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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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 像

  晋朝(公元265-420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之一,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区别于五代时的后晋,又称为司马晋。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元熙二年(420),为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政权。266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国号晋。后于280年灭统一中国,但是和平稳定的局面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晋惠帝继位后朝廷渐乱,领有军权的诸王后纷纷争权,史称八王之乱。晋朝元气大伤后,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最后西晋于316年灭亡,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晋朝宗室司马睿于建康建立东晋,领土范围在中国南方。中原的世族及平民陆续南迁,形成北方侨民和南方土著聚居的局面。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以稳定局势。皇权衰落,朝廷大权实质上主要由世族掌权,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镇心怀野心,先后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桓温专政。虽然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凭借淝水决战奠定胜局。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前秦崩解,引发了北方军事格局的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恩卢循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经济方面,东晋庄园经济的程度比西晋更重。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开发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使得后来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而他族则以被统治者而同化,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而他族则或以征服华夏族者而同化,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会,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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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晋武帝司马炎 像
  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世族(又称士族、势族、门阀)的形成源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九品中正制的诞生不仅成为维护世族政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分。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官,但二品官几乎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在拔选时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曹魏“九品官人法”起初依才能、德行与家世为标准,将士人评为九等后来演变成以家世为重。

  五胡乱华后,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称为为“侨姓”(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南方世族则称为“吴姓”。东晋时,以侨姓世族为主世族政治发展到巅峰,几乎独占政治权力。至于吴姓世族,东晋朝廷对其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然而,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

架构

  架构方面,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之官。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后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

  两晋的三公虽然无实权为荣誉职,但可为皇帝顾问,该职也用来安置权臣。当时一些权臣,大多以三公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及门下,或加领大将军、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至于监察制度,御史台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为维护皇帝威严,并非扫荡贪污。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法律

  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为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著)及《律本》(杜著)。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经济

农业

  由于兵事将休,在晋武帝时期就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姓负担。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手工业

  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商业

  平吴之后,皇室与官僚逐渐普及参与经商,并将商业活动发展到交广等边远地区。例如吴王司马晏的部下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对商业的参与有一定的规模。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他生活奢侈,甚至与王恺竞相争豪。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于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军事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文化

  在晋代,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经过民族交会,同化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汉人南下,促进了南方特别是江南的大发展。晋及南北朝时,族群大迁徙及文化交融造成南北文化分野,黄河流域由原来的中原而沦为北方,和以江南为重心的南方相对而称。当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因而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会,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融合,道教及佛教也在该时期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上流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时官学不振,而世家大族学术兴盛,尤其在南方,家学成为文化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形式。

学术思想

  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荡,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知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裴頠及郭象。裴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荡。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宗教

  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于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佛教

  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借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于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后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是否行跪礼发生争论。后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佛教在初期大致可分为道安的本无派、支憨度的心无派和支道林的即色派。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借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数位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道教

  西晋时期,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仰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后来孙恩、卢循号召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东晋时,著名道士葛玄后裔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之孙葛巢甫著《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文学

  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嵇康擅长四言诗,亦著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涛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绰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艺术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辨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

绘画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平。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书法

  晋朝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有名的碑文有《爨宝子碑》。

青瓷器

  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科技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地理学家裴秀、谢庄、历史地理家杜预;天文学家虞耸、虞喜、医学家王叔和、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西晋人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西晋人谢庄依各州地理制作木质地理模型《木方丈图》,可合并为全国地理模型。这成为中国最早制作的地理模型。喜爱春秋时期的西晋人杜预也绘制了《春秋盟会图》,纪录该时期各诸侯国的都邑、盟会的分布。

  虞耸为三国末期至西晋人物,他自盖天说与浑天说整理出《穹天论》。东晋人虞喜出身世家,博学好古。屡次受到皇帝邀请但不愿做官,被晋成帝誉称“守道清贞”。他于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发现了岁差,计算出冬至太阳的位置每50年会向西移动一度。另外,他支持宣夜说,主张天高无穷,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与浑天说与盖天说不同。

  西晋人王叔和奠定脉学理论的,他把脉象归纳为二十四种,著《脉经》十卷。他又整理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重新编为《金匮玉函经》。东晋人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葛洪先后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后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于《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后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十分实用。《肘后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