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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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 像 清殿藏本

  房玄龄汉语拼音:Fang Xuanling;英语:Fang Xuanling;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房彦谦之子。唐朝初年名相,因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有“房谋杜断”之称。《新唐书》本传对房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房玄龄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637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648年8月18日),房玄龄病逝,谥文昭。

  唐高宗永徽三年,玄龄次子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玄龄嗣子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

简介

  房玄龄(579-648年),名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唐初著名政治家。太宗贞观年间十八学士之一,任宰相,为唐初“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

  玄龄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年18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他不仅博学多才,且自幼便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早在隋王朝尚在兴旺时期,就预见到隋灭亡的命运。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毅然脱离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旧唐书》本传,下引同),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一见到他,就像见到老相识一样,立即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并以他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每次战役胜利以后,将领们都争抢珍玩宝物,唯独房玄龄只考虑怎样为秦府收揽文武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最后成为股肱之臣的。此外,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和亡隋的图籍文书,以备将来治国之用,这些都表现出房玄龄过人的谋略与远见。

  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掌管文书的官),封临淄侯。随着国家的逐渐安定,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身为李渊次子的李世民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这使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产生了极大的疑忌,认为李世民会威胁他的地位,便与齐王李元吉(世民四弟)联合,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这样太子与秦王的直接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谋士的角色。当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即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此事,建议李世民“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宗社”,意即让李世民效法周公锄掉管、蔡来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可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这个想法与长孙无忌乃至李世民本人都一拍即合。房、长孙和杜如晦等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

  太子李建成意识到房玄龄、杜如晦等是李世民的主要谋士,便在李渊面前竭力诽谤房、杜二人,将二人逐出秦府,企图孤立李世民。至此,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命长孙无忌与秦府名将尉迟敬德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回秦府,共商计策。626年6月4日,李世民率领秦府兵将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渊便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近20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20年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他与另一个宰相杜如晦同心协力,共掌朝政。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同为良相,时人有“房谋杜断”之赞。

  高祖武德年间,政府机构与官员的设置基本上是沿袭隋制,官僚队伍十分庞大,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并且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命房玄龄并省官员。并省的结果,中央文武官员由2千多人减为643人,做到“任官惟贤”、“量才授职”。此外,房玄龄还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他用人不拘一格,从不求全责备,且不以出身贵贱为限,这一用人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可取的,史称“贞观之盛,群材蚁附”,这自然与当时掌管用人大权的房玄龄任人唯贤有关。

  高祖年间的法律,也是沿袭隋律。隋律在定罪量刑方面,尽管比前代有所缓和,但仍然很重。特别是隋炀帝统治时期,生杀任情,滥施刑罚。因此,唐太宗和房玄龄等都认为法律应该从宽。根据从宽的精神,房玄龄等定《唐律》500条,立刑名20等。与隋律比较,减去大辟(死刑)92条,减流刑为徒刑者71条,其余删繁就简,改重为轻者也很多。

  房玄龄身在唐太宗左右,对唐太宗的错误敢于当面提出意见,做到知无不言,尽心竭力。自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已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但他仍打算再次出征。这时重病缠身的房玄龄,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的十分诚挚恳切,使太宗十分感动,叹息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房玄龄对“贞观之治”还有一项较大贡献就是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主持了《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

  房玄龄忠心耿耿,受到当时君臣上下的一致推重。唐太宗对他的评价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珪,曾在唐太宗面前将自己与房玄龄比较,认为“孜孜为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这是对房玄龄做为政治家生涯的恰当评价。房玄龄墓今存,在今陕西礼泉县。

才识机敏 助李兴唐

  房玄龄曾祖房翼,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祖房熊,字子绎,释褐州主簿。父房彦谦,好学,通涉《五经》,富有辩才,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他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隋书•房彦谦传》)。

  房玄龄自幼耳濡目染,颇承其父遗风。自幼聪慧,善诗能文,博览经史,精通儒家经书,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工草隶。他年幼时即识见不凡,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房玄龄却悄悄对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诸后籓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其父大为惊异。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深为器重,向裴矩说:“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其父长期卧病,“绵历十旬(一百天)”,他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父亲去世,他五天不进饮食。后调任隰县县尉。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兵发关中,势如破竹,深得民心,《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政治上敏感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决心去渭北投李世民,“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距隰城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可见其诚心。恰好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大力举荐。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与房玄龄一见如故,当即拜其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屡从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同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他起草文书,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后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举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立即把杜如晦调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壮大了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李世民赞曰:“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玄龄,犹禹也。”

  唐王朝建立以后,皇位之争激烈起来。房玄龄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助李世民诛杀了太子建成。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不久,唐高祖李渊主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贞观元年(627),房玄龄为中书令,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房玄龄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所以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贞观元年,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隋朝旧制。房玄龄领受旨意,精简机构,举荐贤能,把唐朝中央各官府的文武官员从两千人减为六百四十三人;并在全国合并州县,以山河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得力官员分巡各道,执掌政务,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赏罚十分严明。元朝注释《贞观政要》一书的学者戈直,在评论“贞观之治”时,称道“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而省官之实施,功在房玄龄,因为他倾力实践了省官这一关系到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第一要政,使唐朝很快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局面。

知人善任 贤才是举

  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决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决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契合。所以史家赞云:“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素有“房谋杜断”之誉。唐太宗重视选拔人才,他认为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知人善用,“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比如张亮,“素寒贱,以农为业”,但“倜傥有大节”,有智谋,而胆气不足,无将帅才,经房玄龄荐举,避短用长,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

  房玄龄深知致政之术在于得贤,因此用人宁缺毋滥。有一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定律修史 泽被后世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定法律。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与前代相比,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在量刑定罪上大为减轻。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发生内乱,唐太宗想出兵干预,房玄龄劝阻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惟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瞲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恭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朝廷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

  主持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和唐朝国史的编纂是房玄龄另一项贡献。贞观四年(630),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从贞观三年(629)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其间,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贞观年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官修史书盛况空前。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唯恐失误。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褚遂良说:“为臣之勤,玄龄为最。”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瞏赞誉他:“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位列三公,品高位尊。房玄龄上表辞让。太宗极力挽留:“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十八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晋王李治为太子时,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

籍贯问题

  认为房玄龄是今天淄博人,其根据就在于《唐书》中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的记载。这是一种误解。隋唐的“齐州”并非汉魏时的齐郡,而是济南郡所在地。隋朝末期,济南郡一带曾一度改称临淄郡,所以《唐书》说他是“齐州临淄人”。另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房玄龄的祖先“随慕容德南迁,因居济南。”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房玄龄确是济南人,而非淄博人。

著作

  《高祖实录》二十卷

  《太宗实录》二十卷

  与高土廉同撰《文思博要》

  房玄龄监修了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

  其言论主要见于《贞观政要》中

子女

  子:

   房遗直

   房遗爱

   房遗则

  女:

   房氏,韩王李元嘉正妃

参考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