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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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又名运策,安徽寿县瓦埠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祖辈世世代代以农为业。父亲方椿良,为人慷慨仗义,好结交穷朋友,年青时在城关六合染坊帮工,后回家乡开设油坊,经营小本生意。母亲孙氏,生子三人,振武排行老二;长兄运震早殁,其弟振廷。继母金氏,亦生二男(运鉴、运朋)、二女。

  少年时代,方振武家境艰难,无钱上学读书。十三岁开始在瓦埠街上卖凉水。辛亥革命前夕,到广东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不久,他受同盟会委派回到安庆,同徐锡麟等在安庆积极发动革命。1906年7月6日,徐锡麟枪杀巡抚恩铭于警校礼堂,并发动武装暴动,但因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徐锡麟不幸被俘受害,方振武亦被抓进监狱。后来经各界人士多方营救,用钱买通狱卒,方振武才得以逃出。

  武昌起义爆发后,方振武投入革命军,参加了南京战役。接着,他随军北上,攻打徐州。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讨袁运动。1913年7月,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方振武这时在黄兴麾下任辎重兵营长。方作战英勇,曾亲率一营兵力,抗拒袁军数千,激战七昼夜,身中数弹。讨袁军战事不利,7月下旬,南昌、南京相继失陷。在这种情况下,黄兴认为讨袁败局已定,他和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方振武虽讨袁坚决,但身为营长,兵力有限,对扭转局势无能为力,也只好逃亡日本。方在日本进了国民党在日本的机关浩然学校。毕业后回国,到广州投入海军陆战队,担任营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总统。这年秋天,孙中山亲自带兵北伐,方振武任北伐军大队长。次年,方振武率兵独进安徽,继续北伐。但正当他与皖军张文生激战之际,陈炯明在广东发动武装叛乱,北伐失败。于是,方振武被迫率部退回浙江,遣散军队,只身逃往上海。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了,方振武经上海到浙江,充任卢永祥部别动司令。卢永祥兵败后,方振武再次回到上海。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班师回京,捣毁曹吴政权,直系军阀一败涂地。冯、奉两军进入天津后,争先恐后地收编吴佩孚的败兵,张宗昌以山东人为号召,收编人数最多,实力迅速增长起来。这时卢永祥从日本回到天津,同奉军勾结起来。方振武经卢介绍,充任奉军第一军张宗昌部先遣第二梯队司令。1924年冬,方振武随张宗昌南下渡江,沿京沪线进攻燮元军,直抵上海。在这次南下战斗中,方振武壮大了自己兵力,成为张宗昌军阀阵营里的一员大将。不久,他被任为第二十四师师长兼兖州镇守使。

  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方振武毅然于12月20日在肥城举事,率部连夜开拔,渡汶河,经汶上、梁山、郓城,辗转到曹州,向河北、河南边界挺进。到曹州后,方振武集合全军讲话,宣布脱离张宗昌,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式改为国民第五军,方就任军长。这期间方振武曾以“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为题,让每个军官作一篇文章,对这次倒戈提出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

  1926年3月,冯玉祥被迫去苏考察。这时国民军群龙无首,面临瓦解。1926年秋,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召集旧部在五原誓师北伐。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任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接着,国民军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方振武、刘伯坚等11人当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五原誓师后不久,吴佩孚派刘镇华进攻陕西,西安被围,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等部危在旦夕,亟盼援救。国民军派孙良诚率部驰援,但兵到咸阳以东的三桥附近,就被刘镇华部围困住,情势很危急。冯玉祥接到报告后,命令方振武率国民第五军火速赴救。方部由五原出发,经宁夏、固原、平凉、分阝州、乾州,日夜兼程赶赴咸阳,于猴儿寨大败刘镇华部,解了孙良诚之围。猴儿寨战役之后,方振武率部以灞桥为目标,向西安的北部包抄。刘镇华眼看他的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急忙撤军,狼狈东逃。被围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军民终于得以解围。

  方振武因不是冯玉祥嫡系,终难得到冯的信任。西安解围后,方振武率部继续东进。当时方部给养不足,弹药得不到补充,向总部求援,冯玉祥却置之不理。因此,方振武便下决心脱离冯玉祥领导。1927年4月,国民军东出潼关时,方部被改编为第九方面军,方即乘机向南阳、荆襄开发,意在另寻出路。方振武与冯部孙良诚时相龃龉,矛盾日益激化。蒋介石利用方与孙之间矛盾,千方百计将方振武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蒋将方部改编为第十一路军,方振武任总指挥。这时,方的势力发展很快,全盛时曾达五万余人。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誓师,进行所谓“二次北伐”。方振武奉令改编为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任军团总指挥,率部由湖北襄阳出发,沿京汉线到达郑州,不久进入山东。四月下旬,方部奉命继续北进,在汶上、肥城一带不断与孙传芳展开小规模激战。28日方部乘胜夺取万德、张夏一线,与津浦路正面的一军团刘峙部会师,对济南发起总进攻。5月1日拂晓,方振武首先带兵攻入济南。方振武在这场军阀混战中,以卓越“战功”被任命为济南卫戌司令。不久,方振武奉命继续“北伐”。进入北平后,方部驻防通县、怀柔、密云、古北口一带。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为扩大自己势力,并吞其他集团军,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编遣会议。会后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被取消,方振武改任第四十五师师长,兵权大为削弱,蒋介石这种排除异己,独裁专制的行为,引起了方振武的不满,他对自己不断受到蒋的摆弄,心中愤郁不平。蒋介石这时对方振武也已有芥蒂,认为方不是自己的亲信,在“指挥”上往往不怎么顺手,更担心方振武倒戈,再回到冯玉祥那里。1929年春,蒋介石以方振武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为名,把方的队伍由北平南调。方振武奉命开拔,但当方的先头部队开到黄河北岸,正派人联络接收济南时,蒋介石又发来了第二个电令,叫方振武与原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对调。这是因为蒋介石感到山东与河南接壤,仍未脱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的势力范围,所以又改变了原来的主张,把他调到安徽。方振武接到蒋的第二个电令,知道这是蒋介石调虎离山之计,但此时他已无可奈何了。至此,方与蒋之间的矛盾有了进一步发展。

  方振武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很想做出一番成绩,为老百姓干一点“好事”。为此,他制定了许多治皖措施,很想除弊兴利,为人民造点“福”。但是,他的治皖措施,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也遭到地方封建官僚势力的竭力反对。这些人造出种种谣言,说方振武对蒋介石三心二意,想在安徽搞“独立王国”。这股风吹到蒋介石耳朵里,蒋便决心撤掉方振武的职务。9月25日,蒋介石电召方振武到南京开会。方接到蒋的通知后,知道蒋要对自己下手了。他一方面派人到南京打听消息,一方面在安庆报上发表谈话,表示“打算暂时不去南京”。后方振武派到南京探听消息的孙光谱发来密电(孙是方的表兄弟,少将政治部主任)说:“见过戴季陶,戴劝方即来南京,以息外间谣言”,并说“戴以生命担保安全”。于是,方振武乘安丰兵舰东下,经大通、芜湖赴宁。不料方到达南京的当天,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并立即下令免去方的安徽省政府主席职务。

  1930年12月7日,安徽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因公到南京,顺道会晤方振武。数日后,石友三倒戈反蒋。蒋介石认定方振武是石的同谋。他本来就想杀害方,但始终没有找到有力借口,这次石友三倒戈,蒋认为有了确凿“证据”,便决心拿方开刀。后经戴季陶等人说情,方振武才免于受害,但却被蒋介石投入了陆军监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将胡汉民居正李济深、方振武等释放出来。

  1932年上海抗战时,他变卖全部家产,用作抗战经费。接着,他到山西,与吉鸿昌取得联系,起兵晋南,率领驻在介休、孝义地区的所部两个师,成立抗日救国军,并出任总指挥,北上抗日。蒋介石对方振武的义举异常恐惧,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拦,又指令交通部门不拨车皮给方振武运送兵员,逼令方部在邯郸候命。方振武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全军步行到定县。何应钦又派员前往定县,强令方振武就地将部队改编成两个旅。方振武严辞拒绝了何的无理要求,继续率部开进徐水、满城地区。何应钦急忙调集七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方振武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将何应钦派去堵截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1933年5月10日,方振武发出通电,坚决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耿耿愚忱,可质天日。”是年五月底,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冯任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冯、吉通电就职后,方振武当即通电响应,再申驰赴前线杀敌的决心:“振武不敏,实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修我刀剑,歼彼凶残,胜则为少康之一旅;败则为田横之五百。”这时,蒋介石在强力堵截的企图未能实现,收买分化的阴谋又未得逞的情况下,加上全国舆论的压力,只得允许方振武率部通过河南省境,开往察北。但是,对方部行军路线,却限令迂回历史上著名险恶之地,如乌凤洞、倒马关等处。这些地方道路崎岖,人马难行,粮械运转尤其艰难。但方振武抗日心切,毅然亲率全军,昼夜赶行。行军速度有时一昼夜竟达二百余里。这样终于在五月底抵达察哈尔的宣化地区。

  到达宣化地区以后,方部根据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的命令就地编成两个军,方振武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司令。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由原来的几千人迅速扩大到十来万人。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军将领六十一人参加了会议,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九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开了五天时间,通过了一系列抗日决议,确定了抗日救亡的方针和路线。这次大会还选出了军事委员会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九人。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佟麟阁等十一人当选为军委会的常务委员。

  8月14日,冯玉祥在内外压力下,自动辞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张家口一带抗日形势出现了暂时逆转,方振武、吉鸿昌等坚持抗战的少数爱国将领,这时也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冯玉祥走后,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他和吉鸿昌继续领导抗日军队坚持抗日。不久,他们根据中国共产党前线委员会的建议,作出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民众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蒋军”。蒋介石亦调集部队,勾结日、伪军,对“抗日讨蒋军”实行围剿。1933年10月中旬,吉鸿昌部主力在顺义牛栏山地区陷入日、伪、蒋军的重围,处境极端困难。吉鸿昌不忍抗日官兵遭受无谓牺牲,10月10日,应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商震,及北平慈善团体代表的邀请,吉鸿昌和方振武亲往第三十二军驻地,同商震等进行谈判。吉、方两位将军一到商震的驻地——顺义附近的马家营时,就被关押起来。何应钦命令商震立即把方、吉二人押解北平审问。方、吉在押解途中,想方设法逃出了虎口。当方振武逃出后,跑到一位姓张的农民家里。张大爷听说他是参加抗日的方振武,立即把他藏到山芋窖里,躲过特务搜查。方当夜化装出走,到了天津。蒋介石得知方振武、吉鸿昌逃走的消息,非常恼火,下令通缉以方振武、吉鸿昌为首的一百七十余名抗日将领和知名人士。方振武对此义愤填膺,他说:“我们抗日,今天竟成了‘罪人’,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

  蒋介石派特务到处搜捕方振武等人,方振武不敢久居天津,旋即由天津化装乘意大利皇后号轮逃亡香港,接着流亡英国伦敦、意大利威尼斯。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作出各党各派共赴国难的决定,并撤销了一些通缉令,方振武等因此也有了行动上的自由。当方振武在海外听到国内团结抗日消息时,颇为振奋,立即由意大利威尼斯起程,经香港回到桂林,然后乘兵舰到达南京。后来蒋介石任命方振武作“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这个任命弄得方振武哭笑不得。他在接到委任状后,苦笑着说:“蒋先生要把我姓方的关进画眉笼子里边去啊!”南京沦陷的前一天,方振武偕同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由南京乘招商局的江新轮去汉口。这时方振武眼看国事日蹙,而自己却一筹莫展,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后又随李济深到重庆,也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方振武到了桂林,办起了农场,收容了一批安徽籍难民和流亡学生,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并通过华侨捐款,购置枪支子弹,准备再度奔赴抗日疆场。此事很快又被蒋介石知道,蒋派特务对方进行监视,于是方振武只好迁居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香港形势也随之紧张起来,英国人要求重庆当局迅速派知兵大员协同英国皇家军队保卫香港,当时避居香港、九龙的一部分爱国人士和华侨互相商议,打算请方振武出来领导港、九同胞武装抗日,但此事后因多种原因终未实现。港、九被日本占领后,方振武即去九龙边界乡间一位老朋友的家里暂避。不久,方振武决心回国参加抗日工作,但刚入广东省境,就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忠义救国军”杀害,时年56岁。

  方振武一生光明磊落,为官清廉。在他为官从政和做高级军事将领时,并未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鱼肉乡民,谋求私利。他老家寿县有他的继母和同父异母兄弟,他也没有给他们买田置地;祖上留下的三亩多田地,一直到土改时都“原封未动”。他不准自己亲属在家乡凭借自己权势去欺压别人,他的继母和兄弟解放前一直过着清贫生活。建国后,在他的家乡——瓦埠镇为他修复了故居,建了陵园,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