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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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百药汉语拼音:Li Baiyao;565-648年),唐朝史学家,唐朝诗人。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父李德林北齐时参预修国史,完成纪、传27卷。开皇初,奉诏续撰,增为38卷。唐贞观元年(627),李百药拜中书舍人,又受诏撰《齐书》。根据其父的旧稿,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为50卷,贞观十年成书。

  七岁能属文。隋时,袭父德林爵,为太子通事舍人兼学士。炀帝衔之,夺爵还乡里。唐太宗重其名,拜中书舍人,授太子右庶子。卒,谥曰康。百药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穿池筑山,文酒谭咏,以尽平生之志。诗一卷。《全唐诗》收录其诗作29首。

生平

  李百药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李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北齐书》保存了多方面珍贵史料:

  一是有关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齐时期,农民起义也接连不断。李百药尽管主观上不能意识到农民起义的。

  为了表现高氏统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发迹过程和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还是对农民起义作了一些记载,这在同时所修的几部正史中是较突出的。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

  二是有关生产科技。李百药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见识之处,表现在他不轻视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他在《北齐书》中立《方伎列传》,记载了当时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迹。

  数学家信都芳,河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就擅长算术,在州里很有名声。他专心致志研究问题时,往往废寝忘食,走路时也看不见坑坎。撰《器准》一书,将历来的浑天仪、地动仪、欹器、漏刻等科学仪器作了具体记述,并且附有图。他还私撰历书,名为《灵宪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记载很符合实际。

  《方伎列传》还记载了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马嗣明熟悉医家经典,如《甲乙》、《素问》、《明堂》、《本草》,并且能融会贯通。他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预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长治痈肿,烧石取屑,然后加醋调匀,涂患处,“无不愈”。他针灸也敢于创新,取穴往往与《明堂》不同。

  记述较详的还有一位冶炼专家綦毋怀文。他善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百药还指出其方法流传后世,“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

  三是有关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百药较详细记载了杜弼与邢劭“共论名理”的一场辩论。邢劭认为,人死之后,不会复生,也没有灵魂存在,“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杜弼则认为灵魂和人体可以分离,既不是一同产生的,也不能一同消灭,“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此次辩论是两人在扈从东山途中进行的,以后他们又以书信形式继续辩论,“前后往复再三”①,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李百药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看待这场辩论,但毕竟记载保存了邢劭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魏收传》内容详赡、文笔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传。此传简述魏收袒籍、少时经历、在魏时修史事迹及出使梁朝事,着重记述北齐建立后魏收如何撰魏史,并追述在魏收之前关于魏史的撰述情况,如著作名称、卷数、撰人,加以简要说明。对于魏收修史过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纳贿受金及《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的激烈反应,都记载生动具体。对于魏收的评价,既赞其“硕学大才”,又指出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这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此期史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北齐书》卷六史论)。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北齐书》卷八史论)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隋书》卷六九《王劭传》)。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