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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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通》,署(明)张自烈撰 (清)廖文英续 正字通十二卷

  《正字通》,十二卷。旧本或题张自烈撰,或题廖文英撰,或题张自烈、廖文英同撰。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所分部首梅膺祚字汇》相同,凡214部。部首次序和每部之内的字次都按笔画多少来排,这也跟《字汇》一样,但是《字汇》注释比较简单,而《正字通》繁博得多。以楷书为字头,大抵每字之下先注音,注音先以反切,再施之以直音。次释义,释义旁征博引,资料甚详。之后列出与该字头相关的一系列字,并判明与字头的关系,如俗、通、正、同、譌等等。

  《正字通》是明代一部很重要的正字书,保存了大量俗字异体,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用字状况。惟引书有的失注篇名,一字又有重见于两部的,都是缺点。

  《正字通》,清钮琇《觚賸·粤觚下》云:“《正字通》出衡山张尔公(自烈)之笔,昆湖(文英)为南康太守,以重貲购刻,弁以己名,实非廖笔。”裘君弘《妙贯堂餘谈》也称文英歿后,其子售版於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为自烈书,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诸本互异,盖由此也。可见《正字通》确是张自烈编。但根据今天所能见到一些本子附有满文十二字头,则可断定这絶非出于明人张自烈手,显然是廖文英在增益张书时所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从震泽吴山愚《復社姓氏考略》卷六所引《西江志》中检得有关《正字通》著者的资料,不仅进一步确定了此书作者为张自烈,而且搞清了张、廖二人的关係:张自烈晚年因明亡不仕,隐居匡庐,时廖文英为江西南康知府,因仰慕自烈为人,所以张自烈之书最初由他付梓当是极有可能之事。时值清初,廖又添入满文字母。《正字通》有今日之定本,与廖文英有关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四库提要总目》认为廖将张书“掩为己有”,当然也事出有因,并非无稽之谈。《正字通》前所列诸人《序》,众口一词,无不以文英为此书撰者,廖文英自序说得更明白,称“叨守南康”以来,“少暇,更博采旁稽,出向所闕疑者,与多士共同讨论。性復健忘,遇有所得,輒笔记之。阅三年,粗成定本,原以课儿及受业诸生耳”,因“客有请者”,使“公诸寓内”,“顾予俸薄,安能遽受剞劂?会坊人鳩貲就版於白鹿洞,因名曰《正字通》,……若谓集字学之大成,则予又何敢自信?后有作者,尚精较诸。”俨然以《正字通》原始作者自居,只字未提张自烈。无怪《觚》、《妙贯堂餘谈》、《四库提要》要斥其剽窃。

  由于《正字通》之作者问题尚有上述歧见,所以成书之确切年代颇难确定。现据廖文英自序结题一康熙九年岁次庚戌孟秋朔日”云云,大致推断此书成於康熙之初。

  《正字通》有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弘文书院刊本、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吴源起清畏堂刊本以及康熙间秀水王氏芥子园重刻本。

内容与特色

  《正字通》较明末梅膺祚《字汇》为晚出,基本上是为补正《字汇》的缺漏和错误而作,所以在分部、排列等体例方面一仍《字汇》之旧。《正字通》沿用了《字汇》首创的新部首分类法,将所收三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字分别归属二百十四部。全书分为十二集,每集命以地支之名,始於子而终於亥,一集内有再细分上、中、下者。正文前总目中标明每一部收多少字,若所收字数与《字汇》同部所收字数不合,则注明“旧几宇,今增大字几,注附增小宇几”,每一集目标中,注明各部所收字从“几书至几画止”,颇便於查检。此书还将《字汇》首末卷的各种附録,如“运笔”、“从古”、“遵时”、“古今通用”、“辨似”等一并以《字汇旧本卷首》的名目排列在正文之前,只摒除了《字汇》的《韵法直图》一项和每部前面的目次表。其凡例和正文中所谓“旧本”、“旧注”之“旧”,即是指《字汇》而言。

  《正字通》在编排和说解内容方面,有些地方也改变了《字汇》的原式;又因为它是补正《字汇》的缺点错误的,因而也确有许多改进和优于《字汇》的地方。《正字通》之特色,扬榷而言,有如下几端:

  一、虽沿用《字汇》按部分画的原则,把一个字的古、籀、譌、俗各体分隶各部,但於本字释文之中将散见各部的异体一一注明,可使读者同时对异体也一目了然。如刀部十二画“划”字释文分别将篆体“划”、别体“”、体“”、“”、“”一并列出。

  二、对复音词特别是连绵词,如“鸚鵡”、“梐枑”、“校朽”、“狻猊’之类的处理,《正字通》一改《字汇》前后两见、重復説解的弊病,而采取一处详释一处略举的合理方式,使之只见於一处,避免了迭牀架屋。如“狻猊”之义在七画“狻”字下详加注解,八画“猊”字则只注音切,说明“见前‘狻’注”。对不同部而相通的字,如口部的“呐”与言部的“訥”,《字汇一的注释彼此杂见;《正字通》则於“呐”字下解释两字的异同,在“訥”字下仅注明“详见口部‘呐’注”。

  三、改正《字汇》的误收、错说和错训,《正字通》凡例云:“旧本有字画讹省者,有非古文以为古、非俗字以为俗字者,有字同异训、字异训同者,有首尾重復自相矛盾者。”其间援证失伦,真偽错互而为《正字通》指擿纠正者不在少数。如纠正误收,《字汇》目部收“”、“”二字,《正字通》则在“”字下注:“、并俗字,宜删。”纠正误説,如《字汇》手部有‘捃”字,注曰:“与‘攟’同”,而手部与“攟”通的“攈”字释文却又説:“《六书正讹》别作‘捃’,非。”《正字通》便在“捃”字释文中指出:“攈、攟、捃古通,旧本……前后矛盾。”纠正误训,如《字汇》训“嚬”为“笑”,《正字通》口部“嚬”字释文正读曰:“‘嚬’与言部‘’别,未闻训‘嚬’为‘笑’者,信如旧注‘笑’,则韩昭侯所云“一嚬一笑’犹言‘一笑一笑’,西施当是病心而笑,背理甚。”此外,对《字汇》涉及州郡沿革、古今姓氏诸字的缺漏、错误或未详也作了订补。

  四、打破了《字汇》在注音上率由旧章、因循成规的保守思想。作为古音学上清初取得长足进步的反映,《正字通》对宋代以来广泛流行并有很大影响的“叶音”之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除诗歌、铭讚、謡谚叶以外,其他概不载叶音,不照搬《字汇》引《周易》、《礼记》、《释名》、《白虎通》之类书常强叶其音实际上是违反科学的做法。此外,《字汇》对同字同音,有时采用诸家之说,分注几个反切,使读者无所适从;《正字通》对一个字的一个音读,只注一个反切,减少了纠纷。

  五、对所收字的说解不专主一家之言,也不专主汉晋之说。以往字书除引《说文》外,罕採唐以从之书,多只以汉晋人注释为根据,而《正字通》凡例则云:“释经概从马(融)、郑(玄)、王(肃)、赵(岐)、程(颐)、朱(熹)、蔡(沉)、陈(淳)诸家传注,粗通大义。”又云:“凡《法华》、《楞严》诸经,及歷代禪宗语録,择可存者附本注。”《正字通》引书范围之广於书前引用书目中可明显看出,这样既可扩大知识范围,又可广闻异说。兼取眾说并能择善而从,是《正字通》有别於《字汇》和以往其他字书的地方。例如人部“传”字的说解,所引《内则》及注,即是全引元人陈澔《礼记集说》之文,没有再加解释,这是因为,“传,移也”虽是郑玄注,但语焉不详;孔颖达疏虽加阐释,亦不甚明了。而除陈澔《集说》是兼取注疏而改写的,言简意賅,所以引陈注后无需再加说解。不寧唯是,《正字通》在引用经籍原文时,注意了上下文的连贯;并引用原注来说明所引之书,有时还对所引之注再作解释,使注的意思更明白晓畅。仍以“传”字释文为例:“又《内则》:‘父母舅姑衣衾、簞、席、枕,凡不传。’注:“传,移也。’谓此数者每日置之有常处,子与妇不得移置他所也。”

  六、注意吸收字义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產生的新义项,包括当时俗语词中包含的新字义。如近代汉语中“派”字由“水的支流”所引申出的“分配”义乃以往字书所未收,《正字通》则吸收了这一新义项,释为“物均分曰派”。

  由於以上特点,比较《字汇》,《正字通》确有其改进之处,但是也存在不少缺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徵引繁芜,颇多舛驳,实此书一大弊端。例如“方”字、“文”字之释文皆长达千言,“主”字、“传”字和“琶”字的说解分别有九百和六百之多。不仅失之太繁,而且其基本内容往往与《字汇》大同小异,只不过增加了引证和解说而已。其次此书“又喜排斥许慎《说文》,尤不免穿凿附会”。例如人部“候”字注:“呼扣切,音后,伺望也。《释名》:‘候,护也,可以护诸事也。””其实,“候”义“伺望”,原见《说文》,字本作“倏”。《正字通》先出此本义,本来是很正确的,但偏不出《说文》而引《释名》之声训,其义又不相副。其末还要加说明:“通作‘’,《说文》有‘’无‘候’,互见前‘侯’字注。”而“侯”字注仍本《说文》,详辨“侯”、“候”两字的区别。实在过於执拗,殊为治文字训詁者之大病。至於《字汇》引书不出书名、篇名之弊,亦同样见於《正字通》。崇尚《说文》的清代学者往往十分鄙夷《字汇》、《正字通》一类的书,朱彝尊《汗简跋》中曾说:“小学之不讲,俗书繁兴,三家村夫子挟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以为兔园册子,问奇字者归焉,可为齿冷目张也。”所谓“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正字通》在清代学术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儘管此书当时地位不高,但连四库馆臣也不得不承认由於“《说文》体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亦难检阅。《类篇》以下诸书,则惟好古者藏弆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可见和《字汇》一样,《正字通》在民间的流行和影响是十分广泛的。

  自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问世以来,中国字书“分别部居不杂厕”的部首分类法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金代韩孝彦韩道昭四声篇海》才对《说文》这一体例进行了一些成绩并不很大的改造,改併《说文》五百四十部为四百四十四部;而真正出色地完成部首分类革新的即是受到轻视的《字汇》和《正字通》。《字汇》首创的二百十四部分类为《正字通》所继承,中国古代字典体式、规模的确立,《正字通》起了重要开基作用。比之《字汇》,《正字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后出的《康熙字典》正是在《字汇》、《正字通》奠定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古代字典从形式到内容的革新的。

  关於此书的研究著作,清徐文靖《管城硕记》三十卷中有《正字通略记》四卷,今存。另据谢启昆《小学考》载,清胡宗绪有《正字通芟误》,收入《桐艺文志》,存佚不明。

作者

  张自烈,明季文士,生卒年无考。《四库提要》於《正字通》条下云:“自烈字尔公,南昌人。”而同书“四书类存目”中有《四书大全辨》三十八卷,云:“明张自烈撰。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国子监生。”其人时代名字,均与作《正字通》者同,但一作宜春人,一作南昌人,两县同隶江西,未审孰是。余嘉锡乃据吴山愚《復社姓氏传略》卷六所引《西江志》提供的资料:“张自烈,宇尔公,号芑山,宜春人。博物洽闻,著有《四书大全辨》、《古今文辨》、《正字通》十餘种行世。”断定其籍贯确为宜春(今属江西省)。关於张自烈之生平行事,《四库提要》云:“自烈与艾南英为同乡,而各立门户,以评选时文相轧,詬厉喧呶,没世乃休。”清宜兴陈贞慧《书事七则》中有《防乱公揭本末》篇,记明末阮大鋮事云:“乙酉,逮诸生沉寿民、张自烈、沉士柱,凡号为清流者,惴惴惧重足立矣。”则张自烈为当时復社文人之流亚无疑矣。所著书除最负盛名的《正字通》和上文涉及者外,尚有《与古人书》二卷、《芑山文集》二十二卷、《芑山诗集》一卷和《诸家辨》,

  廖文英,清初人,字百子,号昆湖,连州(今广东省连县)人。性通敏,少嗜学,长读书榕园,年二十筮仕。博涉经史百家,究心理学,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曾主持修纂《南康府誌》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