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绮云 徐林侠

来自中文百科专业版
跳转至: 导航搜索
宋绮云 徐林侠夫妇

  宋绮云(1904~1949),原名元培,字复真。江苏邳州人。1925年6月由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毕业后回邳县教书。1926年10月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随部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被中共组织派往南京从事秘密工作,曾打入南京市警察局任大队长。1928年春中共南京地方组织遭敌破坏,宋被派回邳县,曾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1929年7月中共邳县组织连遭破坏,宋转赴北平,同年冬到河南南阳杨虎城部,任《宛南日报》总编辑。1930年11月杨虎城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宋随杨部抵陕,被任命为《西安日报》主编。

  1931年夏,杨部接管《西北文化日报》,任命宋为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他安置中共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参加报社工作,逐步清除了编辑、记者中的反动分子,使报纸面貌为之一新,成为进步力量动员民众,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罪行的重要阵地。1932年下半年,鄂豫皖、湘鄂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未能打破蒋介石50万大军的“围剿”,先后实行战略转移。1933年元旦,全国各大报纸都在“新年献辞”中吹嘘南京政府“剿共”的“胜利”,而宋主持的《西北文化日报》却发表他写的《危机严重之新年》的社论,指出:国难当头,生灵涂炭,当局“将何以克服未来之危运”?!宋很注意新闻队伍的自身建设,要同人们时时想着民众、想着国家。1935年,他在《报学季刊》发表《对于发展边疆新闻事业之意见》,指出:“吾辈操新闻事业者诚以抱大无畏之精神,‘到边疆去!’为国家做开发之先锋。”“若仅在交通便利、社会繁荣之都会作广告收费之打算,殊非操新闻事业者应有的态度。”他在《西北画报》第17期上发表《国画漫谈》一文,还给国画家指出明确的方向。他说:“现在的时代是血与泪交流着,到处都有惊人的喊声和事实,我们如充耳无闻,熟视无睹,坐在斗室里拾古人遗骸,充其量亦不过如郑板桥所说:‘为文人雅士之赏玩而已,于国计民生何有哉’。处今之世,有天才有功夫的画家们,当知所以努力之方向矣。”1936年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宣传部副部长,兼做总务联络工作,积极创办该会会刊《抗日救亡周刊》。

  1936年在援绥抗战运动中,宋连续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对于组织募捐、发起组织各类救国会和以各校师生为主的万余人援绥示威游行,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10月19日鲁迅逝世。宋按照中共西北特支决定,以文化教育界名义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并致悼词;还在10月21日的《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了《敬悼鲁迅先生》的社论。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他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13日,《西北文化日报》发表了他的《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和《何处是中国的出路》的文章;14日,又发表了他的《关于救国抗日几点意见》;15日以后,《西北文化日报》几乎天天都有他撰写的文章,诸如:《最近国际形势与我国解放运动》《辟“安内攘外”之谬论》《“一二·一二”纪念宣传大纲》《辟蒋介石之准备论》《与罗家伦的一封信》。22日和27日,还发表了他写的《从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到自力抗战》《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等社论和《双十二兵谏的伟大意义》《双十二革命行动之前因后果》《一片民众解放声》《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等时评。这些社论、时评和文章,对于统一民众思想、鼓舞斗争意志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期间,宋还在杨虎城支持下,负责接管中央社陕西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和《秦风日报》等舆论工具。在接着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中,他被推举为委员,积极开展营救政治犯出狱和募捐活动。他还出面联合西安各报业同人成立了新闻记者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7年春,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宋脱离杨部及《西北文化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返回西安,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1938年初,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去河北省临时政府鹿钟麟处,任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不久,又被派往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难民服务团,任总干事。因开展抗日宣传,遭受特务的威胁和限制。1939年复返西安,任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政治教官。他感慨地说:“我所以出来任教官,就是希望由我教出来的军官都能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1941年7月,宋在陕西省长安县蒲阳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诱捕。妻子徐林侠多方打听他的下落,不料中敌圈套,与幼子宋振中一同被捕。

  徐林侠,1904年生,与宋绮云同乡(江苏邳州)。她从小就有一种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为抗婚曾用菜刀剁了一节手指。大革命时期即弃学投奔革命,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邳县县党部执委、中共邳县特支干事会干事。1928年秋,中共邳县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与担任县委书记的宋绮云在共同斗争中建立感情,结为终身伴侣。翌年7月,怀孕待产的徐被国民党反革命派逮捕,先关在徐州陆军监狱,后又转押至苏州江苏省监狱。任凭国民党军警、狱吏严刑拷打,甚至以假枪毙威胁,徐都坚强不屈,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狱方无奈,只好在她分娩的前一天晚上,准许她出狱生产,并判以七个月徒刑,直到1930年初,她才抱上振平、振苏一对孪生女儿走出监牢,在河南南阳杨虎城部找到宋绮云,夫妻女儿终于团聚。同年冬举家迁到西安,宋先后主持《西安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工作极为繁忙,徐帮助丈夫联络、接待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参与筹备西北妇女救国会的工作,终日为抗日救国奔忙。

  国民党特务先后将宋、徐和他们的幼子振中(即“小萝卜头”)诱捕,在西安、重庆和贵州监狱关押了八个年头。特务们对宋、徐软硬兼施,使其身心备受摧残。然而他们威武不屈,宁折不弯。监禁期间,宋还教育、争取了被关押的六名国民党青年军官转向人民;徐除精心呵护、抚育振中外,还经常帮助难友缝补衣衫。1949年9月6日,他们一家三口与杨虎城将军及其次子、幼女被国民党反动派由贵阳骗至重庆,惨杀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的“戴公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