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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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庆澜(1874.3.11-1941.1.13),字子桥(一字子樵)、紫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父朱锦堂游幕于山东,历受聘各县主刑名,宽厚有仁声。朱庆澜5岁丧父,恭承母训,勤奋读书。14岁丧母,翌年家贫辍学。后随山东按察使兼河工督办松林奉调出关。历任典史、发审员、同知、巡防队、统领、巡警总办等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同年入陆军将校研究所,充督练公所参议。宣统元年(1909年)奉调入川,任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简授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年)川省保路运动兴起,总督赵尔丰主剿,朱庆澜竭立劝阻,周旋其间,免于难者甚众。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朱庆澜被推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离川。1912年,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总统军事顾问。1913年8月,职司黑龙江省都督府参谋官。10月,任该省护军使兼民政长。1914年6月,以陆军中将衔任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省军务兼巡按使,并督办滨黑铁路。

  1916年7月,总统黎元洪令朱庆澜出任广东省长。朱庆澜一如在黑龙江时,澄清吏治,严禁赌博,整理币制。迎孙中山回粤,以警卫营交其指挥支持护法运动。后遭地方军阀排斥,乃辞职北行。此后专注民生大计,创建华成泰和盐垦公司。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平息匪患,收俄人占地百十万亩,设广益、崇德男女两中学及俄文学校。1925年脱离政界,皈依佛法,致力于赈济事业。创办平津、关外义赈,出任豫陕甘赈灾委员会委员,晋察冀绥赈灾委员会委员,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等,以“三元钱救活一命”倡募捐,灾民受惠近百万众。还在陕西设儿童教养院、怀幼农场等。

  1929年起,陕西三年大旱,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朱得到消息,即来陕调查,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联合东北慈善团体以及华洋义赈会、佛教会组织,提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很快筹集到百万元以上捐款,购粮16万担,救济灾民约百万人。由于灾情波及邻近各省,16万担救济粮不敷分配,1930年他又亲赴东北找友人购粮。时值蒋阎冯中原大战,交通阻塞,朱押解救灾粮克服重重困难由沈阳西行。到天津时,连前清逊帝溥仪也被他的义举所感动,说:“陕甘灾情,古来少有,你提出的口号,鲜明有力,我救一千条命就是了。”于是捐出大洋3000元。粮食解决后,灾民过冬又发生困难了。朱赶赴天津,募蓝土布一万匹,运往西安,发给各地无衣者。他特别关注灾区儿童的生活和教育,曾促请冯玉祥让出兵营300余间,成立西安灾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重之扶风设立教养院,收养灾童数百名。一次,于右任回陕视察时,亲自面谢朱庆澜,说:“我们陕西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九一八”事变后,朱多方奔走,募款捐物,支援东北义勇军,支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支援在长城喜峰口坚持抗日的宋哲元部。

  1931年,长江大水灾,沿途五省成泽国。朱庆澜又就任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全力主持灾区工作,。他亲赴灾域,奔走呼号,以至积劳成疾险丧性命。“九一八”事变后朱庆澜筹建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支持上海十九路军抗日;设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为东北各抗日队伍筹集饷械药品,慰劳喜峰口大捷的将士,援助抗日同盟军,营救爱国人士等。曾于1931年2月至1932年5月任监察院委员,1931年10月至1933年4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4月任全国航空建设会委员。1935年7月起,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6年2月至1938年4月兼任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朱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把工作重心由救灾转向救难,用争取政府拨款和发动社会捐助相结合的办法,开展更大规模的济难活动。

  1938年,中国的大片国土沦入日军铁蹄之下。华北、东北的难民、灾民大量流入陕西,给陕西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压力,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救济。杜斌丞等建议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在黄龙山设立垦区,安置难民和灾民。这一建议,得到朱的全力支持。他从国内外广泛募款,并设立潼关救济总站,护送灾民、难民到黄龙山垦区落户。1939年,黄龙山垦区管理局成立,朱任局长,实行以垦代赈,共安置灾、难民5万人,垦田23万亩,还创办保育院一所,收养难童96名,附设小型纺织厂,实行半工半读。灾难民得到妥善安置,对朱无不感恩。当时有一首民谣充满对朱和在朱之前担任黄龙山垦区办事处主任的李象九的感激之情。民谣唱道:“黄龙山,是桃园,良田美景满山川。子桥象九恩情宽,灾民来黄反身安。”于此同时,西安、扶风的灾童教养院也更名为难童教养院,收容了一大批由沦陷区逃亡出来的受难儿童。

  1939年,朱将一部分黄泛区的难民运送到眉县,成立了眉扶垦区集体农庄。他制订的农庄宗旨是: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依靠,众生平等,世界大同。农庄实行集体共同劳动生产,按劳动记工取酬的分配制度,庄员的住房、燃料、蔬菜等均由农庄供给。农庄所办“庆澜小学”学生的学费和老人赡养等,也都由农庄负担。这一农庄的创办,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有人撰文称为“中国集体合作农场之胚芽”。由于管理有方,人人出力,1940年农田获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比开办之初的1939年翻了一番。

  朱在陕多年,为保护陕境的文物古迹倾注了大量心血。陕西塔寺林立,古迹遍布全省各地,但在民国年间,由于连年战祸,庙宇破坏几尽。朱十分痛心,曾发起募修,先后主持修葺的文物古迹有长安县大兴教寺,西安大慈恩寺及大雁塔、青龙寺、大兴善寺和兴平千福寺、泾阳大兴寺、岐山太平寺、扶风龙光寺等。尤其在修复扶风法门寺和寺内斜塔的过程中,他不仅多处募捐修复经费,还亲自指导修复工程。当发现塔下有井、井下有物时,即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这就是后来发掘的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地宫。1939年清明节,朱又倡导整修了白水县仓颉庙,并亲笔为庙东西偏门书联。同年还重修了黄龙山祖师庙。

  1940年秋后,朱一病不起,住进了临潼疗养院。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眉扶垦区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得到此消息,立即派人去探望。朱避而不谈自己的病情,却急切地询问农庄的收成。庄员代表汇报后,他激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并叮嘱秘书给农场拨80套棉衣,让大家吃饱穿暖好好干!翌年1月13日,朱病逝于西安。冯玉祥送挽词《哭庆澜》,词中赞曰:“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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