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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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像

  鸿章汉语拼音lǐ áo),(汉语拼音:Li Hongzhang;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自称“(大清)糊裱匠”。安徽合肥人。卒于北京。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财阀有经济来往。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同光中兴四大名臣”。

生平简介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磨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东北部)。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北京曾国藩门第,受曾补习教导。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编修。

  1853年(咸丰三年)受命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后在安徽巡抚幕府中任职,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转至江西,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悉法湘军。1862年(同治元年),编成淮勇五营并指挥曾国藩所调湘军郭松林部及太平军叛将程学启部。时逃亡上海的江苏士绅乞师援沪,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前往。遂率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荐命署江苏巡抚(后改实授)。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六千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受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地主买办势力的支持,伙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先后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清廷褒功,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肃毅伯。

  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认识到外国机械和枪炮的威力,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1873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立即扩建天津机器制造局,使之成为“洋军火总汇”,供各省军事需要。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由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矿务局等。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建成一支拥有20余艘舰艇的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其主观目的只是引进某些西方的技术设备,增强国家实力,以应付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引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和封建体制的某些破裂,从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鸿章办洋务事业,时间最长,方面最广,主持最力,声势甚大,但成效甚微。在封建体制束缚下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抱定“委曲求全”的方针。1876年,他屈服于英国扩张压力,订立中英《烟台条约》。1885年中法战争中,尽管中国军民在滇桂边境已取得重大胜利,却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意企求国际调停,疏于战备;被迫应战后,仍图保存淮军和北洋海军实力,招致被动挨打,北洋海军覆没殆尽,并于次年与日本签订丧权失地的《马关条约》。此后淮系军阀势力瓦解,洋务运动在政治上宣告破产,李鸿章声名大损,遂入阁闲居。

  1896年,命充专使赴俄致贺沙皇加冕,并往德、法、英、美诸国聘问。在俄签订《中俄密约》,旨在联俄制日。1899年,出任两广总督。次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时,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命偕庆亲王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1901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同年11月去世。谥文忠,赠太傅,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书》。

洋务运动

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

金陵机器制造局生产的大炮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

  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机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天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䜣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由漕运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参与。

甲午战争

  在开战之前,由于北洋海军发展停滞数年,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晚清用1600万两白银购德国军舰,李鸿章的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苞按例收回扣5%即80万两白银。事后有人指责李凤苞将此款私扣,李凤苞回辩说,这80万两都是给李鸿章及其家人用作国外旅资,自己没有私吞。

  战争中,李鸿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在陆地上,平壤一战,当时驻守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监督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1894年中日对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机关炮244/294,鱼雷管39/43,航速11.48/12.84,铁甲舰2/0,装甲巡洋舰3/1,防护巡洋舰3/8。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虽实际状况是,日军的海军指挥原先也只是陆军军官,因此双方实际指挥皆为“副帅”——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军官,而未用爆炸弹的原因是,当时并未携带足够爆炸弹)。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经史学家唐德刚的查证,麦氏不过是个拖船驾驶)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经钟琳的分析,认为由于徐到威海视察已经离大东沟海战三个月,并不能确证折中的炮弹数目就都是战前运到的,再加上国产炮弹质量低下,药包引信与弹不能配齐“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等因素,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弹药不足确实是客观的后勤不力造成的而不存在"海战中弹药短缺而大量的炮弹却堆在基地里"的事。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北洋水师当时原有军械普遍陈旧,购置新军械又苦于经费不足。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为此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李鸿章上书光绪帝要求“保舰”的秘折上陈述中日军事实力时,写道:“查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之后他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急速抢购四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与“抢购智利铁甲舰两艘”,显示出了焦虑。9月23日李上折请求将1888年以建海军名义筹集来,实际一直由中央控制作修园基金的“海军巨款”260万两拨下,得到其中150万两。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购买20门速射炮,但是没有资金,李鸿章只能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在甲午海战时还未安装到位。这时北洋舰队每年得款仅130万两,亏空70万两仅能勉强运营。戚其章认为之所以换装速射炮迟迟不能落实根本原因是李自己确定了缓行的方针。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鸿章的政敌、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稣慈禧太后大寿为由,克扣了海军衙门的军费去修缮颐和园。学者萧一山认为,“海军衙门所用于颐和园工程之款,大约为白银三千万两。系时人所周知者,必非捕风捉影之谈也。”然而慈禧内侄称修园的费用只是十年间花五百万两。

  传统说法常认为李指示给丁要“避战保船”,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偏颇和误传。如9月28日电令“丁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而末期也曾命令丁试着突围逃跑而丁此时连拼力挣脱漏网的意志都已失去,回电拒绝。而时人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尚存在争议。虽然存在着种种争议,但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一战,但双方实力悬殊,同时用人不当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梁启超则说“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马关条约

李鸿章委任争执

  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宗室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夺。不久,由于日本拒绝张萌桓和邵友濂为谈判代表,李氏不得不受命赴日本讲和,在赴马关前向朝廷要求,而再获三眼花翎。

李鸿章遇刺事件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贼罪名。据梁启超记载李遇刺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而稍愈后日本送来和约纲要,李“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驳议”。最后一稿和约,日本方面毫不让步,于是只好被迫签约,而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使其看起来像一个“肃”字;但事后由于条约过于苛刻以及损害了俄德法的在华利益,于是三国联手干预,逼日本修改条约“退还”辽东半岛,但日本在“退还”的同时向中国勒索3000万两白银赔款,很多人因此事指责李鸿章没有努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获得一个更有利于中国的条约,也有人指出当时日本谈判时已是元气大伤,并无实力和中国摊牌,反而利用马关条约超过2亿两的赔款实现了迅速恢复和强大。

评价

李鸿章与俾斯麦(在德国期间)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自我评价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正面评价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孙文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

  梁启超则说:“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1896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民众对李访美反响热烈是因为“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辖子民的总和还多”国宾礼遇“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

  1896年,李鸿章访俄,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负面评价

  李鸿章与守旧的清流派翁同龢长期不和。翁同龢曾出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讥讽李鸿章,被李以下联“司农常熟世间荒”回击。

  1895年因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省籍的士绅打算拥清抗日,爆发了乙未战争,随即败于日本。台湾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战争后写下一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两句意在讽刺李鸿章。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北京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另有说法曰,刘赶三小名“羊三儿”,故讹传为“杨三”。也有说法是“杨三”指的是,苏州籍的名丑杨鸣玉。

  清朝和法国的战争结束后,签订条约放弃对越宗主权,左宗棠评价李鸿章是:“对清朝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访问德国,会见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问他:“你当了一辈子的中国宰相,告诉我,你有什么足以自傲的政绩?”李鸿章就说,他怎样领导军队剿灭了太平天国和造反的捻匪。据梁启超记述,俾斯麦听了通过翻译告诉李鸿章:“真的是很崇高啊!不过,我们欧洲人却认为,打仗要战胜外族人才是功劳;国内自相残杀来保持一国的稳定,我们欧洲人不拿出来谈。”

  俾斯麦听说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后,说可没有人说他是“欧洲的李鸿章”。

中立评价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