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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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姑娘
土族老人
56朵“民族体育之花”:李义霞,土族(青海),来源:第八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土族儿童

  土族汉语拼音:Tu Zu;英语:the Tu nationality),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东部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以及民和、大通两县,其余散居在同仁、乐都、门源以及甘肃的天祝等地。土族源于鲜卑族的一支,曾在中原隋朝时期建立吐谷浑政权。

  “土族”族名源于部分土族人自称“土昆”、“蒙古尔”,“察罕蒙古尔”,蒙古族称土族为“白鞑靼”,藏族称其为“霍尔”。藏族很早就知道蒙古尔人,东胡有一部分人前往青海游牧,藏族称为霍尔。土族是东胡一部分,因此称为霍尔。沙陀与汪古及吐谷浑是最主要的族源。

  过去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族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基本词汇和蒙古语相同或相近。过去通用汉文,1979年青海省有关部门制定了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土文方案(草案)》已试行推广。

  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尤其精于养羊。土族原信奉多神教,一些人信奉道教以后普遍信仰喇嘛教

民族历史

  土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归纳学术界的说法,大致有蒙古人说、吐谷浑(霍儿人)说、蒙古人与霍儿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说。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

  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的记载。互助县时属西宁州治,距西宁仅四十五公里,这可与传说相印证。此后,从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到西宁一带的记载,特别是明正德时,安定卫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即今县府机关所在地。这说明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

  土族来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间传说、史籍记载外,还可以从语言方面得到证明。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词汇约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语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著作中记载的许多13、14世纪的古蒙古语词汇,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语中。

  土族源于吐谷浑(霍儿人)说。至于霍儿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一说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据说是因为古代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人居住的地区。据初步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从地域上看,现今土族主要聚居区在湟水沿岸,而这里曾是吐谷浑人的活动地区。现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区有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当地汉民则讹称为“土观”或“托红”,均为“吐浑”的音转。这可能是因历史上居住过吐谷浑人而得名。互助佑宁寺名僧、一世土观罗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浑”村,以后各世土观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认“吐浑”村为根子地方,都以“土观”为号。据《新、旧唐书》、《五代史》记载,吐谷浑后改称作“退浑”或“吐浑”,这些村庄可能因吐谷浑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长期以来,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史书上也称为“土人”,其来源于“吐谷浑”的“吐”字。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称为“退浑”、“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 过去土族妇女也有类似的头饰,称为“吐浑扭达”(扭达意为头饰),这种称呼似乎与吐谷浑有关。综上所述,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服于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一部吐谷浑人,则成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体部分。

  也有人认为霍儿即“胡儿”一词的同音同语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

  到元末明初,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土人”、“土民”等记载,这时的土族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据明、清时期的部分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清初文献《秦边纪略》中对土族的分布有具体的记载:巴暖三川,“汉土杂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东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锐土人尚以方计”;老鸦城“汉、土之所杂居”;平戎驿“土番杂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近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冰沟堡“土人所居”;庄浪卫“土司之人十万”;庄浪卫“土、汉之所杂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上述地区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尽管土族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但各地土族均有稳定的小聚居区。

宗教信仰

  土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元末明初,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并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尤为迅速,土族地区出现了许多格鲁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宁寺、华严寺、金刚寺、曼头寺,大通的广惠寺、平安寺,乐都的金角寺等,计有40余座,其中以佑宁寺最大,号称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观、桦布,颇有影响。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如互助县15所寺院占有土地69200亩。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土族群众普遍送子为僧,出现了“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的现象,甚至有的家庭“宁绝嗣”也在所不顾。不少土族男子除到当地当喇嘛外,还到塔尔寺等名寺去当喇嘛。此外,多数土族村庄都有一座小庙,每家都供有神佛像,遇有疾病则去小庙烧香叩头,许愿布施,或请喇嘛念经祈祷;遇有忧患之事或出门远行,首先要到小庙许愿,以期借助神的佑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家庭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是“喇嘛加拉”,亦即念活寿经,俗称“活人举丧礼仪”。过去,土族老人年过半百,就要准备寿材、寿衣,同时请喇嘛诵经拜忏,亲友们前来祝寿,规模与一般丧葬礼仪相当,只是贺礼为十一只寿桃,以及鞋、袜、枕头等物。他们认为生前念了活寿经,就等于出家到寺院做了僧,死后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在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项活动:闭斋、跳神、浪尼、斯过拉等。

  土族群众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还有许多民间信仰。首先是萨满教。土族对萨满教的信仰由来已久,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强力渗透,土族的萨满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保留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祭腾格热(天)、祭敖包(敖包系蒙古语,土族语叫作“加布来”,意思是堆子,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场所)、白虎祭、选神羊等。其他像土族婚礼中的绕圣火,请法拉(巫师)作法驱鬼治病等,也都是古代萨满教习俗的遗存。其次是苯教。苯教俗称“黑教”,是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在土族形成的早期,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14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苯教逐渐衰微下去,没能在土族地区建立专门的苯教寺院。如今仅在互助、大通一些土族村庄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职人员胡古安爹。再次是道教。道教约在元明时期传入土族地区,其后不断发展,而且具有新的特点,即道中有佛,道佛合璧,甚至某些萨满教内容也被搀杂其中。过去,在民和、互助地区,供奉着不少道教之神。特别是在民和地区,每个村庙中,都供奉着一、二个或三、四个道教的神,主要有二郎神、灶神、财神、门神等。道教的宗教活动,主要通过阴阳师进行,平时他们给人算卦、看日子,丧礼时给亡人开殃榜,结婚时给人合婚,盖房、选坟茔时给人看风水等。此外,还有插牌子、立雷台、祭神农等几项宗教活动。此外,土族还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民和地区很多土族村子都有一个家族庙,庙内除供有佛像、道教神像外,还供奉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写“供奉某门三代宗亲之灵位”。家族庙有时请喇嘛念经,有时请阴阳师做道场。春节时,各家去家族庙祭祖;清明节时,同一家族一起去祭奠祖坟。

民族服饰

土族服饰

  土族服饰,土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式样别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各地不尽相同。互助县乐都区大通县一带的土族服饰,仍保持传统习俗,但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民和地区已基本汉化,同仁地区则已基本藏化。

  今天的土族服饰,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很大的变化,有的服饰已消失,有的服饰经过推陈出新,重放光彩。如旧时的绣花高领,如今变成直翻两用领;盖在“扭达”(头饰)上的长头巾“扭达尔秀巾”,变成今日少女使用的短头巾。广大土族青年,不仅喜穿本民族服饰,而且还爱着时装,他们或使土族服饰时装化,或使时装土族服饰化,从而丰富了土族的服饰文化。

文化

民间文学

  土族的民间文学,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土族口头文学。这些作品大多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与恶势力搏斗的勇敢精神。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土族民间文学按其内容和体裁,可分为“花儿”、叙事诗、家曲、传说故事、寓言、歌谣等。

  “花儿”既称山歌,也称“少年”,土语称“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里唱)。“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奔放,是甘、宁、青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民间文学瑰宝。土族的“花儿”又有它自己的特点,既不与汉族“花儿”雷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的主要内容是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爱情生活,所以“花儿”又有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之称。“花儿”一般四句式较多,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表达实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儿”,主要流行在民和县官亭、中川一带。唱“花儿”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在田野或山冈、庙会,男女老少几乎人人爱唱,人人会唱。在各地定期举行的传统“花儿”会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对唱不绝,演唱者大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因此,土族之乡素称“花儿之乡”。

  叙事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品有《拉仁布与吉门索》、《登登玛秀》、《祁家延西》、《太平哥儿》、《格萨里》、《洛桑王子》、《不柔有》等,其中《拉仁布与吉门索》流传最为广泛,是土族人民最主要的一首叙事长诗,人们称之为叙事长诗中的明珠。全诗长达300多行,通过对一个爱情悲剧故事的生动细腻描写,向黑暗的封建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它不仅显示了土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美好的新生活无限向往的顽强意志。

  家曲,也叫宴席曲,大都一问一答,短小精悍,有赞歌、问答歌、婚礼歌等。赞歌是土族人民在款待贵宾时,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它运用比喻、夸张、象征、渲染等手法,互相称颂。赞歌的曲调很多,旋律柔和优美、悦耳动听,流行于互助地区的有“兴阿浪列”、“拉拉应格列”等十多种。问答歌也叫对歌,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地理、气象、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歌词含蓄生动,曲调悠扬多变,主要有《唐德格玛》、《合尼》、《恰然》、《辛木斯里》、《选择》等曲目。婚礼歌是土族人民在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其歌词和曲调是特定的,随着婚礼进程的不同而各异。

  传说故事,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有揭露地主对农民残酷压迫的,如《气杀狗地主》、《红水沟》;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莽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青蛙女婿》等。

  寓言和童话,富有哲理性,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情地鞭笞了封建地主和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广为流传的主要有《想吃太阳的鸠》、《兔子、狼和卖糖人》、《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

  土族的歌谣风趣别致、脍炙人口,流传较广的有《羊粪蛋般身材的蜜蜂哥》、《蒋家阿姑》等。谚语是土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成为人们力行的格言。

拉仁布与吉门索

  拉仁布与吉门索,土族民间长诗。是土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优秀民间叙事诗,堪称土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叙事诗长达300多行,描写了一个爱情悲剧。它用土族口语创作并演唱,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群众中相沿传袭,至今仍为活态的口头文学形式。这部民间文学作品用生动的形象、深沉悲壮的语言及讲唱的形式记述了穷人拉仁布和牧主的妹妹吉门索的爱情悲剧。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感人的诗句,道出了拉仁布与吉门索纯贞的爱情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2006年5月20日,拉仁布与吉门索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何全梅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土族《格萨尔》

  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土族《格萨尔》上册和中册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第一任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际著名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先生指出:“土族《格萨尔》,描写的竟是另外一个世界:主角格萨尔王不再是神,而是一心为解决人民群众有饭吃、不挨饿的人世英雄,是远古原始社会时代由群众推举的一个国王,多么有趣!我们面前好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①“土族《格萨尔》显然自有她的独特的故事内容。”,② “它不仅对不识原文的专家学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为文学专业的教学及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科学精品,可以说,这是具有经典性的科学版本”。③长期从事藏族文化书籍出版的王振华编审评价说:“该书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许和首肯,特别是在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博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誉”。④语言学家黄布凡教授指出:土族《格萨尔》“它的价值不仅仅反映了藏族英雄史诗流传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研究藏族《格萨尔》在不同地区的变体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土族人民的历史、社会、民俗、文学和语言的珍贵资料。土族《格萨尔》是藏、土两族人民文化交融的结晶,是土族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语言学上它还有特殊价值,是研究土族语言、藏语方言和双语相互影响的宝贵材料”。⑤以上均为几位老前辈和学者们对土族《格萨尔》的首肯,也是对我们这些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的鼓励和鞭策。

  土族《格萨尔》在说唱时有它独特的形式和严格的一套程序。更登什嘉是目前在国内还健在的唯一的一位能够说唱长篇土族《格萨尔》史诗的民间艺人,据他讲:“土族《格萨尔》的这些说唱形式和程序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如果在说唱土族《格萨尔》时不进行这些规矩,一方面会触犯神灵和格萨尔,另一方面对说唱者(艺人)会有罪过和因果报应的”。就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艺人在说唱的前几天要到十里外的山沟深处,取回一些没有受到污染的六至九个泉眼中的泉水,同时还要从此山中背一捆松柏树尖端的松柏枝来,以备说唱时用它煨桑,以此来敬奉神灵和格萨尔。说唱前首先要对说唱场地进行清扫和用柏树枝烟熏燎,然后穿戴《格萨尔》艺人特制的衣帽,煨桑焚香、点燃佛灯、供奉净水、念颂祈祷词,还要用酒或净水等敬奉上部天王神、中部财宝神和下部龙王神以及各路山神、家神等。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除病免灾,使六畜兴旺发达,农田物阜年丰;另一方面是对格萨尔的敬仰和爱戴,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才开始说唱。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及与藏民族的长期深入的交往等原因,造成了土族《格萨尔》独特的说唱形式和内容。在说唱时,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韵律与行序都没有限制。然后,用土族语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并非原文原样地照释藏语唱词,而是在解释了藏语唱词的同时,又加述了许多具有土族古老文化特质的新的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在整理土族《格萨尔》时,就采用了国际音标记音的方法,将其完整、科学地记录,然后,用藏文和汉文对其唱词进行对译。对土族语叙述的部分,先用国际音标记音,再用汉文逐词逐句地进行对译,最后再把藏语和土族语统一翻译成汉文。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遵循一个宗旨就是保持其资料的原始性和科学性。这样既显现了土《格》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又突出了浓郁的土族文化特色;它不仅体现出了藏族《格萨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其他民族的深刻影响,而且它以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藏族《格萨尔》,这也充分反映出了土族人民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时的创造精神。

  土族《格萨尔》的这些特点和原因造成了它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的不同性。土族《格萨尔》除了整个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与藏族《格萨尔》相似外,从内容到结构、从事件到整个故事都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不同。从已经完成的这两本土族《格萨尔》的整个内容来看,它主要讲述的是:格萨尔从神子到人子,从天界到人间,从一个普通的人到成为部落首领,尔后,又带领他的臣民们,从求助神灵到自己动手,从求外援到发展自己,从畜牧到农耕,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这样一个过程。我的父亲唱一段,说一段,说说唱唱,艺术地再现了古代土族人民的创业史。故事中的主人公既有人性也有神性,故事中的诸神灵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总的趋势是从“神话时代”转向“英雄时代”,非常有趣。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采。涵盖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神话、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萌芽状态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等内容。

音乐、舞蹈

  土族的音乐主要是民间歌曲,分为山歌“花儿”和家曲两大类。土族“花儿”的调令很多,如“尕连手令”、“好花儿令”、“杨柳姐令”等,流行在互助土族地区的就有10多种。土族“花儿”在旋律进程上起伏较大,音域宽广,节奏上大都是三拍子,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结尾音拖长而下滑,给人以深沉之感。

  土族家曲的范围较广,有叙事长诗曲、赞歌、问答歌、圆舞曲、婚礼曲等。每首叙事长诗都有自己特有的曲调,一般是上下两个乐句,曲调优美,屡听不烦;赞歌的曲调柔和优美,悠扬奔放;问答歌的曲调干脆、明快,句末大都有休止音;圆舞曲是跳安昭舞时唱的曲子,比其他曲子欢快,节奏明显。

  土族舞蹈主要是安昭舞和婚礼舞。安昭舞是一种歌舞相结合的形式,舞时人们排成一圆圈,一般由一人带领(通常为老年男子),一唱众和,歌声悠扬,舞步轻盈。每到逢年过节,或喜庆婚礼时,土族男女喜欢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麦场上跳安昭舞。婚礼舞是举行婚礼时的舞蹈,一般以两个身着白褐长衫的纳什金为主演,其他人伴唱,动作各地不一。

  安昭舞 是一种古老的土族舞蹈,流行于互助。每当欢度佳节、庆祝丰收和举行婚礼时,人们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麦场上跳安昭舞。舞蹈时,男女相见排成一圆圈,由一位能歌善舞的高手领唱领舞,后面跟随的人伴歌伴舞,一唱众和,气氛和谐而热烈。安昭舞反映了土族人民的风土人情,歌词主要内容有歌唱人丁平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祝福,祈求吉祥如意。安召舞是由原来的祭祀舞变化而来,有些唱词内容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土族於菟舞

  土族於菟舞 流传于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村,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民俗文化形态,于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五至二十日举行,包含念平安经、人神共娱、祛疫逐邪等仪式。於菟又是舞者的称谓。仪式开始时,名为於菟的舞者在赤裸的上身绘上虎豹图案沿村进行表演,挨家挨户跳舞。土族於菟舞流传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於菟”是一古词,早在《左传·宣公四年》中记载:楚人为乳谷,谓虎於菟。《辞源》中解释:今湖北省云梦县址古称於菟。与这一称谓有关的故事中讲述,楚国著名的政治家令尹子文是个私生子,被丢弃在云梦泽这一地方,被一只母虎抚育长大,因而,这地方被称为於菟。土族至今仍保留“於菟”这一对老虎的别称以及驱“於菟”的习俗,是土族傩舞与巴楚文化间有关联的一个现实佐证。关于虎的崇拜,还有许多民族文化间的关联,如彝族崇黑虎,而彝族的先民与氐羌有着密切的联系。土族的先民中也与氐羌有融合之处,土族所处地也属于古羌人地区。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日子。这一天,也是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村的於菟们“擒妖驱魔”的日子。

  在举行跳於菟的前夜,当地群众还要进行“邦祭”的活动。首先是请神,在天亮时分,把二郎神的轿子从二郎神的庙里请到要举行邦祭的人家里,在拉瓦(即法师)的带领下进行祭祀,在祭祀的过程中,由拉瓦挑选表演於菟的人员。祭祀结束后,青年男女就可以自由地唱起拉伊,谈情说爱,而长辈们则需要回避。第二天下午,选定的八名男子来到二郎神庙,脱去上衣,挽起裤腿,用墨汁或者锅灰在全身包括脸上绘上虎豹的斑纹,并用法师施过咒的白纸条把头发扎成发怒状,恰似猛虎狂怒的情形。然后在头戴佛冠、手执单面羊皮鼓的拉瓦的主持下,祭拜二郎神,以求得到真神法力。接着,八名於菟握持用经文裹定的木棍,到庙前的广场,围绕桑台,伴着锣鼓声有节奏地跳起古朴的“於菟”舞。在表演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在村口鸣枪,当於菟们听到枪响后,便气势汹汹地冲出神庙,直扑村中。其时法师引路,村民尾随。八只於菟中,两只为大虎,六只为小虎。两只大虎伴着法师的锣鼓,只在街中巡望震慑,其职责是防止妖魔从各家各户中悄然逃循。此前各家各户供桌上已经准备好了馍馍、果品及酒肉等,等着那些於菟前来享用。在进入人家以后,於菟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搜寻食物,并将这些食物衔于嘴中,摇头摆尾,做老虎吞食状。於菟们从人家翻越出来后,汇聚在村里的巷道口,村民们将准备好的中间有孔的馍馍穿在於菟们手持的棍子上,於菟们聚齐后,边舞边走出村庄。这时候,人们鸣枪,巫师再次颂经,驱赶於菟。扮演於菟者在逃窜到河边以后,砸开河面上的冰,然后用水洗去身上的虎豹花纹。在回来的路上,人们燃起一堆火,让他们从火上跨过去,表示这时候妖魔邪恶已经除去。

  “於菟”的舞蹈语汇与节奏相对单一,“垫步吸腿跳”是整个舞蹈的主干动作,因舞者双手持约两米长的树棍,所以上身及手势动作较为简单。腿部动作的跳跃幅度与动势,也随其舞蹈情绪的发展、变化相适应。从“於菟”的舞蹈形态来看,它是一种原始拟兽舞在当代土族民俗活动中的形态表现。拟兽舞与原始人的狩猎生活紧密相连,是原始舞蹈中最常见、最有代表性的舞蹈形式。值得指出的是,年都乎土族的“於菟”舞则完全失去了狩猎生活的那种功能,成为当地民间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它的全部意义是“驱魔逐邪,祈求平安”,它是原始人万物有灵的宗教文化观念在民间艺术中的遗存。

土族“轮子秋”

土族“轮子秋”

  轮子秋,是土族民间一种传统的集体育和舞蹈一体的表演项目。飞旋的轮子上,参加表演的土族阿姑和小伙子以矫健的身手俯仰自如,并做出“寒鹊探梅”、“金鸡独立”、“雄鹰展翅”等优美惊险的动作,令观者怦然心动,拍手叫绝。1995年,土族“轮子秋”走出土乡,代表土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云南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首次登台亮相,从一开始,土族阿姑和小伙子们精湛的表演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一致赞叹,从而也获得了表演项目一等奖的殊荣。从此,轮子秋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代表土族的风采上北京、赴香港频频参加各项民族歌舞汇演。

民间工艺

  土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为刺绣、盘线。土族人民的刺绣艺术明显地表现在对服饰的精心装饰上,土族妇女喜欢在衣服领子、袖头和下边绣上各种花纹,形成一种美丽的图案。互助丹麻一带的土族男青年胸前大都有块四寸方连续图案,叫“富贵不断头”,不仅富有民族风格,而且非常鲜艳华丽;在鞋上绣的云字花纹,细致匀称、色彩鲜明。土族妇女从小就要学习刺绣,掌握各种针线技艺,并且要用几年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一套嫁妆,包括精美的服装、绣花枕头、绣花烟包等,同时还要为婆家的老人准备绣花枕头,为家中其他女人准备绣花的长腰鞋等许多女工作品。每当土族人的传统节日或庙会来到,土族姑娘们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带上自己制作的各种绣品,聚在一起互相评议,看谁的手艺高超。土族的刺绣独具一格,不论绣什么图案,都用“盘线”绣成。“盘线”是土族特有的针法,同时运用两根针线,做工精致、复杂、匀称,绣出的图案美观大方,朴素耐久。

土族刺绣

  土族刺绣 土族妇女擅长刺绣。姑娘长到七八岁,就在母亲、姐姐们的启迪下,开始拿针弄线,学做绣花。经过几年的苦练,掌握了民间剌绣的基本功,从简单的针扎、荷包、衣领、围兜、腰带,到大型的人物、山水、佛像等都能刺绣。如果谁家的女孩子会做鞋袜会绣花,就夸她聪明,是个有出息的好姑娘,将来一定是个好媳妇,反之就被人嫌弃,甚至说她是个“笨女”、“女木匠”等。土族民间刺绣种类较多,彩线的运用,颜色的搭配,都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一般比较普遍的有盘线、拉线、堆绣等。不同的针法,是根据不同的衣服的需要而定的。“胸花”一般用盘线绣太极图、八卦图等,颜色娇嫩、鲜活、栩栩如生。

土族建筑

  土族建筑文化特点突出,别具一格。农村一般以村落聚居,村庄大多在山脚下,依山傍水搭造房屋。各家都有庭院,院内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厕所、菜园和打谷场。房子是平顶的,上面可储放粮草。房子多以三间为一组,中为堂屋,一侧为卧室,中一侧为佛堂。卧室的炕是暖炕,连着锅灶,烧饭的火可以暖炕。住宅的栋梁和门窗上大多雕刻着或描绘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彩色花纹图案,鲜艳美观。土族地区一些古建筑,如佑宁寺、互助县城钟鼓楼、五峰寺等,都凝聚着土、藏、汉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尤其是佑宁寺,是一座由许多殿宇、经堂、僧舍组成的完整建筑群。它依山就势,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绵延数里,雄伟壮观,吸收了藏、汉建筑艺术的特点和“河州砖雕”艺术的成就。在装饰上,精工细作,木刻浮雕,层层叠叠,丰富多彩。泥塑佛像造型各异,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土族人民的建筑和雕刻艺术水平。

风俗习惯

  土族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风俗习惯。由于长期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在习俗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

土族婚礼

  土族婚礼,一般分提亲、定亲、送礼、婚礼仪式、谢宴等程序。仪式隆重热烈,自始至终都是在载歌载舞中进行。土族婚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更多地表现出其具有的艺术性。土族婚礼融进了各种艺术活动,如要唱“道拉”、哭嫁歌、迎娶歌、要跳按昭舞,要对歌等。在中国各民族婚礼中,土族婚礼的表现形式最有艺术特点,被誉为“歌舞剧”式的婚礼。

礼仪

  土族人民有重礼仪的传统,他们忠实守信,尤其尊敬长者,如路遇相识的老人,要下马问候。他们淳朴好客,民间有“客来了,福来了”的说法。有客人来访,他们首先请客人在铺有大红羊毛毡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盐的浓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锅馍”。招待贵客时,桌上摆一个“西买日”(即插着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盘大的肥肉块,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认为这是对贵宾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时,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即可免喝。饮酒时,土族有边饮边歌的习惯,以畅饮酣醉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我国西北盛行的盖碗茶。他们把茶碗放在一个小碟中,在碗内放入茶叶、枸杞、红枣、桂元、冰糖,用开水冲开后盖上碗盖。这样冲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禁忌

  土族人禁忌众多,主要有以下表现:忌讳吃圆蹄牲畜(马、骡、驴)肉;忌讳在畜圈内大小便;忌讳让去过暗房(月房)的人以及孝子(服丧的人)和妇女进入土族的寺庙大殿或家庭佛堂内;忌讳妇女不戴帽子、不穿长衫在长辈面前来往;忌讳未在院外打招呼、未经允许就随意进入土族人家的院内;忌讳用有裂缝的碗给客人倒茶;忌讳问客人“吃饭没有”或“吃不吃饭”等话;忌讳客人数他们的羊只;忌讳走远路或办婚事时,早晨出门碰上空桶、空背斗及不干净的东西;忌讳在佛堂、大殿内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忌讳从僧侣的跪垫和其他物品上跨过;忌讳对酥油灯打喷嚏和咳嗽;忌讳在佛堂里转经轮时从右向左转,而是严格遵循从左往右转;忌讳在寺院附近打猎和随地大小便等等。此外,土族有忌门的习惯,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门、发现传染病等,别人不得进入庭院,就称为忌门。忌门的标志是: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插上柏树枝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

丧葬习俗

  土族丧葬传统习俗,互助县多数实行火葬,少数实行土葬。民和县、大通县一般都实行土葬。同仁地区的土族实行火葬,也有土葬的。不论是火葬还是土葬,都要举行丧葬仪式。土族人家死了人,一般在三至七天内送葬,举行丧礼要请喇嘛念经三天,请本村的老人念嘛尼。丧礼最后一天,亲朋来亡人灵前吊唁、献哈达、献馒头。火葬那天,送灵轿至火化现场,将死者面向西方,放入火炉内,用柏树枝点燃火,并砸碎灵轿,投入炉内同时焚烧。一般在火化的第三天,将骨灰装进一尺多长的木匣或瓷罐内,暂时埋在临时选定的地方,待来年清明节,再埋于祖坟墓地。非正常死亡者不能埋于祖坟地。亡人被葬后,子孙服丧,一般为四十九天。土族没有特制的孝服,服丧期不穿戴有色彩的衣帽,三年不贴春联,当年不走亲访友。

食俗

  土族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元代以前,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食物结构相对单一,以肉类、乳品为主,还食用青稞炒面。元明以后,土族逐渐转向农业经济,饮食则以青稞、小麦、薯类为主。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为主,小麦次之。土族的蔬菜较少,主要有萝卜、白菜、葱、蒜、莴笋等10余种。他们平日多吃酸菜,辅以肉食,爱饮奶茶,吃酥油炒面。每逢喜庆节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种花样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猪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饮食卫生,用饭时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土族喜欢饮酒,酒在土族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特有的酒文化。历史上,土族人家几乎都能酿造“酩酼”,即一种低度青稞酒。现在,酿酒已经成为土族地区重要的产业之一。

日常食俗

  土族一般习惯于日食三餐,早餐比较简单,大都以煮洋芋或糌粑为主食;午餐比较丰富,有饭有菜,主食为面食,常制成薄饼、花卷或疙瘩、干粮等食用;晚餐常吃面条或面片、面糊糊等。日常菜肴以肉乳制品为多,当地的手抓羊肉是最好的待客和节日食品。民间有不少以当地土特产为原配料制作的食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风味食品如;哈力海、沓乎日、尕仁么、烧麦等,哈力海即荨麻卷饼,将采集的荨麻叶晒干、揉碎,配以适量的生姜、花椒、葱花等佐料,同青稞面一起煮成粥,然后用烙好的薄饼卷粥食用,沓乎日是白面薄饼;尕仁布是野生胡萝卜馅包子;烧麦是油炒面包子。日常饮料与当地藏族一样,喜饮茯茶、酥油茶,还特别喜饮用青稞酿成的酩流酒,酩流酒度数较低(约30度左右),清醇绵软,馨香可口,家家皆能自酿,在酿制时都习惯加一种名为羌活的中药,饮时味稍带涩,有散表寒,祛风湿的功效。除酩流酒之外,还有互助白酒,如互助头曲、互助特曲、互助大曲、青稞液等多种。土族民族使用的餐、饮具,过去多用铜茶壶、生铁锅、木碗等,今已被铝制品代替,与当地汉族大体相同。

节日、礼仪食俗

  土族许多节日和饮食,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节日期间要伴有各种祭祀活动,并备有节日食品。如:过春节时蒸花卷、馒头,炸油饼、盘馓(类似于馓子)等;端阳节做凉面、凉粉;中秋节做多层大月饼(类似大馒头),制做月饼也和制作花卷一样,各层之间均配以不同的颜色,并且要在最上面的一层作出各种图案。最大的一个月饼,是赏月时供奉的祭品,届时还要买些西瓜、水果之类的果品。十月初一吃饺子,腊月初八最喜用豌豆面做“搅团”(稠粥)吃,腊月二十三晚上做白面小饼,还要在小饼上刻出菱形的图案,并用麦草编一个草马,专门用来祭灶。土族淳朴好客,民间有“客来了,福来了”的说法,敬客时,首先要敬酥油茶,并摆上一个“西买日”(插有酥油花的炒面盒子)端上一盘大块肥肉,同时在肥肉上插一把刀子,然后用系有白羊毛的酒壶为客人斟酒,以表示吉祥如意。有的地方还有客人一到,首先要敬三杯酒,谓之“吉祥如意三杯酒”;送客时也要敬三杯酒,谓之“上马三杯酒”。饮酒时,有边饮边歌之习,以畅饮酣醉为快。如不能喝酒者,要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也可。

建筑

  土族建筑特点突出,别具一格。在农村,土族一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习惯将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房屋的围墙较高,墙内两面或三面建有房间,多以三间为一组,少数富裕人家则建有四合院。房屋为土木结构,屋顶平展光滑,上面可储放粮草。北面与院门相对的是正房,东西有厢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间,用木板做隔断,中间是堂屋,正面摆一个大红油漆木柜,上面供着神牌,放着祭品;左侧是卧室,火炕上放着火盆和炕桌,卧室的炕是暖炕,连着锅灶,烧饭的火可以暖炕,一般都住着家中的老人;右侧是储藏室或佛堂;东西厢房是孩子们的住室,角房用来作厨房、仓库、厕所、畜圈等。住宅的栋梁和门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绘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彩色花纹图案,鲜艳美观。各家都有庭院,在土语中被称为“日麻”(即庄廓),院内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厕所、菜园和打谷场。

  土族具有建筑和雕刻的传统艺术,土族地区古老的建筑物,如佑宁寺、互助县城的钟鼓楼、五峰寺等,都是土、藏、汉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上的佑宁寺是由许多殿宇、经堂、僧舍组成的完整建筑群,吸收了藏、汉建筑的特点和甘肃“河州砖雕”的艺术成就,其精工细作的木刻,陈列的泥塑佛像,充分显示了土族人民的建筑和雕刻艺术水平。土族群众还在住宅的墙壁上、寺院的栋梁和门窗上都绘画或雕刻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图案。

传统节日

  土族人民的重要节日,有农历正月十四日佑宁寺官经会、二月二威远镇擂台会、三月三和四月八庙会、六月十一丹麻戏会、六月十三和二十九松番寺和吐浑村的“少年”会、七月二十三至九月民和三川地区的“纳顿”(庆丰收会)等等,其中擂台会、丹麻戏会和“纳顿”最具民族特色。届时,除举行赛马、摔跤、武术和唱“花儿”等传统娱乐活动外,还举行物资交流会。一年一度的“纳顿”是民和县土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因为纳顿的狂欢起自农历七月,故也称为“七月会”。“纳顿”是以各个村社为主体的群体活动,从夏末麦场结束时,一直持续到秋天,历时近2个月,所以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纳顿”可由一村单独举行,亦可由两村联合举行,一村充当“主人”,而另一村为客人。当两村男性村民排成长列,扛着各色彩旗,敲锣打鼓地来到麦场时,“纳顿”的序幕就被拉开了。首先开始的是会手舞,这是由四五十人参加的大型舞蹈,会手们按老幼顺序排列。舞在最前面的是身着长衫,手执扇子的老人,他们往往是纳顿的组织者和纳顿舞蹈的传人。手持各色彩旗的年轻人和拿着柳条的孩子们依次跟在后面,队伍显得欢腾而壮观。在舞蹈的同时,主方不停地用大海碗给会手们敬酒,以此助兴,喜庆和欢乐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此外,土族传统的节日春节、端午节和汉族大同小异。但是互助地区的部分土族忌讳过中秋节,中秋之夜往往向月亮打一把灰。

纳顿

土族“纳顿节” :土族群众跳起欢快的鼓舞

  “纳顿”,在土语中是玩笑,欢乐的意思,是青海省民和县土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因为纳顿的狂欢起自农历七月,故也称为“七月会”。一年一度的纳顿是以各个村社为主体的群体活动。从夏末麦场结束时,一直持续到秋天,历时近2个月,所以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但它的起源,自古以来就被神秘气氛笼罩着。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纳顿起源的神奇传说。相传从前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土族木匠,皇帝也慕名召他去修建皇宫。三年后,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建成了,其壮观华丽前所未有。但恶毒的皇帝为了独享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竟然下令要杀害木匠。木匠连夜逃到家乡,组织早已不堪皇家虐待的乡民们造反起义。皇帝闻讯后派出大批军队前来镇压。机智的木匠灵机一动,立即让乡亲们敲锣打鼓,扛着制好的战旗,挥舞着已涂上染料的兵器,高呼“大好!”向村庄的庙宇走去。皇帝的军队大惑不解,村民们则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庆祝今年的收成,跳纳顿答谢上天的恩赐,于是军队便撤回去了。此后为了纪念这位机智的木匠。一年一度的纳顿就流传了下来,后来逐渐形成了现在庆祝丰收的活动。

  纳顿自农历七月十二日开始,可由一村单独举行,亦有两村联合举行,直至农历九月十五止,由东向西,最后回到中心地区而结束,最为常见的是两村联合,一村充当“主人”,而另一村为客,两村男性排成长列,扛着各色彩旗,敲锣打鼓,高呼“大好!”在主方村外麦场上会合,是最热烈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几十面大鼓被擂得震天响,伴随着沉稳有力的鼓声,会手们闪腾跳跃,在粗犷的高呼声衬托下,表现出健与美的雄姿。队伍一到麦场,拉开了纳顿的序幕。会手舞首先开始了,这是由四五十人参加的大型舞蹈。老幼按顺序排列,舞在最前面的是身着长衫,手执扇子的老人,他们往往是纳顿的组织者和纳顿舞蹈的传人。别看他们年过花甲,银须垂胸,可跳起舞来,却还是那么从容自如,步履强健。手持各色彩旗的年轻人和拿着柳条的孩子们依次跟在后面,他们摆动身子,左腾右挪,绕场而舞。舞蹈的动作虽然不太复杂,但整齐的舞步,谐调的跃动,伴随着有节奏的鼓锣声,显得十分优美。在舞蹈的同时,主方不停地用大海碗给会手们敬酒,以此助兴,人们在舞蹈中陶醉了,喜庆和欢乐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另外,还有未被确定的民族成份的人口,共73.4万多人。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在55个少数民族中:
  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18个民族,他们是: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等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为1600多万人。
  人口在百万人以下10万人以上的有15个民族,他们是:傈僳族佤族畲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仡佬族锡伯族等族。
  人口在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的有15个少数民族,他们是: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基诺族等族。
  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有7个民族,他们是: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珞巴族(按实地普查区域的人数计算)等民族。