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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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作品:《致端明侍读留台执事尺牍》,纸本设色, 25.9cm×53.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修汉语拼音:Ouyang Xiu,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他不以书家自居,其书学思想也只是散见于他的其他文章中。他作为北宋文坛领袖,以犀利的眼光和“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的魄力为扭转北宋前期文坛的衰靡局面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为扭转宋初书坛的平淡衰弱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他集录千卷《集古录》,保存了大量原始书法资料,以自己率真秀逸的书风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文人与书家。他大力推介书家蔡襄苏舜钦苏舜元石延年等人,褒赏他们的书法,为北宋中期书法振兴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本人作为一位具有个人风格和相当成就的书法家,得到了苏轼的高度评价:“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

生平

  幼年丧父,叔父欧阳晔任随州推官,母郑氏带欧阳修投靠叔父。天圣六年(1028),修携文谒翰林学士胥偃于汉阳,被留置门下。以后胥偃又将女儿许配修。八年中进士甲科。次年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同僚尹洙梅尧臣等游,切磋古文歌诗,以文章名天下。景祐初(1034),召试学士院,迁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康定元年(1040)召还,复馆阁校勘,与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等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积极参与革新。新政失败后,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先后徙知扬州、颍州、应天府。第二次贬官,特别是庆历新政的失败,给欧阳修以很大刺激,使他认识到改革之不易。他在滁州琅琊山建醉翁亭,自号醉翁。

  至和元年(1054),48岁的欧阳修奉诏入京,修《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取苏轼兄弟、曾巩等人,采用行政手段打击不良文风,支持诗文革新。五年,《新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为枢密副使。六年,擢参知政事。

  神宗即位后,61岁的欧阳修出知亳州,改青州、蔡州。在青州因拒绝执行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受朝廷诘责,于是连章告老,于熙宁四年(1071)“退休于颍水之上”,“更号六一居士”,决心以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伴他这一位老翁,以摆脱“轩裳珪组”、“忧患思虑”之累(《六一居士传》)。次年卒于颍州,享年66岁。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文学创作

欧阳修自书诗文稿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末五代文学,骈俪之风盛,宋初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崑体又风靡一时。在欧阳修之前,柳开王禹偁等古文家都奋起反对五代文弊,而成效不著。至欧阳修出,继承韩愈以来的古文传统,大力提倡古文,遂使古文蔚然兴盛。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在写作目的上,他反对为文而文,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答吴充秀才书》)。强调诗文要“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书》),要发扬《诗经》的美刺传统:“善者美之,恶者刺之”(《诗本义·本末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强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但他也重视文:“君子之于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还提出了对文的具体要求,一要“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二要平易自然。他反对模拟,强调创新,强调诗文风格的多样性。苏舜钦梅尧臣诗风迥异,他对两人都十分推崇。他反对西崑体,但同时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他提倡诗文革新,但对诗文革新内部的不良倾向,“号称古文”而求深务奇的狂词怪论也毫不手软。正因为他既同西崑体,又同诗文革新内部的不良倾向作斗争,才保证了诗文革新的健康发展。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卓著,诗词文皆佳,他以大量堪称典范的作品,扭转了当时文坛的风气。苏轼对他推崇备至:“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六一居士集叙》)他的文学创作成就首推古文,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他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欧阳修及其门人之所以能使北宋诗文革新取得完全胜利,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就在于他们创作了大量完美的足以传世的作品。辞赋如《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绘得生动形象,行文曲折跌宕,气象悲壮,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政论如《朋党论》阐明“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列举历代兴亡事例,论证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结构谨严,行文平实,与早年所作《与高司谏书》风格迥异。史论如《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阐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历史教训,融议论、叙事、抒情为一体,节奏抑扬顿挫,语言婉转晓畅,有一唱三叹之美。他的杂记文尤多脍炙人口之篇。他贬官滁州所作的《醉翁亭记》,表面看似陶情山水,轻松愉悦,实际抒发了贬官的抑郁之情,全文连用21个“也”字,而其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其他如《丰乐亭记》的“忧深而思远”、《岘山亭记》的“神韵缥缈”、《仁宗御飞白记》的“浑雄冲淡”,都为历代治古文者所效法。欧阳修的一些怀念友朋的抒情散文,如《祭资政范公文》、《祭尹师鲁文》、《祭石曼卿文》、《祭苏子美文》、《祭梅圣俞文》等,几乎字字句句都从肺腑流出,真挚感人。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其诗歌成就略逊于散文,但也有转变一代诗风之功。他写有不少表现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如《答杨子静祈雨长句》、《食糟民》、《送朱职方提举运盐》等篇。欧阳修非常重视个人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制约,对韩愈“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辞易好”作了进一步发挥,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认为遭时得志之士,“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竭虑,其所感激发愤,皆一寓于文辞,故“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欧阳修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刘攽称“欧贵韩(愈)而不悦子美”(《中山诗话》)。其《菱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诗,都具有韩诗想象奇异的特征。而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发展成欧阳修诗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欧阳修的诗歌还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所作《庐山高》诗气象雄奇,尝自诩“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引《石林诗话》)。一些写景抒情诗作,如《自菩提步月归广化寺》、《黄溪夜泊》、《春日西湖寄谢法曹》等篇,则清新秀美,淡雅有味。欧阳修还撰写了《六一诗话》,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以随笔的形式评论诗歌,开创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新形式。

  欧阳修擅长作词,其词基本上沿袭《花间集》的风格,内容不外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他有一部分艳情词,描写恋情相思,写得回肠荡气,缠绵悱恻。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诉衷情〕“清晨帘幕卷轻霜”、〔玉楼春〕“樽前拟把归期说”诸词。另有一部分词描写自然风光和乡村景物,如咏十二月景物的〔渔家傲〕词12首、咏颍州西湖景物的〔采桑子〕10首,深受民歌影响,语言清新恬静,极富情韵,已与《花间集》的浓艳词风迥异。〔踏莎行〕“候馆梅残”中“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等句,着力渲染春光的旖旎,抒写别情的深挚,历来为人们所称颂。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金石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其平易的散文风格,影响到北宋以及南渡后很多文人学者,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书法

  欧阳修所擅长的书体,从他的自述“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来看,应是楷书、行书、草书俱善,而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行书和楷书。现存欧阳修最早的行书作品是其作于嘉枯元年(1056)的《灼艾帖》。欧阳修的这幅行书作品当属清劲秀逸一路。点画清瘦,布局疏朗,处处散发着清新秀丽的气息。通篇没有过分的工巧与安排,其清秀的仪态之中自有劲健飘逸的风骨在。整幅作品点画之间及字与字之间承接揖让、顾盼呼应,充满了灵动与生机。他的朋友江休复(1005—1060)评欧阳修这时的作品云:“永叔书法最弱笔,磨浓墨以借其力”。黄庭坚也有类似的评论:“欧阳文忠颇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江、黄二人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欧阳修真正深入书法之堂奥是在其中年以后,在搜集整理《集古录》的过程中其书法才渐入佳境。

  现在所能见到最多的,保存最完好的当属欧阳修的楷书作品,这主要都集中在他给《集古录》所作的题跋上。由于欧阳修是从嘉佑元年(1056),也就是从他五十岁以后开始对《集古录》进行跋尾整理,所以这些题跋文字大体上显示了欧阳修楷书的风貌。《集古录跋尾》是欧阳修对《集古录》所辑历代金文石刻进行考定解说的跋文。今存欧阳修跋文手迹仅四种:《汉杨君碑》、《唐陆文学传》、《平泉山居草木记》、《汉西岳华山庙碑》。纵观欧阳修的题跋墨迹,通篇楷书一笔不苟,规整谨严之中又情趣迭生。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文忠集古录十卷,皆手题之古今巨观也。公精于书学,所题一笔一画,毫无懈意,即此可见公一斑”。

作品集和版本

  欧阳修著述甚丰,尝奉诏撰《新唐书》纪10卷、志50卷、表15卷;自著《五代史》74卷、《易童子问》3卷、《诗本义》14卷、《居士集》50卷、《归荣集》1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奏议》11卷、《四六集》7卷、《集古录跋尾》10卷、《杂著》19卷(韩琦《欧阳公墓志铭》)。至南宋初年,即有合刻《六一居士全集》150卷、《六一居士别集》20卷(《通志·艺文略》八)。绍熙年间,周必大聘请曾三异等编次校勘,编为《欧阳文忠公集》153卷、附录5卷,成为定本(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跋》)。今存宋刊本(残卷)、明天顺六年刊本、明正德七年刊本、明朝鲜国刊本、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等。词集有南宋罗泌编《六一词》3卷(《六一词跋》),今存宋刊本(缪荃孙跋)、毛晋汲古阁刊本、明抄本、《四库全书》本。

参考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