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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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

  文化大革命汉语拼音:Wenhua Da Geming;英语: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年中国进行的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起因[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由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对中国的阶级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状况等方面的错误判断,毛泽东从防止“和平演变”的目标出发,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集中地反映在《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历史证明,这些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过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966年5月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为前期。这一时期,经历了全面发动、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及“斗、批、改”运动、建立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等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机构普遍受到严重冲击而瘫痪,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和对他们的信用,把持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结成两个野心家集团,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和大批冤假错案。

  毛泽东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使“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迅速扩大,难以纠正;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形势进一步恶化失控。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进行了极为艰难的努力,尽量减小这场灾难的损失,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建设。运动之初,人民群众中有相当多的人响应号召参与或是被卷进其中,随着动乱的扩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产生了怀疑。

后期[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969年4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后期。经历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1975年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等阶段。这一时期,运动基本上结束了前期的大规模无政府主义造反形式,但并没有像毛泽东预想的那样走向“天下大治”,而是继续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也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毛泽东一方面领导取得了对林彪集团的斗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不允许纠正其根本性错误。因此,江青集团的力量继续得到加强,形成了“四人帮”;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也逐步壮大。围绕坚持还是抵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斗争向纵深继续进行。最终,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周恩来、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奠定了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华国锋叶剑英等在毛泽东逝世后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结束了这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评价[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文化大革命”使全国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难以数计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严重地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誉,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人民的思想和道德伦理陷于混乱。“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事业被摧残,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距离。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正是这种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外关系也获得了新的突破,最终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这场严重的错误运动。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