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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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张学良汉语拼音:Zhang Xueliang;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时期民主爱国将领,西安事变发动者。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辽宁海城人。卒于美国夏威夷。享寿一百岁。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1919年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入奉军助父张作霖争夺北京中央政权。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身亡,继任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930年9月,派兵入关支持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胜利。九一八事变时,奉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迅速失陷于日本。1934年自海外考察回国后,主张拥蒋兴国,先后被派往鄂豫皖、西北等地“剿共”。1936年4月,见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亲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达成停战抗日共识。12月12日,迫于蒋对其联共抗日要求坚拒不纳,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及其军政随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亲送蒋回南京,随即被扣押,并处有期徒刑10年。次年1月虽获“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先后被软禁于浙江奉化、贵州、重庆、台湾新竹等地50多年,直至1993年才得以移居美国。

早年

  1919年就读于奉天讲武堂,在学堂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的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的维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服务。

  起初,张作霖并不支持张学良就读讲武堂,因为军人的危险性太高,张学良说:“父亲最反对我当兵,他要我学别的什么东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说‘军人是赌脑袋的,几个活着回家?’我坚持,他也顺了我,说,‘你这么倔,要便要罢,记得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送给人家。’另外一方面,张作霖怕张学良吃不了苦,张作霖曾对张学良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了几天,干不了再出来?你在讲武堂要能毕业的话,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唯一取胜的部队。

  张作霖汲取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教训,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整个东北军的调整与军纪,史称“整军精武”。经过张学良2年多“整军精武”后,东北军军威大振,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完败。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顺利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戍卫总司令。

郭松龄反奉

  1925年11月,张学良恩师,其奉天讲武堂教官郭松龄反奉,郭松龄素称东北军第一猛将,率领7万人直取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准备撤守。据奉军军团长王铁汉说法,此时张学良率军与郭松龄对峙在巨流河,郭松龄手下官兵看见河对岸是张学良,纷纷弃走投奔,郭松龄顿成孤家寡人。郭松龄又遭到日军空袭,仅以身免,只得化装逃跑。后被逮捕,张作霖下令将其枪毙,暴尸三日。张学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因战事节节失利,无法抵抗北伐而来的国民革命军,故宣布由燕京退守山海关关外,乘火车回返奉天,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为是日军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后来俄罗斯作家普罗霍罗夫称,苏联特工侦知张作霖似拟退回关外,欲仿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自治或独立的形式,苏联一方面因其曾结怨于张作霖收回中东铁路之路权与收容白俄之反共势力,另一方面担心其与日本密切的关系与合作,故由特工进行暗杀任务。普罗霍罗夫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据中国《环球时报》调查 (《环球时报》 2006-04-04 第16版 ),很多俄罗斯专家都表示没有听说过普罗霍罗夫。普罗霍罗夫全名为德米特里·彼特罗维奇·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小说作者。

主政

东北易帜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怀日本关东军杀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亲遗志,坚守中国领土,尽力摆脱日本军政影响;另一方面贯彻自己一贯反对内战,支持三民主义政治理想,宣布东北地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升上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标志着北伐战争正式胜利结束。

诛灭杨常

  奉系将领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欲合谋夺取军政大权。大元帅张作霖被刺杀后,杨宇霆自以为老臣,时常对少主张学良不假辞色,动辄讥讽,诸将深以为不敬。杨宇霆还逼迫张学良必须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主其事。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诱杀处决,而后张学良送杨、常两家各一万银元的奠仪,作为抚恤金。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在蒋中正的强力支持下,张学良执行蒋中正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强硬对抗苏俄”。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而在战前,蒋中正于1929年7月10日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

  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一切回到原点。由于中原大战随即发生,蒋中正为了稳住内政,也不得不默许张学良的对苏妥协,以换取其对蒋中原大战的支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中东路事件的过程中,中央未有给张学良事先承诺好的任何援助与补偿,也体现出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以及蒋中正欲借军阀抵抗外患的意图。

  张学良因此获得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第一座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的颁授对象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表扬他保持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贡献。这次挫败对于日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处理的方式有所影响,因其体认在中央未准备周全的状况下,整体国防与战争因由中央政府统筹,以避免战事扩大或无谓的牺牲。

中原大战

  北伐结束以后,蒋中正见各军阀派系依在,希望削弱国民党其他军人兵力。1930年5月,因此引发了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合取蒋中正,联、蒋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死伤惨重。

  战争僵持阶段,双方都试图争取奉系的支持,最终在与蒋介石协调下,张学良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反对内战,支持蒋中正,希望各方立刻停战。张学良的建议被联军拒绝后,张学良于两日后率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联军溃败。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学良收编接管西北军,并入主燕京,进军华北,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蒋中正获胜,对各地军阀的控制能力大增,而张学良奉系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广受人知。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学良本人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的特权。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东北军力避冲突,未行军事抵抗,导致东北沦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此时蒋介石东北军固守锦州,但张学良却放弃退守锦州,带领东北军约20万人撤入关内。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全境。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达“不抵抗命令”。而蒋中正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1946年,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宣称东北军不抵抗,是因为张学良接获蒋介石命令。中国大陆长年宣传张学良“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电影《西安事变》。张学良日后接受访问时,多次坚持是因为他误判情势,下令不抵抗所致。

再失热河

  1932年10月,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转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

  1933年2月25日,热河战役爆发,国民政府中央力促张学良抵抗,并协助调动八个军组编为八个集团军,未料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五十五军军长,张学良旗下东北军系)放弃职守,再次不战而退。

  3月7日,张学良电呈中央: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

  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军侵华日亟,中国分离主义更是猖獗,中共中央奉共产国际指示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两个整编师全歼,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这时,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银元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中国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6月30日,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4日,蒋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蒋拒谏。蒋令张、杨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强令张制止学生游行。张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与杨兵谏蒋,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西安事变”,震惊中外。

  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中国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

  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军法会审。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高等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他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当天下午,蒋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

后半生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软禁生涯。1月13日,在戴笠陪同下,由南京乘专机往到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招待所。9月中秋节,张学良到妙高台过节,晚上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战。蒋要他“好好读书”。1938年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1946年11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不久被迁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温泉)。

幽禁时期的言论

  1957年初,张学良尊蒋中正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

  1957年11月23日,蒋中正在大溪召见张学良。张向蒋检讨说:“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学良“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美龄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中正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中正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重获自由以后的言论

  关于东北易帜,他在不同场合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张氏父子不会做东北“土皇帝”,“日本人想控制我,我不会给他们做傀儡”。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年36岁。后张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1956-1958年张学良于回忆材料中揣摩蒋意流露出“悔意” ,但鉴于张学良彼时仍期盼重获自由,上述回忆材料所言应非张学良真意。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蒋中正)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都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张学良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蒋中正,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晚年

  在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中正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之前,蒋中正于1946年11月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并限制人身自由。

  在台湾,张学良于1946年11月最初被软禁在新竹县五峰乡清泉温泉长达13年,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则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著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于囚禁中,由佛教改奉基督教,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由于1975年4月5日蒋中正逝世,以及1988年1月13日其子蒋经国也病逝。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到美国探访(后又再到夏威夷长居直到逝世),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夏威夷时间),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寿101岁。

  张学良虽然长寿,却始终没有回到东北老家这个问题,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政治原因。

家庭

  • 祖父:张有财=祖母:王氏
  • 外祖父:赵占元
    • 父:张作霖=母: 赵春桂
      • 姐:张首芳
      • 张学良=于凤至,赵一荻
        • 长子:张闾珣 (于氏生)
        • 次子:张闾玗 (于氏生)
        • 三子:张闾琪 (于氏生)
        • 长女:张闾瑛 (于氏生)=陶鹏飞
        • 四子:张闾琳 (赵氏生)=陈淑贞
          • 长孙:张居信
          • 次孙:张居仰
      • 弟: 张学铭 (1908年-1983年)=姚夫人,朱洛筠
        • 侄女:张闾娥 (姚氏生)
        • 侄子:张元冲,张鹏

评价

  张学良晚年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

  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政治方面“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尤为难能可贵。“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学良本人的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2006年12月12日作出回应: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

  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假基督徒。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将张称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民族英雄,同时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观点的领导人,能够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先生具有一定声望。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吕正操:张学良无愧于千古功臣称号。

  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8岁关到83岁。李敖考证九一八事变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时,得出并非张学良本意,而是蒋介石的命令,“918怪张学良不抵抗的人,请看当时“国闻周报”10 卷 37 期吧:“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之承认。”蒋介石御用史家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结论:“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大家多读点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