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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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方言汉语拼音:Hanyu Fangyan;英语:Chinese Dialects),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与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是中国境内汉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分布区域辽阔。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如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与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汉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但方言的分歧还是明显地存在,这在后来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一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根据古书记载,在以前的上古时代,汉语方言除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以外,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逐渐形成。《汉书·地理志》注说:“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及《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一致。在汉人与汉人、汉人与异族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地形成吴、粤、湘等方言。《吕氏春秋·贵直篇》引伍子胥的话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这表明当时北方话的齐语跟南方话的吴语差别已经很大,而吴语、越(粤)语之间的差别还很小。扬雄《方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有时也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嶷”,今天湖南境内的湘方言,或许在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并从属于楚语这个南方大方言之内。以后,汉人逐渐南下进入南粤(今广东、广西等地),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与北方汉语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杂居而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融合,逐渐形成了粤方言。

  以后的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地区,汉语和异族语发生了融合,引起汉语面貌的重大变化;在南方地区,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汉语带到江南,与当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的混杂局面。社会的变动、人民的迁移、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会推动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动时期更为明显。客家方言闽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都与中古以后发生的人口大规模集体迁移密切相关。今天的闽方言地区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汉人移居,但人数尚少。中原汉人大规模南移入闽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此后汉人进一步成了福建境内居民的主体,他们带来的当时河南中州一带的中原汉语,与当地原有汉人所说的汉语乃至异族人所说的语言发生接触,逐渐地形成了闽方言。赣方言的历史形成,目前还难以得出准确的论断。江西在春秋时代位于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在汉代则介于荆州、扬州之间。据此推测,这一片土地上的居民当时所使用的汉语,很有可能包括在吴语和楚语的范围之内,或者与吴语和楚语有很密切的关系。魏晋以后,中原汉人几次大规模南移,江西为必经之地,当地原有的汉语方言跟被带进的北方方言互相影响、渗透和吸收,形成既不同于吴、粤方言,又不同于北方方言的赣语。

  汉语方言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不间断的、渐变性的。现代汉语方言较之古代汉语方言,面貌已大不一样,如同现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有别于古代汉语共同语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语言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汉语方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向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靠拢,普通话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规范形式必将逐步取代各地的方言。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汉语方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构成了不同的方言区属。

汉语方言分区的层次[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方言分区是不同语言的划分,有别于地理上、行政上的分区。不同方言可以同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同一方言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中。根据亲、疏的程度把不同的方言划归不同的层次: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最高的一个层次通常称为方言区,例如官话方言区、吴方言区、粤方言区等;同一个方言区中的方言又可作第2层次的区分,通常称为方言片或次方言,例如闽方言区的方言又可以分闽南方言片、闽东方言片、闽北方言片等;方言片下面还可以有第3、第4层次的划分,第3层次称小片,第4层次称点。官话方言地域分布特别广,使用人口特别多,《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它作为一个“方言大区”来划分,所以多了一个层次。

汉语方言分区的依据[编辑 | 编辑源代码]

  语言特征是方言分区最主要的依据。一种方言有别于其他方言,首先从语言差别中表现出来,而在这个方言内部,与之同属一个方言区(片、小片)的,必然又都明显地存在着一致性。方言间的一致性因素是体现某个方言的基本特征,也是分别方言区属的重要依据。

  在选取语音特征区分方言时,除声、韵、调三方面的特征外,还要注意某些整体性的特征。例如音节结构上的特征,什么样的声母能和什么样的韵母拼合,各地方言很不一样。又如口语音和读书音在某些方言中异读现象很丰富,文读和白读几乎形成双轨的局面。再如连续时声母、韵母、声调会产生变化。这些都可以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划分方言除考虑语音方面的依据外,还要同时考虑词汇、语法方面的因素,只要具有典型性,能够对方言的划分产生积极效果的,都可以加以利用。

从七大方言区到十大方言区[编辑 | 编辑源代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最流行的是汉语“八大方言”说,即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南方言区和闽北方言区。后来方言工作者根据日益增多的汉语方言调查结果,感到八大方言中的闽南、闽北两区宜合并为一个方言区,再在第2层次中区分若干个次方言或方言片,其余六区仍然照旧,于是形成了现代汉语“七大方言”说。这七大方言是: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随着方言资料的不断积累和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方言分区近年来又有了新调整。李荣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划分为10个独立的方言区,即除上述“七大方言”外,还增加了晋语徽语平语。这在汉语方言分区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现代汉语方言的特点和差异[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汉语方言中差异较大,情况较复杂的地区多集中在长江以南各省,特别是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皖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汉语方言的一致性比南方方言大得多。

语音特点[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官话方言的音系比较简单,反映了汉语语音从繁向简的发展趋势;南方各大方言音系比较复杂,更多地保存了古代语音的因素。就声、韵、调三部分来说,官话方言的韵母和声调要比闽、粤、吴、客家诸方言简单得多,唯有声母方面,南、北方言各有繁简,官话方言并不从简。某些整体性的语音现象,例如音变现象、异读现象等,南方各方言大都比北方方言复杂一些。声母方面:北方方言声母分类较细,南方方言声母分类较粗。官话方言中的北京、西安、济南等地声母都在20个以上,而南方六大方言中,除了吴方言和“老湘语”以外,闽、粤、客家、湘、赣等方言声母一般都不到20个。闽方言素以语音复杂难懂著称,而声母系统却大都是所谓十五音,即15个声母,如厦门和福州。韵母方面:官话方言的韵母比南方各方言的韵母简单得多。官话方言区各地一般都只有30多个韵母,如北京、济南、西安、沈阳、成都等地,只有江淮官话韵母超过40个(扬州47个,合肥41个)。官话以外的方言中,吴方言、湘方言的韵母数目比较少(长沙38个,上海43个,苏州49个,其余客家、赣、粤、闽等方言区各地方言韵母都在50个以上);韵母特别多的,如闽方言潮汕话、泉州话都有70多个,比官话方言韵母数多一倍左右。各方言韵母繁简如此悬殊,主要体现在韵母中韵尾的保留和消失上。南方各方言较多保留古音中的系列韵尾,特别是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而官话方言则保留韵尾比较少。声调方面:南方方言调类多,北方方言调类少。官话方言和晋语一般以4个声调为多,少数3个或5个以上。长江以南只有属于官话系统的西南官话仍保持4个声调,其余各方言的声调都在5个以上,湘方言和徽语5~6个,吴方言一般7~8个(只有上海是5个),客家方言、赣方言都是6个,闽方言7~8个,粤方言和平话8~10个(个别地方少于8个)。声调数目的多少是反映方言语音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声调中有没有保留古音中的入声调类,又是南方各大方言和官话方言的重大差别。粤方言和平话的调类是汉语方言中最多的,它们的入声有3~4个调类。

词汇特点[编辑 | 编辑源代码]

  主要表现为:

  1. 源流差异。有的方言较多地继承了古代汉语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别的方言已不用或少用,形成了某一方言的词汇特色,南方闽、粤、吴等方言都有不少这类词语。例如粤方言常用的“睇”(看)、“企”(站)、“行”(走)、“着”(穿)、“饮茶”(喝茶)等,闽方言常用的“目”(眼睛)、“箸”(筷子)、“索”(绳子)等,这些都是“自古有之”的古语词,应该说是同源异流。此外,异源的差异也显示出方言词汇的特色,粤方言较多借入英语语词,闽方言借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语词。例如“手杖”一词,粤方言称“士的”,闽方言称“洞葛”。北方、东北一带则借入了一些俄语、满语的语词。
  2. 造词差异。同样的概念,汉语各方言往往采用不同的语素,从不同的角度命名,从而形成了一些词形有别、含义相同或相近的方言词。例如粤方言把“手套”称“手袜”,湖北有的地方称“手笼子”,从不同的角度选用语素。由于着眼点不同而产生的这一类同义异形词是南北方言词汇差异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3. 构词差异。汉语方言利用共同语的语素构词,但在具体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闽、客家方言把“客人”称“人客”,闽、客家、吴方言把“热闹”说成“闹热”,把“拖鞋”说成“鞋拖”(闽),都是把共同的语素颠倒的结果。附加成分的有无和不同,也形成不同的词汇特点,如北方方言多用“子”结尾,南方方言常用“阿”开头(表示人),等等。
  4. 词义差异。词形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灵活性。不同方言的同一词形在词义上常有所不同,有的甚至与原来的词义几乎失去联系。这类因词义转化而形成的方言词汇差别,最常见的是词义的扩大和缩小。例如闽、粤、客家方言的“肥”和“胖”都称“肥”,指人的“胖”和指动物的“肥”没有区别;又如“水”在粤方言、客家方言都兼指“雨”,“下雨”称“落水”;“蚊子”在长沙话中兼指“苍蝇”。这些都是南方方言词义广、北方方言词义狭的例子。也有南方词义狭、北方词义广的现象,例如官话的“面”,普遍用来兼指面粉和杂粮的制成品,如“小米面”、“棒子面”,儿化后还可以指碾成粉末的东西,如“胡椒面儿”,而在吴、粤、闽、客家等方言中,“面”却用来单指“面条”。词义转化以至所指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方言中也时有所见,如“冤家”指“吵架”(闽)、“地”指“坟墓”(客家)、“客气”指“漂亮”(赣),等等。总之,南方方言中闽、粤两大方言在词汇方面与官话方言系统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最大,据粗略的统计,在日常生活用词中,闽、粤方言与共同语不同的,总数约30%。

语法特点[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汉语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异性要小一些,主要表现在:

  1. 实词的形态变化。实词中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即语法学上所谓构形法的手段,在方言中有不少独特的表现。就重叠而言,闽方言莆田话单音名词有的可以重叠,重叠后作谓语用,例如“目珠柴柴”(眼神呆滞);陕西话单音名词重叠后又可用作定语,如“盒盒粉”(用盒子装的粉);单音动词重叠表示动作概遍性的意义是闽南方言的特色,如厦门话“出出去”(全部出去)、“收收起来”(全部收起来)。形容词在各地方言中都可重叠,但形式各异,吴方言有前加成分重叠(AAB)、后加成分重叠(ABB)、双音形容词重叠(ABAB、AABB)、嵌词重叠(A头AB、A里AB、A透A透)等多种重叠方式。普通话和多数方言里的单音形容词只重叠一次,如“红红”、“白白”,而闽方言的单音词却可以重叠多次,并且一次比一次表示的程度更高,如“红–红红–红红红”,必要时甚至可以重叠至5次之多。
  2. 虚词的不同用法。虚词的运用是汉语语法的特点。汉语方言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特色。如助词,表领属关系的结构助词“的”在官话方言中大体上都以舌音[t]开头,而在南方各方言中,大体上都以[k、g]等舌根音开头。
  3. 语序的特点。各地方言的语序与普通话差别不大,一些最基本的结构,如主语–述语–宾语、定语和状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的格式,各地方言的语序大都相同。可是,大同中仍有小异。如状语的位置,粤方言有一些常用的词作状语时经常后置,例如:“你去先”(你先去),“食多”(多吃一点儿)等。补语的位置在方言中也有特别的现象,例如“我打不过他”在粤方言中既可说成“我打唔过佢”,也可以说成“我打佢唔过”;吴方言的绍兴话有“打伊败”(打败他)的说法。
  4. 句式的不同结构。如被动句:不少方言由于没有专用介词“被”,大多采用表示“给予”意义的动词来兼表被动,如广州话的“畀”、厦门话的“互”、梅州话的“分”、上海话的“拨”等,如广州话“佢畀狗咬亲”(他被狗咬了),厦门话“伊互人拍一下”(他被人打了一下)。被动句的结构有些方言也与众不同,如青海话用“给”表示被动,置于动词之后,如“他的书看给了”(他的书被人看了)。普通话被动句中的“被”字后面不一定要引出主动者来,而在南方一些方言里,却非把主动者引出不可,例如“茶杯被打破了”,上海话说:“茶杯拨伊(或某人)打破了”,“伊”是不能少的。此外,有的方言还存在一些特殊句型。如闽方言中有一些用“有”、“无”带上动词(或动词结构)、形容词组成的句子,在其他方言中就很少见。

汉语方言的研究[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汉语方言的研究源远流长。先秦古籍中已有方言著录。汉语言文字从先秦发展至汉代有了重大变化。人们阅读古籍已有许多困难。为了适应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需要,汉代便兴起了以诠释词语为主要内容的训诂学。扬雄《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

  从汉末创制反切以后,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发展训诂学的同时,又渐渐地兴起了音韵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许多韵书,如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等,它们大都是“各有土风”的方言同音字表。隋唐宋时代,中国社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加上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实行,反映在语言文字上,对共同语规范的要求十分迫切,着重中原正音、排斥方言土语,因此继隋代陆法言编撰《切韵》之后,又有《唐韵》、《广韵》、《集韵》一系列韵书出现。但它们与口语相距日远,渐渐失去了规范语音的作用。14世纪初期,出现了元末周德清以反映北方口语语音的北曲为依据而编成的《中原音韵》,并以它为先导,以后产生了一系列北音系统的韵书,如兰茂《韵略易通》、毕拱宸《韵略汇通》等。这一类北音韵书对研究某些方音的历史演变、对研究当地方音与其他官话方言音系的关系等都有一定的作用。除韵书以外,某些字书和笔记杂谈类的著作也有方音材料的著录,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张位的《问奇集》等书中都谈到各地的一些方音。从魏晋迄于元明时期,方言词汇的研究专著很少,零星的材料大多散见于笔记、杂谈之类的著作之中,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胡应麟的《庄岳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等书中都有方言俗语的记载,但其规模和成就远不及扬雄的《方言》。东晋的郭璞继承了扬雄重视活的方言词汇的传统,为扬雄《方言》作了第一个注本。他以晋代方言与扬雄所记的汉代方言相比较,指明某些汉代方言词语保存在某地、转移到何处或已发展为通语,因而《方言注》保存了汉晋时期语言流变的不少材料。

  清代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鼎盛时期,汉语方言的研究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开展,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

  1. 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其中有的以比较通行的一般性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辑录和考证对象,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鳣的《恒言广证》、翟灏的《通俗编》等;有的以某个地点方言或区域方言的方言俗语作为调查考证的对象,如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李实的《蜀语》、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范寅的《越谚》、杨恭恒的《客话本字》等。
  2. 撰写了多种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等,这类著作大都引经据典,就古文献资料探求古方言词语。
  3. 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等,这类著作有助于研读《方言》。在清儒研究方言词汇的著作中,章太炎的《新方言》取得了突出成就。它发扬了扬雄《方言》重视活的方言词语、不受文字束缚等优点,吸取了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音、义结合的原则,能从语音的关联上证明词义之间的联系,探求词的渊源,依据古今音变的条例来考释词源而不受文字的束缚,并且能以今天的方言事实来加以证明。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汉语方言研究进入了现代时期。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它要求全面地调查研究活的方言口语,使用音标和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记录方言事实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和结构系统。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并发表了宣言书。规定了方言调查会的任务,制订了一套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记录方言的字母,并且标注了14种方音作为实例。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了对吴语的调查。随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倡导和组织下进行过多次规模较大的调查:1928~1940年先后调查了徽州方言、湖南方言、湖北方言、云南方言和四川方言。这些调查取得了丰富的方言材料。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吴方言综合性的调查报告和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影响很大。20世纪20~40年代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一般都比较注重语音的细致描写和分析,兼顾古今音韵的对比,审音比较严格,考证古音也下过很深的功夫。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汉语方言学已从过去传统语文学的附庸地位发展成为现代语言学领域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这3项语文政策的贯彻执行,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受到了重视,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为:

  1. 方言普查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全国除西藏外共有县、市2,298个,已普查汉语方言1,849个点(以1县、市为1个调查点),编写调查报告近1,200份,各省市随后为操不同方言的人编出了300多种学习普通话手册,其中已出版的有72种,还编写出方言概况一类综合性调查报告18种,其中有的已经正式出版。
  2. 出版了一批研究现代汉语方言、指导方言调查的专著和工具书,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1955)、《汉语方言调查简表》(1956)、《方言词汇调查手册》(1956),李荣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昌黎县志编委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昌黎方言志》(1960),袁家骅等的《汉语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音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周祖谟校笺、吴晓铃编制通检的《方言校笺及通检》等。与此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方言学理论的书。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方言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出版了方言研究领域内第一份专业杂志《方言》季刊;1981年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有的省市相继成立了研究汉语方言的学术团体,有的大学成立了汉语方言研究室;出版数量更多、学术质量更高的汉语方言专著。反映、吸收众多研究成果的大型工具书《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等的出版,更是汉语方言研究发展繁荣的象征和标志。

  此外,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台湾、澳门、香港以及日、美等国的学者也先后撰写、出版了不少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为汉语方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