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来自中文百科专业版
跳转至: 导航搜索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去世。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宝庆三年(1227年),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朱熹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他一生致力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对创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中华经典诵读·学生必背与诵读古诗词》作者简介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卒谥“文”。论学主居敬穷理,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生平简介

朱熹 像
朱熹像。来源:《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Portraits de Chinois celebres),约绘制于清康熙(18世纪)以后,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胡、刘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罢归,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孝宗即位,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1163)被召见,复言主战。朝廷虽屡任以官职,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皆辞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为相,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屡辞不允,次年赴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1187),周成为大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为由请归。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以病力辞,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绍熙二年(1191)辞归建阳,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元年(1195),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侂胄而罢。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宝庆三年(1227),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儒、释、道诸家而建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成果,“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得历代文人推崇和历朝皇帝褒奖封号。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他一生致力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对创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年谱

  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

  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八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

  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

  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

  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主要成就

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说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1.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当形而下的事物没有产生时,形而上之理就已存在。理又是不生不灭,亘古亘今,颠扑不破的超时空的东西。“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2. 理是事物的定理。天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定理,即必然的规律。人们只能顺应事物一定的定理而行,而不能违背理。万物之理是“理一”的表现,本体理印到万物之中,于是,万物各具一理。
  3.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朱熹又把理称之为“当然之则”,亦即“道”。“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

  理具有寂然不动、“无造作”的特点,它是一个实而不有,虚而不无的东西。但却是气、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或本原。这个悬空而无形无象的理,必须有一个安顿、挂搭、附着的去处,这就是气。理借助于气这个中介而展开动静、变化。理与气合,构成万物,包括人。理存在于无物之前,有物之后,但它既不是具体之物,又不离于物,理与物不即不离。朱熹又称理为太极。太极有极至和顶端的意思,是无以复加的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因此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或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这叫作“理一分殊”。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气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与气相融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与气的关系是相依不离,无先后之别,却又相分而不杂,有主有次,理制约、决定着气。从宇宙构成论看,理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意义看,“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运动。首先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接着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的运动形态。这里的一,是指统一物。其中包含着对待的两个方面,譬如阴阳两端,而阴阳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以神化无穷。这里的二,是指对待的两个方面,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所谓一分为二,就是统一物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朱熹认为动静相互对待、相互对立,并且相互统一。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同时,动极则自然静,静极则自然动,动静各自转化为自己的对待面。

  与动静有关,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变是自阴而阳,自静而动;化是自阳而阴,自动而静”。化即渐化,变即顿变。渐化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顿变。顿变是自微而著的显著的变。事物的变化是渐化与顿变的统一,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知识领域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理。物之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而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人们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在认知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由此,他探讨了认知的诸形式,如知觉、思虑等。人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便是知觉。心,从知识论意义上讲,是思维的器官。心这个思维器官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即是思。虑则是思的进一步深化。

  朱熹还探讨了知行关系。他所说的知,是知理;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知与行的关系是:

  1. “知先行后”。学、问、思、辨,知在先,笃行在后,这是“为学之次序”,不可躐等。
  2. “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其理论依据是知易行难,力行是明理之终,行是检验知的真与不真的标准。
  3. “知行互发”。知行既作“两脚说”,又作统一论,即“相须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知行相须互发,体现了辩证思维。

心性理欲论

  朱熹认为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性,在物上体现为物性。人性和物性有同有异。其同是,同得天地的理与气;其异是,人性能得形气之正和全,而物性则不能。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这一说法上接孟子,有功于圣门。“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这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于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举;“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这里,所谓天理,是指心的本然,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体现为父子、兄弟、夫妇等伦常,因此是善的。但天理有时未纯,便要除去人欲。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天理人欲”之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彻,便是“王霸”之辩。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最正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天理流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光明的,是“王道”盛世;三代以下,帝王“心术”不正,“未免去利欲之私”,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黑暗的,是“霸道”衰世。区别“王道”与“霸道”的标准,是讲仁义还是讲功利。

美学思想

  朱熹讲的美,一指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一指表现于外在形式上的精神内容。他认为声音的和谐,容貌的俊丽,具有诉诸视觉和听觉的美,但这种美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善。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这是对儒家的传统看法和张载“充内形外之谓美”的继承和发挥。

  关于乐,朱熹认为,古乐与今乐的区别在于“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乐声淡而不伤,则欲心平,不淡则欲心起;和而不淫,则人心不躁,不和则淫。古乐淡而和,今乐不淡不和。产生这种不淡不和之乐的原因,在于废礼败度及政苛民困,其结果便表现为不淡而妖淫,以至轻生败伦,贼君弃父。朱熹认为,只有“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这就是正三纲,叙九畴,万物各得其理,理而后和。这就将乐与礼联系起来了。

文学思想

  韩愈、柳宗元等人主张“文以明道”,而程颐则认为“作文害道”。朱熹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将文与道割裂开来。将文与道割裂开来的结果,必然是道外有文,文外有道,道自道,而文自文。如此道不足为道,文亦不足为文。有感于此,朱熹强调“文道合一”,认为道与文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一贯的、相融无间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两者相依而生,浑然一贯。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就是这道心的写真。所以,文之为文,就在于它源于道。文不合道,便无以为文。

  与“文道合一”相联系,朱熹亦主张“诗理合一”。作诗必须心虚理明,明理而达到善美的境界,体现这种明理的善美境界的诗,便是好诗,反之,便不成其为诗。所以学作诗的过程,也就是穷理的过程。作诗与穷理,两者紧密相联,同步同构。“诗理合一”,其宗旨是“诗教”。诗是人的思想由于感受外物而激发起灵感,而表达为言辞的。然而人之感物有邪正善恶之分,所以,诗亦有邪正之别。因为诗为心声,所以诗可以作为教化天下的重要手段。

文学成就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其词结有《晦庵词》。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活动约50年,创办过很多学校,恢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朱熹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整顿伦理道德。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兴学办校,亦应以五伦为教。“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针对不同人的情况,朱熹提出因人施教。“各因其所长而教之”,是朱熹重要的教育思想。朱熹将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大学的内容是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关于教学方法,朱熹主张采取商讨式的方法,强调书要自己去读,理要自己去体;有疑问,师生可以共同商量。

书法

  朱熹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影响

  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朱熹哲学思想的理论与社会价值,在历史上有一个被认识的过程。他在世时,屡遭排斥,其学术思想,曾被视为“伪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思想价值逐渐被认识。宋理宗以其学“有补治道”,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他。元王朝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国家,理学在北方得以传播。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二年(1315)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朝鲜、日本、越南的朱子学,曾一度在历史上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东南亚和欧美,朱子学亦很受重视。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后世纪念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25] 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殿前大门两侧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

福建武夷山朱熹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一幅为清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还有一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大门两侧围墙上各镶嵌10块碑刻,为朱熹手书《潭州城南二十景》诗,是朱熹访问张栻于长沙岳麓书院唱和的诗作。


参考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