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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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汉语拼音:Zeng Guofan;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晚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居武,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1843年,以检讨典试四川,旋升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曾从太常寺卿唐鉴讲求义理之学。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美国购买机器。1865~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诫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江南任内,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士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湘乡派的创始者。

  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

生平

早年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乳名宽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屡试不第,年近五十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秀才)。麟书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五岁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应湘乡县试,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燕京准备来年的会试。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京师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初入仕途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讲。同年,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年底,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围剿太平军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四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将奏折怒掷于地。次年,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同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横扫湘江流域各县境,清廷震恐。适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受命后即上奏,力言绿营不堪使用,主张仿照戚继光练兵之法另建新军。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号“湘勇”(通称湘军)。

  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000多人,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极力攻击太平天国起义,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于1854年10月攻陷湖北省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旋因朝廷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兵。

  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守南昌。在江西期间,受到地方官借饷挟制,多方掣肘,郁郁不得施展。1857年3月,闻其父病逝,遂返籍治丧,要求在籍守制。时湘军反攻,控制湖北,进围九江,胡林翼请其视师。

  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清廷以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去向,先后命其增援闽、川。但曾国藩坚持去天京(太平天国都城,今江苏南京)外围屏障、断芜湖粮路的战略,分军数路进攻太平天国安徽基地。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纵兵屠杀奸淫洗劫,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直隶总督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回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金陵总督辕门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战败,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备,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两湖。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呆仗”闻名。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湘军大肆焚掠,“……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屠城之后10多年,到光绪登基时,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巧言上书“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就地处死太平军降将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维诈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捻军击毙,清朝廷令曾国藩剿捻。曾国藩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针,在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关分置四镇,驻淮军和湘军八万,将捻包围在苏、豫、皖边区。又在淮北捻军的根据地修筑墟寨,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法。但捻军突破湘军、淮军的包围,进入湖北。又突破开封、朱仙镇间的贾鲁河防线,东走山东。曾国藩被撤钦差大臣,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成为晚年的一大心病,事实上,这时湘军大部份裁撤,曾国藩只能用李鸿章的淮军,不如湘军容易差遣。各部协调不力,被张宗禹率捻军在贾鲁河一带突破,进入山东。

儒学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修身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为人处世的家书,他的部分家书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

  他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1.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5.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6.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9.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10.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11.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12. 夜不出门。

评价

  曾国藩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是名副其实的儒家。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早年讲理学;办理团练军务时讲申韩;后学老庄。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中正毛泽东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中正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云南的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如此评价曾:“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他随后说到“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刽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徐评论道“曾国藩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信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利益于这些品格”。

  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之军事家,他在家书中即自称“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湘军大将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当时金陵士大夫有隐语:“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昨夜诸侯今庶人,指“曾”为“国藩”)。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太平天国天京城破三十余年后,谭嗣同在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