦门大学任教,同年底辗转进入解放区,1949年初抵达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洪深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历任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3年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及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7~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洪深文集》4卷,收入其主要的话剧、电影剧作和理论文章。

创作成就

  洪深一生创作、编译了38部话剧剧本。他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着力描写贫富不均、军阀混战、农村破产、抗战风云、反帝斗争等重大题材,表现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1922年回国后的第一部剧作《赵阎王》是其成名作。剧作写出了封建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艺术上具有较浓厚的表现主义色彩。30年代初期的“农村三部曲”,包括《五奎桥》(1930)、《香稻米》(1931)和《青龙潭》(1936),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贫困线上的挣扎及其自发性斗争。其中《五奎桥》情节集中,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是洪深的代表作,也是五四以来优秀独幕剧作品之一。国防戏剧运动时期,由他执笔写成的《走私》、《咸鱼主义》等剧本迅速反映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现实生活。

  抗战时期洪深的剧作最为多产,如《飞将军》、《米》、《包得行》(四川方言话剧)、《黄白丹青》、《女人女人》等,既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丑恶现象,也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1945年写的3幕闹剧《鸡鸣早看天》是他的另一代表作,标志着他在创作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剧作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了掩盖在胜利背后的国统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黑暗现实,以及汉奸混入后方等泥沙俱下的混乱社会状况,提醒人们保持清醒头脑。最后一部剧本是1950年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而作的《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洪深的剧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结构严谨,风格朴实,但因大多为宣传目的而写的“急就章”,加上他惯用归纳论证的理性思维,一些作品显得生活实感不足,甚至带有理论分析和概念化痕迹。

  洪深在话剧舞台艺术方面的成就更为卓著。30年间,他先后导演了大小剧目约40个。以20世纪20年代的《少奶奶的扇子》为发端,抗战前后的《李秀成之死》、《法西斯细菌》、《春寒》、《草莽英雄》、《鸡鸣早看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四十年愿望》等,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1947年导演的《丽人行》(田汉编剧)是其代表作。洪深重视戏剧的社会效果与观众,他认为导演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观众,这是他导演构思的出发点。他以高度的修养理解作家作品,从而能对不同剧本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扬其所长,补其不足。他以演员表演为中心环节,并调动舞台美术手段进行配合,以求得演出的完整性。洪深深谙表演艺术,对演员善于用多种方法进行启发诱导。导演手法多样,富于创造性,如《丽人行》用场与场之间的报告员来帮助观众理解剧情,用风格化布景和灯光切割表演区,解决了场景多的问题。这些都是对话剧传统形式的大胆突破。

  洪深在戏剧理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中国戏剧最早的理论启蒙者之一。写有许多介绍话剧知识和中外戏剧历史与理论的专著,涉及编、导、演、舞台美术各个方面,如《洪深戏剧论文集》(1934)、《电影戏剧表演术》(1935)、《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1935)、《戏剧的方法和表演》(1939)、《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1943)、《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1943)等,把西方戏剧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论述,深入浅出,便于普及。他还写了大量戏剧批评的文章,以及对当时的戏剧运动、剧本创作与演出发表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所著《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即《现代戏剧导论》,1935)与《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1948),资料丰富翔实,论述系统精辟,是最早运用新的观点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历史的重要成果,影响深远。在30~40年代主编或与他人合编了《光明》、《抗战戏剧》、《戏剧时代》和《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周刊等报刊,为新兴的话剧和电影开辟了评论园地。

  洪深对中国早期电影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于1925年在《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上发表的历史电影剧本《申屠氏》,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影剧本。同年,他被聘为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编导《冯大少爷》和《早生贵子》。此后又编导拍摄了《爱情与黄金》、《女书记》、《同学之爱》等片,并把英国O.王尔德的舞台剧《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搬上银幕。这些早期作品在艺术处理上体现了一种新的导演风格,长于内心状态和细小动作的刻画描写,注重情节结构和人物个性。他对中国早期有声电影的试验和发展,也作出过积极贡献。1928年,为第一部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撰写对白剧本,并去美国为明星公司订购有声片器材和聘请技师。1931年,在编导《旧时京华》时试用了片上发音技术。30年代左翼时期,洪深与夏衍等在明星公司组成了编剧委员会。1932年他导演的影片《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反映农村阶级压迫和反抗,被认为是左翼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同年,他加工改编的《香草美人》和编写的电影剧本《压迫》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1935年创作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通过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没落变迁,暴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1936年连续编写了10多部电影剧本,其中被拍摄成影片较有影响的有《新旧上海》、《夜长梦多》、《女权》、《社会之花》、《四千金》等。他于1946年应聘国泰影业公司任特约编剧。1947年编写了电影剧本《鸡鸣早看天》(根据同名话剧改编)。1948年与人联合导演了《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表现女性应当求得自身解放的主题。除了创作以外,洪深在一些戏剧论著中常常涉及电影的编剧、导演和表演问题。1935年专门编写出版了《电影术语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