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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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寿(汉语拼音:Li Yanshou;生卒年不详),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祖籍陇西(今甘肃临洮)。官至符玺郎。《北史》的撰著始于其父李大师。李氏世居北方,见闻较近,所以《北史》中不见于正史的材料较《南史》稍多。所增北齐史事中有很多有意义的轶事,且多口语。在编纂体制方面,以西魏为正统,与魏收所撰《魏书》不同。南朝宗室流入北方者,汇为一卷,详记其事迹,而在《南史》各帝诸子传中,只附见其名,或略叙数语,两史配合较好。今本《北史》于贞观十七年(643)成书。其中有残缺。

  唐太宗时,任太子典膳丞、崇文馆学士、符玺郎兼修国史。参与修撰《晋书》、《隋书》,另有《太宗政典》(已佚)。后继承其父李大师未成之编年体南北朝通史,历经16年,编《南史》、《北史》共180卷。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

  《南史》和《北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并未拘泥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千余卷。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生平

  李延寿,字遐龄,唐代相州(今河南安阳)人,生卒年月史书失载,现在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三十年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又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以十六年功夫,独立修成《南史》和《北史》,《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其父李大师是一位有志于编著南北朝史的学者,但著述之事仅仅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即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去世了。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学的熏陶。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台史主簿,兼直国史,累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没做过高官,倾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官修和私修史书的编撰。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大臣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魏征主修其中的《隋书》,年轻的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书的修撰。贞观五年(631年),母亲又接着去世,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回家守丧。服阕,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内)去做官。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对前几年搜集的一些史料进行初步的编排。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延寿调回北京长安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他再次进入史馆。当时,五代史早已在贞观十年(636年)写成。但这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志书,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前,史家所撰晋史多达20种左右,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也往往失实,唐太宗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于是,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寿是其中之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晋书》即重修告成。李延寿除前后3次参加修撰前朝史外,还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参与撰成当朝国史80卷。

  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3部史书,即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的《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以及最后撰成的《太宗政典》30卷(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李延寿早年即怀有“思欲追终先志”之抱负,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写成的历史著作,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李延寿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这里说的16年,是从他贞观十七年(643年)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这一年作为开始时间的。其实,在此很久以前,亦即从贞观三年参加修撰《隋书》时,他就开始了“二史”编撰的准备工作。那时,他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为将来编撰“二史”积累资料。如果从搜集史料之时来计算,“二史”的完成则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李延寿的“二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他并未拘限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1000多卷,正如他自己说的“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对于八代史书,他采取“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其烦冗者,即削去之”。他删削的“烦冗者”,主要是一些诏书和表文,而史实部分则尽量保留,这就使“二史”比“八书”简约多了。《南史》和《北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

家庭背景

  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

  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贡献

  李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南史》、《北史》。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 卷,加上杂史1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180 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李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他从贞观十七年(6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6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李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