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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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Sinology),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研究对象

  从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

  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学科历史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成吉思汗及蒙古史》(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4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成果的基础上,19世纪初出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春秋左传》、《易经》、《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美国和日本汉学研究在20世纪后来居上是汉学繁荣的突出表现。它们的汉学研究虽然晚于英、法、德等国,但在20世纪以各自的优势令汉学界瞩目。美国以其雄厚的国力广集中国文物资料,网罗汉学精英,形成超过欧洲的阵容。日本以其与中国文化同源和邻邦的条件,由传统的朱子学到20世纪初的支那学,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学,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和学科体系。虽然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有其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汉学的发展。

  20世纪上半期,法国有沙畹、伯希和,英国有翟理斯、斯坦因;德国有米勒、哥隆维德,美国有夏德、劳佛尔,日本有和田清等一大批汉学大家。他们以中国考古,敦煌、吐鲁番研究带动中国研究的深入。20世纪后半期,各国都形成自己的汉学学派。将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研究,出现一大批优秀成果。德国福兰阁及其儿子福吾康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著作,瑞典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美国卫特夫的《中国经济与社会》、法国戴密微的《吐番僧诤记》、日本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等都是精湛的汉学论著。汉学研究的国际性合作交流,华人入籍西方从事汉学研究等,都是促进20世纪汉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