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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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明弘治十七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文心雕龙》汉语拼音:Wenxin Diɑolonɡ;英语:Dragon 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年至二年(501~502)间。刘勰年轻时曾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祐,相处十余年。其间深研佛理,同时饱览经史百家之书和文学作品,“深得文理”。经五六年努力写成《文心雕龙》。除此作外,尚有《灭惑论》(《弘明集》卷八)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两篇保存下来。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编,各25篇。全书包括4个重要方面。上编,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纲领。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之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编,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编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4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思想。它认为先天地而生的“道”,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最终依据,“圣人”的著述就是根据“道心”创制而成的,是后世一切著作的最高典范,是理应遵循的唯一模式。这样就使其著作蒙上了一层经学色彩,并带来了许多理论上的局限。但在论述具体文学现象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说教,对文学的特点、规律和创作、批评等都提出了许多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文学史观上,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通变》篇中,他提出了“通变”说。“通”就是继承,通晓已往的“故实”,这样才会“通则不乏”。同时又提倡大胆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并认为要创新就必须继承,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获得长足健康的发展。

  《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对之作了更为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它既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之美,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存在,又十分重视创作主体即作家的先天禀性、气质、才能,以及后天的学习修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渗透和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着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而长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镕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全书涉及“情”的近40篇。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关于“风骨”的见解,历来歧义颇多,就其大要来看,“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但他又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形象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关于艺术想象及形象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文心雕龙》中的《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文人相轻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细致、中肯、精辟。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受“宗经”、“征圣”的消极影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小说竟然不置一辞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体系严整、富于卓识的专著。它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并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重视。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研究著作有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翻译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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