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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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国汉语拼音:Daliguo;英语:Dali State),宋代白族为主体在今云南建立的民族政权。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10个月。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联合滇东37部的反抗势力,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

  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4个月之后,善阐(昆明)侯高智廉命其子高昇泰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昇泰在位两年去世。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前期在此广大区域内设首府(大理地区),二都督(会川、通海),六节度(弄栋、银生、永昌、丽水、拓东、剑川);二都督有时又称节度,因而共为八个节度,所以有“云南八国”之称。大理后期改军事统治为行政管理,设置八府、四郡、四镇。八府是大理首府以外的善阐(今昆明)、威楚(今楚雄)、统矢(即弄栋,今姚安)、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腾冲、谋统(今鹤庆)、永昌(今保山);四郡是东川(今会泽)、石城(今曲靖)、河阳(今澄江)、秀山(今通海);四镇是西北的成纪镇(今永胜)、西南的蒙合镇(今巍山)、西部的镇西镇(今盈江)、东部的最宁镇(今开远)。后理国时,分封高氏子孙于八府,世袭驻守。

  大理的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其中彦赞为大理所增设。清平官下有“九爽”。

  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桂海虞衡志》说:“大理地广人庶,器械精良。”峨眉进士杨佐到大理买马路过姚州时,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见到云南(今祥云)青湖的“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白崖(今称渡红崖)地区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川甸(大理凤仪)有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畜牧业亦颇为发达,大理产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经贵州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颇有名。冶铁业水平甚高,为南方各族人民所珍视。冶铜技术纯熟,工艺精巧。今存大理的铜佛像显示了冶铜规模的宏大和造型艺术的高超。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大理对外贸易相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东至戎州(今四川宜宾),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至交趾(今越南北方),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与中原贸易有四川、邕州(今广西南宁)两条道路。以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云南,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理、善阐、威楚、永昌等城市。善阐成为与祖国内外密切联系的枢纽。

  大理王族自认是汉人的遗裔,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僰(白)文。白文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的文字体系。南诏时已用白文写作,但广泛使用则是在大理时期。这时产生了用白文写作的《白史》、《国史》等历史著作和诗歌、曲本、传说等文艺作品。转韵体的白文诗较著名,其结构是每章十联,每联两段,每段四句,前三句七字,后一句五字,每段最后一字押韵。

  大理描工张胜温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绘的《大理画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卷中诸像,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笔笔工细生动,金碧灿烂,光彩夺目,天南瑰宝也”(清高宗跋)。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期石雕的仅存硕果。其《造幢说》是研究大理历史的宝贵资料。石雕共有大小神佛200多尊,最大的天王像高1米多,最小的座像仅10多厘米,神情姿态各不相同,面部表情严肃而不呆滞,衣冠服饰细致逼真,比例匀称,造型优美,刀痕遒劲,极备精巧,为滇中艺术之极品。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大理时盛行。大理佛教主要是阿托力教派。大理统治者好佛,对佛教在云南的传播有深远影响。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称为“师僧”、“释儒”、“儒释”。师僧社会地位较高,不少被聘任为官。据《南诏野史》载,大理段氏22传,竟有8人避位为僧。这在中国历史上殊为罕见。

  大理政权存在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未间断。北宋初年,王全斌平蜀,大理奉牒庆贺。宋太宗赵炅时,大理首领百万(王)请求内附,册封为“云南八国都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之朝贡者”。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赵佶赐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大理国王”。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置市马场,交易盛极一时。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大理人李观音等到邕州议马匹交易,换回大量汉文书籍。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表达了大理各族与内地人民亲如一家的心情。

  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说明了大理与内地一直保持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统军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