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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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年—705年),武则天建立的朝代,区别于历史上先秦的周朝故简称武周。国号“”,又因皇室姓武而被称为“武周”。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普遍承认的女皇帝,前后正式掌权23年,她是该朝代唯一的皇帝。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684年九月,太后废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改洛阳为神都,由太后临朝改制。唐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唐睿宗等六万多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见时机已到,遂改,定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自己加尊号为圣神皇帝。把睿宗改为皇嗣,赐姓武。于神都洛阳立武氏七庙,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史称武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恢复唐朝旧制。同年十二月,武则天于洛阳上阳宫去世,享年82岁。

  武则天执政期间,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史称贞观遗风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户口数由652年的380万户,增长到705年武则天退位时的615万户。武周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武则天开创了殿试和武举,政治上,前期曾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后期知人善任,号称“君子满朝”的娄师德以及狄仁杰,“开元贤相”姚崇宋璟均在其列。军事上,收复安西四镇、置北庭都护府。历史学家郭沫若给予武周很高的评价,称其:“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概述

  自高宗死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作为新帝生母的武后被尊为皇太后。因为与中宗不合,武太后不久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此后武太后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幽皇帝于别宫,自操政柄,渐有代唐称帝自立之心。

  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唐宗室琅琊王李冲在博州(山东聊城)、越王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武则天趁机利用酷吏大诛李唐宗室子孙与唐室旧臣,余者悉流岭南。之后自号“圣母神皇”,改名武曌,又借佛教大云经》大造女主当主天下的舆论。自此,武太后的称帝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武则天(由于武氏死后的谥号中有则天二字,近代学者多称她为武则天)称帝,史称“武后革命”,这里的“革命”是革命的本意,革是动词,命是朝代,所以,革命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天授元年(690年)九月九日,做完了一系列称帝准备的武后登上承天门楼,废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自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号称神都)。史称武周。追上武氏列祖帝后之号,立武氏七庙于洛阳,封武承嗣武三思等武氏子弟为王。武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在称帝建立武周前,在考虑定都城何处,因为这对即将建立的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她为定都洛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唐睿宗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为了提高洛阳的地位,改洛阳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

  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 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武周之治

  武则天善于治国,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并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杰娄师德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国家在其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极其重要的基础,史称武周之治

  在武则天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里,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史称贞观遗风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武则天开创了殿试和武举,并且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打击北魏以来的世家势力;对外战争巩固并拓展了国家的版图;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武则天任用酷吏,在后世经常受到传统史学家的批评。武则天又设北门学士,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武则天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

神龙政变

  [[[神龙]]元年(705)正月,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张柬之、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崔玄暐、联合禁军军官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敬晖、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袁恕己等以兵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武则天下台,奉皇太子李显复位,是为唐中宗。尊武皇为则天大圣皇帝,是为神龙政变。二月,复国号为唐,一应典制,悉复唐永淳前旧,武周灭亡。同年十一月,武则天于洛阳上阳宫内去世。但武氏家族并没有就此退出当时政治权力的核心层。则天之侄武三思联合中宗、韦后剪除了复唐首勋的五王,与韦后、安乐公主等扰乱朝政,其势拟于武后之时。神龙三年(707),死于太子重俊发动的兵变。之后武氏家族群龙无首,附于韦氏集团。唐隆元年(710)六月,在唐隆之变中与韦氏一同覆灭。

  武则天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显庆五年(660年)武则天代高宗执政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四十五年之久。

政治

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隐私,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吏治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用人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科举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经济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泛延谠议,时礼正人”,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文化

  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俊臣生前曾经与人合作,共同撰写过一部《罗织经》,这是一部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愤书”。传说武则天看后也很感叹,她说:“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

  台湾学者柏杨注疏《资治通鉴》,对此书作过这样的评价:“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即是一部《罗织经》。”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由愤青“自主撰写”的重要经典,发现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据说前几年曾有人拼凑出一本《罗织经》,似乎非真。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如能早些刊行于世,说不定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那也很有可能。

  来俊臣生当盛唐,此人不似陈亮与严蕊,因为他“无才无学”,也不似汲黯有汉武帝这个阔学生,按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愤懑”的,很奇怪,他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时代、大机遇。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人治社会,官场上历来是“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

  身为下等人,要想挤进仕途,谋取官位,获得权力,必须取悦上司,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携,否则也是徒有其志。用眼下时髦的话说:首先你本人得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还得行的人对你行不行很关键:“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民族

  西边与北边吐善、突厥出兵侵扰,无力抗击,故安西四镇失守。武则天在整顿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她与唐高宗打下的疆域。长寿元年(692年)九月,派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率军出征西北。十月二十五日,王孝杰大破吐善,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安西四镇,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在群臣一致反对的情况下,武则天毅然加派安西四镇成兵3万。这一措施使安西四镇从此安定,直到唐玄宗时再无反复。

  武则天的边疆政策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坚决反对各民族之间的侵扰。在武则天民族政策的感召下:长寿元年(692年)二月,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归降;三月初五,天竺国遣使朝贡;五月,吐蕃酋长曷苏率部请归降;六月,别部酋长咎捶率羌蛮8000余人归降。圣历二年(699年)四月,吐蕃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归降。

  收复安西四镇之后,武周王朝对外战争的目标主要是北方的契丹与突厥。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十二日,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造反,13天后,武则天派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卫大将军李多祚等率军征讨,八月二十八日战于峡石谷,唐军大败。继而叛军又设计伏击,唐军全军覆灭。武则天再次发兵征讨,九月,在唐军与突厥兵的共同打击下,李尽忠兵败身亡。孙万荣收拾余众,军势复振,多次侵扰州县。神功元年(697年)四月十八日,武则天派武懿宗、何迦密率军征讨,五月初八,又派娄师德、沙吒忠义率军20万征讨,终于在六月三十日讨平契丹,斩杀孙万荣。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武则天以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郭元振到任后,以南境硖口设和仁城,北境碛口设白亭军,控其要冲,拓宽州境1500里,突厥不敢侵扰。郭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5年中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积军粮可支数十年。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安定了北部边境。

  武周时期与周边各国的局部小战争,时起时伏,以武周胜利为多。武则天在位15年中,基本上维护了帝国的统一,疆域的辽阔,国家的强盛。

评价

  对于这段时期治绩一直深富争议。否定武则天的人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唐王朝出现了全面的倒退,他们把唐朝前期历史的发展比作是马蹄形,说武则天统治时期处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的低谷。肯定武则天的人则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唐王朝发展的重要阶段,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双怀。比较原始史料,可以认为武则天当政时期所发生的种种政治斗争并未祸及一般平民,始终是一场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争斗,因而保证了唐王朝的生产和社会发展。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腐败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唐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35]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等。《宣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亦有人认为武周的发展能承接贞观的强盛,为其后的开元之治建立强大而又稳固的基础,实在功不可没。武周政权采用唐朝的以故手法统治,实质只是改朝换名,对唐的及后发展利多于弊。

国号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登基大典在神都洛阳隆重举行。武则天“革唐命”,定国号为周,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据《姓纂》记载,武则天的武姓来源于周平王之子。周平王的少子姬武一落娘胎,手掌中便有一片特殊的纹路,形状就像个“武”字,所以不但他自己以武为名,后来他的子孙也以武为氏。而武则天自认为是姬武的第40代子孙。

  其二是意喻效法周代,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在当时的唐人看来,惟周、汉两代。唐太宗治世崇尚汉法,武则天却认为应承周,以“周”为号,也是为了表明她要承周礼治盛业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抱负。被中国古代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恢复周礼”,因此,武则天以“周”为国号就是在实践孔子的遗志。武则天甚至在称帝之前曾经下令仿照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邑造明堂,前后两次在洛阳兴建唐明堂和武周明堂以作为宣明政教之所,向天下昭示她重兴周朝礼制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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