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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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廉 像

  姚思廉汉语拼音:Yao Silian;英语:Yao Silian;557-637年),唐朝初期史学家。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

  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受诏撰《梁书》《陈书》,贞观十年(636年)完成二书的编撰,共历时七年之久。《梁书》(50卷)《陈书》(30卷),为二十四史之一。贞观十一年,姚思廉卒。

  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陈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宋书》未立文学传。《南齐书》和《陈书》各有文学传1卷 ,而《梁书》文学传2卷,共收25人,反映梁代文学的兴盛。

简介

  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书》《陈书》

  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史学思想

著述宗旨:以史为鉴的

  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

  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

  陈太建九年(577年),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