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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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察(汉语拼音:Yao Cha;英语:Yao Cha;533-606年),南朝历史学家。字伯审,吴兴武康(今德清)人。历经三朝,父姚僧垣精医术,为梁大医正。姚察6岁诵书万余言,12岁能文。侯景之乱时,随父归乡里。年十三为萧纲所器重。萧纲登基,授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入陈朝,为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陈亡入隋,于隋朝授秘书丞、晋王侍读,袭封北绛郡公,授太子内舍人。隋文帝开皇九年又奉诏撰梁史陈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著有《汉书训纂》、《文集》、《说林》、《传国玺》、《西聘道里记》等。

简介

  选自《陈书•姚察列传》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也。察幼有至性,事亲以孝闻。六岁,诵书万余言。弱不好弄,博弈杂戏,初不经心。勤苦厉精,以夜继日。年十二,便能属文。父上升府僧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及筒文嗣位,尤加礼接。

  值梁室丧乱,于金陵随二亲还乡里。在乱离之间,笃学不废。永定初,拜始兴王府功曹参军,寻补嘉德殿学士。吏部尚书徐陵时领著作,复引为史佐,及陵让官致仕等表,并请察制焉,陵见叹曰:“吾弗逮也。” 江左耆旧先在关右者,咸相倾慕。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 察每言论制述,咸为诸人宗重。储君深加礼异,情越群僚,宫内所须方幅手笔,皆付察立草,恒蒙赏激。

  吏部尚书蔡徵移中书令,后主方择其人,尚书令江总等咸共荐察,敕答曰:“姚察非唯学艺优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选难才,今得之矣。”乃神笔草诏,读以示察,察辞让甚切。

  察自居显要,甚励清洁,且廪锡以外,一不交通。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束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束,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

  察性至孝,有人伦鉴识。冲虚谦逊,不以所长矜人。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暂辍。徐陵名高一代,每见察制述,尤所推重。尝谓子俭曰:“姚学士德学无前,汝可师之也。”尚书令江总与察尤笃厚善,每有制作分必先以简察,然后施用。

史学贡献

  《梁书》、《陈书》虽然完成于姚思廉之手,但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却是从他父亲姚察时就开始了。

  姚察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梁书》和《陈书》经过姚氏父子两代相传,跨越三个皇朝,先后五次奉诏撰写,用了五、六十年时间才最后撰成。

  《梁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梁书》特点

  一、记述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二、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采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三、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象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陈书》特点

  《陈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没有表和志。它主要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时期(557—589年)三十余年的史事。《陈书》有两卷帝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 《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