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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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书影

  《晋书》汉语拼音:Jinshu;英语:Jin Dynasty Historical Records),二十四史之一,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中国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记载了西晋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历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迹。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晋书》体例结构合理,资料采集宏富,对后世正史多有影响。

  唐修《晋书》以臧荣绪书为蓝本,兼考诸家晋史及晋人文集而成。为区别诸家晋史,书成之后称《新晋书》,玄宗开元初年整理图书时,不再用“新”字。

  唐初,有关晋朝历史的著作已有二十多种,其中以南朝齐臧荣绪所撰的《晋书》一百一十卷最为完备。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诏令重撰《晋书》,经两年半书成,由房玄龄领衔奏进。参加《晋书》修撰的前后共二十余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为总监修;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为总编纂,负责制定体例和审正定稿;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赵弘智为分工撰修。因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之手,故旧题称“御撰”。

  《晋书》今存一百三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其中载记专门记述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十六国历史(实为十四国,西凉李氏、前凉张氏入列传),较好解决了正统王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亦创新了正史体例。《晋书》十志,可补《三国志》、《后汉书》之缺漏与不足,其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尤以李淳风所修《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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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东晋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 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原来对《晋书》的评价,如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记》,都是通过对各种版本的校勘或综合其它史书的比较,来详细修订载文内容的误谬、文字表现的异同等,而对《晋书》是“据太宗意图而有意识被改修”这一重要观点,几乎都未加考虑。不仅如此,直到今天,一般的看法仍然是:它是取在它以前各类晋代史的长处、避免了短处,从而被认为是最“标准的晋代史”。

  当然,由于传存至今的完整晋代史只有《晋书》,所以在研究晋代诸问题时,不言而喻,仍然有必要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来加以采用,但是,这并非说它就是“标准的晋代史”了,而必须把“它是按李世民意图改修的”这点考虑进去,从而分析所载的真伪,这已成为当今考察晋代史实上重大的、且不可缺少的环节。

  关于《晋书》的撰人应以今本《唐会要》的记载最为可信,既共有二十一人。这些人之间做了细致明确的分工,有滨其事者,有详其条例,量加考正者,有分工撰录者,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一百三十卷的《晋书》之所以能够速成,与此有很大关系。速成的《晋书》具有以往同类史书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正是因此,该书一出,获得广泛认可,言晋史者,皆弃旧本而从新撰。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修成的《晋书》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有内容遗漏,错诀相沿,取材不当,照应不够,诠配不伦等。与《晋书》的巨大成就相比,这当然是白璧微疵,瑕不掩瑜。

修撰原因[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晋书》是唐初第三次官修的前代史,同前两次修撰相比,在修史思想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异趣,反映着封建史学在其地位巩固以后的变化。

  (1)以前所修晋史有缺陷。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晋史的人很多,纪传、编年两种体裁,都接续不断。《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二十二种,然存者或残存者仅十九种。其中,唯臧荣绪(415-488年)《晋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南齐书》卷五四《臧荣绪传》),是唐以前最完整的纪传体晋史。所谓“录”指记十六国事者。但臧荣绪《晋书》是隐士私人修撰,既无论赞评论历史功过,又没有对有晋一朝的统治方略进行系统总结,显然不能适应贞观后期统治的需要。

  (2)唐太宗为了炫耀自己。武德、贞观两次诏修前代史,都末提重修晋史,贞观二十年(646年)单独诏修晋史,唐太宗还要“御撰”,原因是魏征去世后,能够或敢于直谏的情况几乎不存在了,唐太宗对已取得的“文德武功”沾沾自喜,“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贞观政要》卷十《灾祥》),为了炫耀自己“武胜于古”、“文过于古”、“怀远胜古”,就要亲自品评晋宣、晋武两帝的历史功过,“御撰”了两纪的史论。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於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於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

编写过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唐太宗重视修史,中国自唐代开始设馆修史,《晋书》是其中的第一部。“二十五史”有六部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写成。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

  近代有吴仕鉴著《晋书斠注》,采集众说以辨异、证同、纠谬、补遗,此书在1928年由吴兴嘉业堂刊行。

特点[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一、作者的众多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体例创新 《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缺点[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晋书》的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

  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编辑体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晋书》在古代史籍中是体例比较合理并有所创新的一部史学著作。《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由于有前两次设馆修史的经验,《晋书》的修撰能“随其学术所长而援之”,集合众手之长,所以组织编排比较细密,全书体例比较严谨。

  《晋书》列传的编次得体。例如陶潜死于刘宋,为了褒奖他心不忘晋,也为他立传;桓温本有争晋的阴谋,所以他的传不列入桓彝之下,而是与王敦、桓玄同入叛逆传中。七十卷列传,共列入七百七十二人。除按时代先后编次外,还有很多合传。其中有按高门士族合为一传的,有的多达十人以上,如桓彝子孙十六人、安平王司马孚子孙十三人、王湛子孙十二人、陶侃子孙十一人,分别合为一传。这种写法反映了当时士族的强盛和时人对门第观念的重视。有的则按传主的共同特点合传,如阮籍、嵇康、向秀、刘伶等人合传,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其进也,抚俗同尘;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的特点。比如将徐广、陈寿等十二人合为一传,皇甫谧、束蜇等四人合为一传,则是因为他们都是历史学家、考古家。又比如卷五十九的八王合为一传,若以世次论,他们根本不可能合为一传,但因为他们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八王之乱”的罪魁,所以也合为一传。

  《晋书》中载记的运用是最著特色的体裁。载记是用来记叙新市、平林、公孙述等的割据势力,有些类似于《史记》的世家。《晋书》写的是统一皇朝的历史,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记载,自然贯彻着一种统一的思想。十六国都在中土,又不受晋封,势难以按照《史记》的世家那样处理,因为世家所列诸侯皆由周王室分封而承认周王室为天下共主,这样就只有援引“载记”之例,分国记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蜀、后凉、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等十四个政权。三十载记,只称“僭伪”,不强调“华夷”,正是唐太宗摒弃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偏向,实行“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的思想的直接体现。

  《晋书》本纪于司马炎之前,作司马懿《宣帝纪》、司马师《景帝纪》、司马昭《文帝纪》。此三人本无帝号,陈寿《三国志》亦末立传。干宝《晋纪》以后诸晋史,多立三帝纪。唐修《晋书》立此三纪,既承袭前史,而又对以后《金史》创《世纪》则是一种启示。

  其志虽略逊于《五代史志》,仍被有的学者誉为“极有伦类”、“本末兼明”,与《五代史志》比美“可以无憾”(《通志》卷六五《艺文略》三)。

  (1)列传多合传,以类相从,多载重要文献。《晋书》列传的编次,很是得体。例如陶潜死于宋,褒其心不忘晋,为之立传;桓温本有夺晋之谋,故其传不立于桓彝之下,而列入王敦、桓玄之间。七十卷列传,见目录者共七百七十二人,除按时代先后编次,颇多合传,以类相从。如高门士族子孙父子集合一传,卷四九阮籍、嵇康、向秀、刘伶等合传,卷五九八王合传(因他们使西晋政乱朝危),又徐广至陈寿十二人因都是史学家、考古家而合为一传。同时,多载重要文献。如卷三五《裴秀传》载《禹贡地域图序》,保存了我国最古的地图绘制方法。卷五一《束哲传》记载《汲家书》的发现和整理经过,是有关古文物的重要资料。又如卷二五《裴頠传》载《祟有论》、卷四一《刘寔传》载《崇让论》、卷四五《刘毅传》敦《论九品八损疏》、卷四六《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卷四七《博玄传》载兴学校、务农功诸疏、卷五一《皇甫谧mi传》载《笃终论》等、卷五四《陆机传》载《辨亡论》、卷五六《江统传》载《徙戎论》、卷七二《郭璞传》载《刑狱疏》、卷九四《鲁褒传》载《钱神论》,等等,提供了研究晋朝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珍贵材料。

  (2)发展了“载记”体例。《晋书》在纪、志、传之外,还大大发展了班固等在《东观汉记》中首创的“载记”这—体例,用以记割据政权。《晋书》写的是统一皇朝的历史,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记载,自然贯彻着注重统一的思想。十六国皆在中土,又不受晋封,势难以前史世家列之,乃援引“载记”之例,分国记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蜀、后凉、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等十四个政权,“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史通》卷四《题目》)。三十载记,只称“僭伪”,不强调“华夷”,正是唐太宗摒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狭隘偏见,基本实行“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民族政策的思想的直接体现。载记虽按国别记述,仍是个人列传,共七十八传。西凉武昭王李暠乃李唐政权所认为始祖之人,前凉张氏世为晋臣,虽已自立,仍奉晋正朔,故《晋书》以武昭王传入卷八七、前凉张氏传入卷八六,均不在载记之中。

  《晋书》体制方面的积极成份,同其思想内容方面的消极成份结合一起,开了一条“不求笃实”、“注重义例”的修史道路。这正是封建政治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御撰”《晋书》的史学思想[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宣扬伦理道德,突出孝道,并把孝道和忠君思想融合起来 魏晋以来,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儒家那套伦理纲常,尤其是忠君思想,作为地主阶级进行统治的思想武器,大大地被削弱了。为了维系其世家大族的地位,孝道被统治者们死死抱住不放,当成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所以,从有关南北朝的各史起,开始都有“孝义”、“孝行”或“孝友”等类传,《魏书》更于“孝感”之外增加“节义”传。到了唐朝,儒家学说中那一套天理性命、伦理纲常,逐渐趋居于正统思想的地位。在总结前王得失与进行伦理说教两者之间,《晋书》的修撰者们更多地是从后者着眼。因此,宣扬伦理纲常,用以“敦励风俗”,突出孝道,就成为修撰《晋书》的基本思想。孝道被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渗透于《晋书》,并把这种孝道扩大到忠君,使二者紧紧地融汇在一道。书中不仅立“孝友”专传,“采其遗徇,足厉浇风”,就连其它列传也刻意突出孝道。如《王祥传》大肆宣扬“祥性至孝”,如何卧冰求鱼、黄雀入幕,称这些为“孝感顾至”。书中所采的“孝悌名流”,有些被后世奉为“孝”的典型,列入“廿四孝图”,足见其影响之深。与此同时,它继《后汉书》、《魏书》、《隋书》立《列女传》以来,更立了“烈女”传。尤其需要注意,它把《魏书》中的《节义传》,《隋书》中的《诚节传》改为《忠义传》,强调“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要求做人必须是“全其孝”、“竭其忠”(《晋书》卷八九“史臣曰”),把忠与孝有意识地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切都表明,《晋书》注重的是如何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治世,通过忠、孝的紧密结合,力图使魏晋以来动摇了的忠君思想再度恢复和巩固起来。所以,《晋书》的修撰没有象贞观初那样很好地贯彻“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修史宗旨。

  (2)宣扬天命论思想,神化皇权 为了维系和神化皇权,《晋书》还注入了强烈的天命论思想。其监修房玄龄曾顺从唐太宗的旨意,明确肯定“王者,必有天命”(《魏郑公谏录》卷四《对帝王之兴有天命》)。因此书中多“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如《成恭杜皇后传》写后少有姿色,及长无齿,帝采纳之日,一夜齿尽生。《石崇传》写稻米饭在地,经宿化为螺,以为灭族之应。《干宝传》写其父婢闭墓中十余年,复苏、嫁人、生子。《郭璞传》称其好经术、博学高才,然全传无一处谈其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满篇几乎都是其占验及魔术的灵验。《阮腾传》、《良吏·邓攸传》、《刘聪载记》等史论也多宣扬鬼神怪异、因果报应。其文字“竞为绮艳”,而内容则“不求驾实”。

  《晋书》的这种变化,既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史学依附于封建政治的基本特征,又给予后世官修“正史”以消极的影响。

评价[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成就[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但是晋书过分吹捧了司马懿,贬低诸葛亮。许多司马懿的战功,陈寿编纂的《三国志》并没有记载。

  《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记载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建立的十六国政权。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特点。“载记”最早由《东观汉记》所创,但并非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

  从编辑分工合作情况看,《晋书》是官修史书中组织分工比较合理、能够发挥各家专长的一部史学著作。在《晋书》的修纂过程中,主持监修的房玄龄等人对组织分工作了比较合理的安排,因其所长,分工撰录,便于发挥个人专长,然后集合各人的专长,合成一书。这在官修史书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后代官修史书在这方面是赶不上《晋书》的。

不足[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记》、《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由于《晋书》成于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於礼志。又如地理志仅详於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于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

  从史料的角度看,《晋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叙事详尽,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史学著作。这是《晋书》的一大优点。唐代创官家修史,在图书资料的汇集和人力的组织上都要优于私家。前文在叙及《晋书》的史料来源时曾提十八家晋史及其他史著,这在《晋书》中也有反映。比如在《晋书》本纪中,追溯了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政和代魏的历史,可以弥补《三国志》的不足。在《晋书》列传中,保存的珍贵史料更多,足以反映两晋时期社会矛盾的全貌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同时,列传中多载有原始的历史文献,如《禹贡地域图序》(卷三十五)、裴顾的《崇有论》(卷三十五)、刘突的《崇让论》(卷四十一)等,对于说明晋代的社会风俗,都是极重要的文献。再比如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在《晋书》以前虽有《三十国春秋》《十六国春秋》等著作,但原著久已失传,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后人的辑本,因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不留意《晋书》三十载记。此外,唐以前虽有为数众多的晋史著作,但《晋书》取代这些著作后,大多都已失传,流传到今的全本几乎没有了,所以在保存史料方面,《晋书》无疑是有很大成就的。

作者[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

  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

  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

  拟订修史体例:敬播(注:没有流传下来)

  其他十六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另外唐太宗李世民也在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有题“御撰”。

  房玄龄(579-648年) 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房彦谦之子。

  褚遂良(596-659年) 字登善。唐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政治家,书法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坚决反对。武后即位后,遭贬斥而死。

  许敬宗(592年-672年) 字延族。杭州新城人。性轻傲,善属文,少有文名。龙朔二年(662年)任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663年),拜太子少师。卒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年八十一岁卒,谥曰恭。着《文馆词林》。

  李淳风(602-670年) 唐朝初年岐州雍(今陕西省凤翔县)人。唐朝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李淳风早年学道于天台山,通晓天文星象,最早是隋炀帝的司监官。唐初,指出《戊寅元历》的错误,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贞观十五年(641年)任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任太史令,奉诏注释《算经十书》。

  敬播 唐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令狐德棻 唐初著名史学家,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曾主编过《周书》,并负责具体指导《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编写中的协调工作。

  来济(610年~662年),字不详,扬州江都人。生于隋炀帝大业六年,卒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年五十三岁。

  陆元仕 资料不详。

  刘子翼 字小心,常州晋陵人。生年不详,卒于唐高宗永徽初。

  卢承基 资料不详。

  李义府(614-666年) 瀛州饶阳人。太宗时,以为监察御史,诏侍晋王。王为太子,除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太宗时曾受诏与他人共修《晋书》。高宗时又3次受诏监修国史。当时,和太子司仪郎来济俱以文翰见重,时称来李。著有《古今诏集》100卷、《李义府集》40卷传于世,又着《宦游记》20卷,未完成即亡。

  薛元超 唐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9岁得袭父爵,及年长,好学善于文辞,很得唐太宗的器重,参与《晋书》的修撰。唐高宗即位以后,薛元超迁转绐事中。给事中为谏官,任内他多次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受到唐高宗的称赞和采纳。不久,他又转迁中书舍人,并加授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

  上官仪(约608-664年) 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参预《晋书》的编撰工作。上官仪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仪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他又归纳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但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入朝洛堤步月》是上官体较好的代表作。而《八咏应制》则是典型的宫体诗。《全唐诗》录其诗1卷。是初唐宫廷作家,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

  崔行功 恒州井陉人,北齐巨鹿太守伯让之曾孙。自幼聪颖好学,少时表现出非凡的文才。中书郎唐俭喜欢他的文学才能,遂将女儿嫁给他。行功跟随唐俭前后征讨,军中所有檄文、奏章都出自行功之手。到高宗时,行功的官职逐步升到吏部郎中,因他长于综合上报各类春意和善于辞令,还曾兼任通事舍人。又因他能写善辩,思路敏捷,还曾兼任内供奉之职。因唐俭“款兵误国”,行功受株连被免职,贬这游安县令。后又奉诏回朝,命为司文郎中。后与怀俨受命校理四部群书,行功仍专知御集。迁兰台侍郎。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除参与四部群书、《晋书》的校理、编写工作外,还与人合作撰写了《文思博要》十二卷。著作有《崔行功集》六十卷,医学著作《崔氏纂要方》十卷、《千金秘要备极方》一卷(见《宋书.艺文志》)。

  辛丘驭 资料不详。

  刘胤之 徐州彭城人,刘帏之之孙。生卒年均不详,约隋末唐初间前后在世。少有学业,与隋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友。

  杨仁卿 资料不详。

  李延寿 唐代史学家。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撰《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文恭 资料不详。

  李安期(?-约670年) 字不详,定州安平人,李百药之子。生年不详,约卒于唐高宗咸亨初年。

  李怀俨 资料不详。

  陶渊明 陶潜,字元亮,少怀高尚,博学善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所贵。

《晋书》目录[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帝纪

  (卷一)帝纪第一·宣帝纪

  (卷二)帝纪第二·景帝文帝纪

  (卷三)帝纪第三·武帝纪

  (卷四)帝纪第四·惠帝纪

  (卷五)帝纪第五·孝怀帝孝愍帝纪

  (卷六)帝纪第六·元帝明帝纪

  (卷七)帝纪第七·成帝康帝纪

  (卷八)帝纪第八·穆帝哀帝废帝海西公纪

  (卷九)帝纪第九·简文帝孝武帝纪

  (卷十)帝纪第十·安帝恭帝纪

  (卷十一)志第一·天文志上

  (卷十二)志第二·天文志中

  (卷十三)志第三·天文志下

  (卷十四)志第四·地理志上

  (卷十五)志第五·地理志下

  (卷十六)志第六·律历志上

  (卷十七)志第七·律历志中

  (卷十八)志第八·律历志下

  (卷十九)志第九·礼志上

  (卷二十)志第十·礼志中

  (卷二十一)志第十一·礼志下

  (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乐志上

  (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乐志下

  (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职官志

  (卷二十五)志第十五·舆服志

  (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货志

  (卷二十七)志第十七·五行志上

  (卷二十八)志第十八·五行志中

  (卷二十九)志第十九·五行志下

  (卷三十)志第二十·刑法志


列传

  (卷三十一)列传第一·后妃传上

  (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后妃传下

  (卷三十三)列传第三·王祥等传

  (卷三十四)列传第四·羊祜等传

  (卷三十五)列传第五·陈骞等传

  (卷三十六)列传第六·卫瓘等传

  (卷三十七)列传第七·宗室传

  (卷三十八)列传第八·宣五王文六王传

  (卷三十九)列传第九·王沉等传

  (卷四十)列传第十·贾充等传

  (卷四十一)列传第十一·魏舒等传

  (卷四十二)列传第十二·王浑等传

  (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山涛等传

  (卷四十四)列传第十四·郑袤等传

  (卷四十五)列传第十五·刘毅等传

  (卷四十六)列传第十六·刘颂等传

  (卷四十七)列传第十七·傅玄传

  (卷四十八)列传第十八·向雄等传

  (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等传

  (卷五十)列传第二十·曹志等传

  (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皇甫谧等传

  (卷五十二)列传第二十二·郤诜等传

  (卷五十三)列传第二十三·愍怀太子传

  (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陆机等传

  (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夏侯湛等传

  (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六·江统等传

  (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七·罗宪等传

  (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八·周处等传

  (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汝南王亮等传

  (卷六十)列传第三十·解系等传

  (卷六十一)列传第三十一·周浚等传

  (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刘琨等传

  (卷六十三)列传第三十三·邵续等传

  (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四·武十三王元四王简文三子传

  (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王导传

  (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六·刘弘等传

  (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温峤等传

  (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八·顾荣等传

  (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九·刘隗等传

  (卷七十)列传第四十·应詹等传

  (卷七十一)列传第四十一·孙惠等传

  (卷七十二)列传第四十二·郭璞等传

  (卷七十三)列传第四十三·庾亮传

  (卷七十四)列传第四十四·桓彝传

  (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王湛等传

  (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六·王舒等传

  (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八·陆晔等传

  (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八·孔愉等传

  (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谢尚等传

  (卷八十)列传第五十·王羲之等传

  (卷八十一)列传第五十一·王逊等传

  (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陈寿等传

  (卷八十三)列传第五十三·顾和等传

  (卷八十四)列传第五十四·王恭等传

  (卷八十五)列传第五十五·刘毅等传

  (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张轨等传

  (卷八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凉武昭王传

  (卷八十八)列传第五十八·孝友传

  (卷八十九)列传第五十九·忠义传

  (卷九十)列传第六十·良吏传

  (卷九十一)列传第六十一·儒林传

  (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传

  (卷九十三)列传第六十三·外戚传

  (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隐逸传

  (卷九十五)列传第六十五·艺术传

  (卷九十六)列传第六十六·列女传

  (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四夷传

  (卷九十八)列传第六十八·王敦等传

  (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桓玄等传

  (卷一百)列传第七十·王弥等传

载记

  (卷一百一)载记第一·汉 刘元海载记

  (卷一百二)载记第二·前赵 刘聪载记

  (卷一百三)载记第三·前赵 刘曜载记

  (卷一百四)载记第四·后赵 石勒载记上

  (卷一百五)载记第五·后赵 石勒载记下

  (卷一百六)载记第六·后赵 石季龙载记上

  (卷一百七)载记第七·后赵 石季龙载记下

  (卷一百八)载记第八·前燕 慕容廆载记

  (卷一百九)载记第九·前燕 慕容皝载记

  (卷一百十)载记第十·前燕 慕容儁载记

  (卷一百十一)载记第十一·前燕 慕容暐载记

  (卷一百十二)载记第十二·前秦 苻洪苻健苻生载记

  (卷一百十三)载记第十三·前秦 苻坚载记上

  (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前秦 苻坚载记下

  (卷一百十五)载记第十五·前秦 苻丕苻登载记

  (卷一百十六)载记第十六·后秦 姚弋仲姚襄姚苌载记

  (卷一百十七)载记第十七·后秦 姚兴载记上

  (卷一百十八)载记第十八·后秦 姚兴载记下

  (卷一百十九)载记第十九·后秦 姚泓载记

  (卷一百二十)载记第二十·成汉 李特李流载记

  (卷一百二十一)载记第二十一·后蜀 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载记

  (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后凉 吕光吕纂吕隆载记

  (卷一百二十三)载记第二十三·后燕 慕容垂载记

  (卷一百二十四)载记第二十四·后燕 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北燕 慕容高载记

  (卷一百二十五)载记第二十五·西秦 乞伏国仁乞伏乾归乞伏炽磐载记等

  (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南凉 秃发乌孤秃发利鹿孤秃发傉檀载记

  (卷一百二十七)载记第二十七·南燕 慕容德载记

  (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第二十八·南燕 慕容超载记

  (卷一百二十九)载记第二十九·北凉 沮渠蒙逊载记

  (卷一百三十)载记第三十·夏 赫连勃勃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