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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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超

  李世超,原名李云山,又名李恩顺、李英超、吴德禄,1904年出生在吉林省伊通县伊丹乡一个地主家庭。五四运动时期,在吉林省立(长春)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回到伊通家乡执教,后任县立第十二小学校长。这期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已娶妻成家立业。时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大革命风暴席卷南方各省。李世超弃职抛家,到北京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大学毕业之前,李世超在家乡的妻子抛下幼女病故,他写信给妹妹,要她抚养照顾自己的女儿小英子,“爹娘留下的土地、房产,全部给你做陪嫁,我要自食其力”。李世超的再婚妻子石正芳,生长于北京西城区的官宦之家。颇有些房地产业和浮财。他们的结合,李世超以“不入赘”、“不寄人篱下”为先决条件。李世超大学毕业后,为履行“自食其力”的诺言,应在河北省某县当县长的同窗的邀请,任该县帮审。工作一段时间,李世超发现这位县官朋友,也是为虎作伥、搜刮民财的势利小人。他厌倦了仕途生涯,愤然辞职离去。

  失业后的李世超,决心不再与贪官污吏为伍,把所学的知识报效家乡父老。1931年夏,他偕同妻子石正芳回到东北,应聘到吉林省立(长春)第二中学任教。秋季开学不久。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学校关闭,师生流亡。面对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故土,李世超痛心疾首,自己是一介书生,何以救国?他从揭杆而起的反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的斗争精神看到了希望。1932年初,李世超应同乡、时任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李静肃女士的邀请,到吉林女师任国文教员,决心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李世超个子高,稍有驼背,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经常穿件长衫,每天除上课外,平时话语不多。从外表看,是位因循守旧的老学究。女师学生看他呆头呆脑的样子,都取笑他,背地里叫他大傻瓜。时间长了,“大傻瓜”的绰号便在学校传开了。然而,李世超却从不计较这些细微末节的小事,而是把他当做隐蔽自己的斗争策略。后来,他曾对中共吉林党组织负责人说:“革命者做地下工作,同敌人不能明争,只能暗斗。在强敌面前我们不能摆出一副革命者的架子和面孔,必须善于隐蔽和保护自己。只要对革命工作有利,我情愿当傻子,个人吃点亏算什么呢!”李世超知识渊博,讲话生动、幽默,常在课堂上讲古论今,串插一些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抗击外辱的斗争故事,逐渐扭转了女师学生对他的看法,学生们开始主动找他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通过接触、观察,李世超把学生分成三种类型,思想激进的、平庸的和保守落后的。因此,他同学生谈话,则选择不同的内容和方式。对思想进步学生,多讲革命理论问题和抗日斗争形势,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积极分子。

  李世超的言行举上引起中共吉林地下党组织的注意。经人引荐,李世超同吉林地下党负责人李维民相见,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1932年秋,经李维民介绍,李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经常学习党的文件,斗争目标更加明确,抗日救国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党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起草一篇形势宣传提纲。他在文中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丧失了东三省的大好河山,是祸国殃民政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决不是最终目的,它的狼子野心是妄图灭亡中国。提纲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呼吁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斗争。提纲完全符合党的斗争方针、政策,击中敌人要害。后以中共吉林支部的名义印刷,并广泛散发。接着,党组织分配李世超负责革命互济会工作。他借助当教员的便利条件,广泛联系师生群众,团结爱国进步青年,吸收他们参加组织和活动,然后把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青年,输送给党团组织。由于他的出色工作,革命互济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进一步赢得广大学生对他的敬重和信赖,不仅女师学生,就连吉林一中、吉林一师的爱国学生,也都慕名来访,向他请教唯物辨证法和政治经济学上的难题,探询抗日斗争形势和国家命运问题。

  1932年11月上旬,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化名张贯一)来吉林巡视工作,他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鉴于吉林党团组织半年来发展很快,建议省委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别支部,直属省委领导。同时,将吉林团支部改为团的特别支部。省委同意杨靖宇的建议,很快派巡视员张弓到吉林帮助工作,全面考察了吉林党团组织状况。李世超在总结发展组织的经验时说:“发展组织要象铁匠打铁一样,要紧拉风箱勤烧火,等到火候够了再下榔头。火候不够下榔头早了就不易成材,你想打把快刀,结果反倒是钝的。”

  李世超虽然是新党员,但是,他却积累了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工作讲究方式方法,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和原则,得到党团员的信赖、拥护和上级的赞誉和信任,认为他是吉林党员中的“优秀同志”,“对党对人民极其忠诚”,“不但行动无产阶级化,思想也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1933年3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张弓再次来吉林,主持改组了吉林特支,指定李世超担任特支书记。从此,他更加尽心竭力工作,秘密召开党、团特支委员联席会议,学习党的文件,整顿思想作风,强调组织纪律,纠正懒散、自由主义坏毛病等等。他部署斗争任务,根据省委指示,动员党团员和爱国人士为磐石游击队募捐,购买药物和生活用品。4月,由党团员组成慰问组,将募集的物资,通过吉(林)海(龙)铁路秘密交通员的掩护,安全送到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在玻璃河套的根据地。当时满洲省委工作指导上,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存在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不切实际地要求所有党组织一律执行“红五月”活动方案。因此,吉林特支决定5月6日(星期六)晚8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统一行动,上街贴、撒反满抗日的标语、传单。在李世超的组织和省委巡视员的指导下,整个准备工作尽管很严密,但仍有特支委员金景撒传单时被警察逮捕。金景在宪兵队受审时,未等敌人用刑,只是威吓几句,就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组织机密。

  5月7日清晨,李世超得知金景被捕,又见日伪宪兵、警察到学校抓人,立刻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他不顾个人安危,同敌人抢时间,把突然变故告诉尚未知情的同志,通知他们马上转移隐蔽,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他先到特支委员关芝忱家(他们夫妻都是党员),又匆忙赶到省委巡视员张弓的住处,简单说明情况后,到了同乡宋慎德家。宋慎德是永吉县中学教员,是李世超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同他单线联系,金景不知内情。李世超要宋暂停活动,提高警惕,注意隐蔽。待形势好转时由他负责联络未暴露的党员,重新恢复吉林党组织。最后,李世超在宋慎家换了服装化了装,北上哈尔滨,把吉林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损失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向省委作了报告。

  中共吉林特别支部遭破坏后,李世超同省委巡视员张弓一起脱险,转移到哈尔滨,同省委接上关系,报告了吉林特支被破坏的情况,请求组织审查、分配工作。省委派他负责哈尔滨“革命互济会”和“反日会”工作,指示他到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会员。李世超换上一套粗布衣裤,背着一个小行李卷,来到道外街靠近松花江边的小客店投宿。他驼背,满脸络腮胡须,似有50多岁。店薄上登记的名字叫吴德禄,职业是私塾先生,因家乡闹土匪、灾荒,流落到哈尔滨谋生。除行李外,他还从旧货市场买一部古书、一方墨合和几支毛笔。这家客店简陋,店费便宜,住店的多是码头工人。

  李世超白天在附近溜达,熟悉环境,把警察经常出现的地方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小客店里同工人谈活计,唠家常,了解他们的家庭、身世和生活情况,经常替工人写家信,解答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同工人熟悉以后,晚间给工人讲《三国》、《水浒》和说岳全传等古书,启发他们的爱国思想,培养抗御外辱的民族意识。有位工人患了霍乱,上吐下泻无钱住医院。李世超不嫌脏,不怕传染,用偏方给予治疗,用两个铜钱沾盐水刮背,使这个工人脱离了危险,病也逐渐好了。他千恩万谢,说吴先生救了他的命。其他工人也都深受感动,说读过大书的吴先生瞧得起穷工人,够朋友。李世超取得了工人的信任和尊敬,便进一步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讲工人、农民和爱国士兵团结起来,推翻旧社会的革命道理,把政治品质好的工人发展为革命互济会员,带领他们参加反日群众活动。李世超做群众工作有经验,取得很大成绩,受到省委的表扬。省委又派他到道里做伪警察的工作,他吸收了20多名警察参加反日会。这些警察会员在掩护党的活动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33年秋,省委决定让李世超负责交通和文件发行工作。他的爱人石正芳在北京为母亲守丧后,变卖了祖上遗产,带着两个孩子、钱款和一些金银手饰,来到哈尔滨同李世超团聚。他们以家庭为掩护,更便于文件的印刷、发行工作。石正芳理解、支持丈夫的工作,在李世超教育影响下,她已不是原来的贵族小姐,而锻炼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秘密交通员。1934年4月,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叛变,省委考虑到秘书长冯仲云的安全,调他到珠河中心县委工作,决定李世超代理省委秘书长,负责省委秘书处工作。他把家搬到马家沟洁静街一处较偏僻的房子居住,这里也是秘书处机关。每周都有中央或省委制发的文件,李世超利用夜间刻钢板,油印出来,叫石正芳化名“大贞”、“达征”,同其他交通员分送到各处接头点,再由外勤交通员传递到外地党的组织。有时,李世超还让仅八九岁的女儿小英子传送文件、消息。每逢交通员忙不过来,急件必须马上送出的时候,李世超就给女儿小胳膊上涂满红药水,用纱布把文件缠在“受伤”的胳膊上,让她先到街心公园玩一会,瞅准了没有“坏蛋”的时候,再穿过马路,把文件送到指定的地点。

  当时省委的经费异常困难,李世超动员石正芳,从她的存款里拿出3000元,单立存折供组织使用。后来,不管何时用钱,石正芳都慷慨解囊。李世超幽默地说:“你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嘛!”

  1935年,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离任之前,将在省委机关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分别派往游击区或外地工作。李世超被派到安东(丹东)负责党的工作。

  1936年2月,安东地下党组织遭敌人破坏,由于坏人告密,李世超被捕入狱。他在敌人的严刑拷问、利禄引诱下,凛然正气,坚贞不屈,经受住了最后的考验。同年8月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32岁。

  李世超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政部追认李世超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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