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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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像

  朱熹汉语拼音:Zhu Xi;1130~1200),南宋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建州尤溪(今属福建)。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胡、刘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罢归,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孝宗即位,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1163)被召见,复言主战。朝廷虽屡任以官职,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皆辞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为相,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屡辞不允,次年赴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1187),周成为大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为由请归。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以病力辞,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绍熙二年(1191)辞归建阳,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元年(1195),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侂胄而罢。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宝庆三年(1227),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31岁正式拜程颐三传弟子李侗为师,逐渐发现了佛、道之说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南宋时以他为代表的学派也被称为“闽学”。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易学启蒙》、《诗集传》、《楚辞集注》、《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说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1.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当形而下的事物没有产生时,形而上之理就已存在。理又是不生不灭,亘古亘今,颠扑不破的超时空的东西。“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2. 理是事物的定理。天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定理,即必然的规律。人们只能顺应事物一定的定理而行,而不能违背理。万物之理是“理一”的表现,本体理印到万物之中,于是,万物各具一理。
  3.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朱熹又把理称之为“当然之则”,亦即“道”。“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

  理具有寂然不动、“无造作”的特点,它是一个实而不有,虚而不无的东西。但却是气、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或本原。这个悬空而无形无象的理,必须有一个安顿、挂搭、附着的去处,这就是气。理借助于气这个中介而展开动静、变化。理与气合,构成万物,包括人。理存在于无物之前,有物之后,但它既不是具体之物,又不离于物,理与物不即不离。朱熹又称理为太极。太极有极至和顶端的意思,是无以复加的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因此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或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这叫作“理一分殊”。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气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与气相融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与气的关系是相依不离,无先后之别,却又相分而不杂,有主有次,理制约、决定着气。从宇宙构成论看,理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意义看,“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运动。首先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接着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的运动形态。这里的一,是指统一物。其中包含着对待的两个方面,譬如阴阳两端,而阴阳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以神化无穷。这里的二,是指对待的两个方面,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所谓一分为二,就是统一物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朱熹认为动静相互对待、相互对立,并且相互统一。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同时,动极则自然静,静极则自然动,动静各自转化为自己的对待面。

  与动静有关,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变是自阴而阳,自静而动;化是自阳而阴,自动而静”。化即渐化,变即顿变。渐化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顿变。顿变是自微而著的显著的变。事物的变化是渐化与顿变的统一,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知识领域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理。物之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而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人们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在认知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由此,他探讨了认知的诸形式,如知觉、思虑等。人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便是知觉。心,从知识论意义上讲,是思维的器官。心这个思维器官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即是思。虑则是思的进一步深化。

  朱熹还探讨了知行关系。他所说的知,是知理;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知与行的关系是:

  1. “知先行后”。学、问、思、辨,知在先,笃行在后,这是“为学之次序”,不可躐等。
  2. “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其理论依据是知易行难,力行是明理之终,行是检验知的真与不真的标准。
  3. “知行互发”。知行既作“两脚说”,又作统一论,即“相须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知行相须互发,体现了辩证思维。

心性理欲论

  朱熹认为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性,在物上体现为物性。人性和物性有同有异。其同是,同得天地的理与气;其异是,人性能得形气之正和全,而物性则不能。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这一说法上接孟子,有功于圣门。“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这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于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举;“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这里,所谓天理,是指心的本然,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体现为父子、兄弟、夫妇等伦常,因此是善的。但天理有时未纯,便要除去人欲。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天理人欲”之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彻,便是“王霸”之辩。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最正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天理流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光明的,是“王道”盛世;三代以下,帝王“心术”不正,“未免去利欲之私”,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黑暗的,是“霸道”衰世。区别“王道”与“霸道”的标准,是讲仁义还是讲功利。

美学思想

  朱熹讲的美,一指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一指表现于外在形式上的精神内容。他认为声音的和谐,容貌的俊丽,具有诉诸视觉和听觉的美,但这种美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善。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这是对儒家的传统看法和张载“充内形外之谓美”的继承和发挥。

  关于乐,朱熹认为,古乐与今乐的区别在于“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乐声淡而不伤,则欲心平,不淡则欲心起;和而不淫,则人心不躁,不和则淫。古乐淡而和,今乐不淡不和。产生这种不淡不和之乐的原因,在于废礼败度及政苛民困,其结果便表现为不淡而妖淫,以至轻生败伦,贼君弃父。朱熹认为,只有“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这就是正三纲,叙九畴,万物各得其理,理而后和。这就将乐与礼联系起来了。

文学思想

  韩愈、柳宗元等人主张“文以明道”,而程颐则认为“作文害道”。朱熹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将文与道割裂开来。将文与道割裂开来的结果,必然是道外有文,文外有道,道自道,而文自文。如此道不足为道,文亦不足为文。有感于此,朱熹强调“文道合一”,认为道与文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一贯的、相融无间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两者相依而生,浑然一贯。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就是这道心的写真。所以,文之为文,就在于它源于道。文不合道,便无以为文。

  与“文道合一”相联系,朱熹亦主张“诗理合一”。作诗必须心虚理明,明理而达到善美的境界,体现这种明理的善美境界的诗,便是好诗,反之,便不成其为诗。所以学作诗的过程,也就是穷理的过程。作诗与穷理,两者紧密相联,同步同构。“诗理合一”,其宗旨是“诗教”。诗是人的思想由于感受外物而激发起灵感,而表达为言辞的。然而人之感物有邪正善恶之分,所以,诗亦有邪正之别。因为诗为心声,所以诗可以作为教化天下的重要手段。

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活动约50年,创办过很多学校,恢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朱熹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整顿伦理道德。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兴学办校,亦应以五伦为教。“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针对不同人的情况,朱熹提出因人施教。“各因其所长而教之”,是朱熹重要的教育思想。朱熹将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大学的内容是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关于教学方法,朱熹主张采取商讨式的方法,强调书要自己去读,理要自己去体;有疑问,师生可以共同商量。

影响

  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朱熹哲学思想的理论与社会价值,在历史上有一个被认识的过程。他在世时,屡遭排斥,其学术思想,曾被视为“伪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思想价值逐渐被认识。宋理宗以其学“有补治道”,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他。元王朝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国家,理学在北方得以传播。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二年(1315)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朝鲜、日本、越南的朱子学,曾一度在历史上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东南亚和欧美,朱子学亦很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